研究：毛泽东因双重不满发动文革

　　中共头号党媒《人民日报》在5月17日凌晨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强调，《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在文革中功过三七分的评价已是定论，且不许翻案，告诫民众要以史为鉴，排除左右的干扰。《环球时报》在同一时间发表的评论文章也提到“网上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不足为怪”。

　　这两种说辞的背后，恰恰都反应了当下左右派在文革问题上、特别是在如何评价毛泽东上的，正在进行激烈交锋。双方争论的其中一个热点，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左派的代表性观点是，毛泽东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发动文革，以期从“大乱”走向“大治”；右派的普遍观点是，文革只是毛泽东权力斗争的产物。《炎黄春秋》前主编、天则经济研究院理事吴思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边的说法都对。他在接受多维新闻专访时表示，毛泽东发动文革一开始是出于对苏联“极权社会”与国内修正主义倾向的双重不满，到后来发展成对人性的改造。他的动机也许确实出于一个宏大的理想，但因为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最后在实践中彻底失败。

　　吴思认为，要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需要拉开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国当时学习苏联模式，而且主要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里，斯大林时代是标准的“极权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全面一元化，所有的权力集于领袖一人。而经过新中国前17年的实践后，毛泽东对这套制度不满意，他认为“极权社会”有一堆问题，比如领导干部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形成特权阶层，两极分化，“早晚要变成人民的敌人，被人民推翻”。况且，这种极权制度还不稳定，斯大林刚一死，赫鲁晓夫就开个秘密会议狠批他，“搞‘修’了”，资本主义有复辟的危险。

　　另一方面，在1960年、1961年的饥荒年代，刘少奇、邓小平等都表现出了对人民公社的批评态度，他们想搞“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在毛泽东眼里，在农村搞大包干就是要分田单干，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方向，“跟建国之前推翻的那个蒋介石的威权制度差不多”。“威权制度”也是西方政治学里的概念，意思是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动市场经济、建立法治、模仿民主。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包括中华民国，都是这么走的。如果回到威权，在毛泽东看来同样是资本主义复辟。

　　于是，在对苏联的极权社会以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双重不满的作用下，毛泽东试图往前走，超越极权制度，解决制度不稳定、贫富分化、干部脱离群众、特权阶层等问题。“这个旧制度的国家机器要砸烂，要建立新的秩序、新的组织、新的纪律，这就是毛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理想。”

　　“超极权制度”

　　在具体做法上，吴思认为，毛泽东想要建立一个“超极权社会”。“超极权”和“极权”的不同之处在于，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是三层，第一层是毛泽东、斯大林，第二层是党员干部，第三层是群众。领袖带着干部，干部带领着群众一起走向共产主义。毛泽东的“超极权”，将三层结构变成等腰三角形结构，毛泽东还在最上边，通过个人崇拜变成了“神一般的存在”，然后把群众“从最底层往上提一提”，把干部的位置“往下压一压”，用“大民主”的形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自下而上的让群众来监督干部。

　　毛泽东自己，则在干部与群众中间做一个“神一样的调节”，“这边强了往下压一压，那边弱了往起提一提，调整这个三角两条边的距离”。于是，很快他就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夺权，夺权之后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进行制度组织，即干部由群众选出来，群众随时可以罢免干部，且干部挣得工资相当于普通的技术工人的工资，看起来相当平等。

　　但是，群众夺权之后，毛泽东马上发现建立这个“超极权制度”遇到了问题和困难：地位提高了的群众，似乎并没有在监督着干部一起走向共产主义理想。“这些群众有非常强的愿望去追求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奖金、更好的福利、更多的旅游、假期等等一堆权利”。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很容易理解，而毛泽东称之为“经济主义倾向”，要求大家都回到干革命的路上来，不要去追求物质利益。

　　把“经济主义倾向”压下去之后，毛泽东发现群众内部开始分裂，一派是保护原来的干部，一派是批判原来的干部，两派都想掌权。他发现群众不是他心目中的群众，出于对群众的不满，提出“在思想上夺权”，要让群众在夺权后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头脑，把资产阶级思想去除掉，这就是“斗私批修”，“不要追求物质利益、不要追求权力，要一心为公干革命”。

　　既然群众不可靠，毛泽东觉得还是得依靠干部，于是“把群众、造反派往下压了压，把干部往上提了提”。干部提上来后，他又发现干部开始对那些贴他们大字报的造反派进行打击报复、严厉清算，他觉得太过分了，破坏了“超极权”的基本结构，“你把那些人（造反派）全消灭了谁来监督干部啊，他就又把干部压一压，群众再提一提，来回调整结构”。吴思认为，毛泽东的“超极权社会”其实更加不稳定，三角形的两个边来回调整，进两部退一步，纠缠着一点点往前走，“他希望能熬出来。当然，这个制度最后也没有熬出来。”

　　改造人性

　　同时，毛泽东要求干部和群众要一同改造思想，推出了“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五篇”（在“老三篇”的基础上再加上《反对自由主义》和《关于纠正党内的几种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几种思想》这两篇文章当年改造了红军的思想，把一支农民的军队变成了工农红军，他觉得用同样的方式也可以完成对群众和干部的思想改造。”

　　但是，把这五篇文章背的滚瓜烂熟就能真的做到“灵魂深处闹革命”了么？私利的欲望就能消灭掉了么？吴思指出，毛泽东到这个时候已经提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就是彻底改造人。“他要创造一个新的物种，像蜜蜂一样，像蚂蚁一样，他不接受人类现在的这个样子，不接受人性，他蔑视人性，认为这是一定要改造的，人人都要成为雷锋那样大公无私的人，这样才能支撑他那个超极权的结构。”毛泽东对于文革的动机已经不是“双重不满”、“超极权制度”那么简单了，他把社会改造提到了人性改造、人类再造的高度，“毛自己成了上帝的身份、造物主的身份。”

　　毛泽东试图建立的超极权结构，按照他理想运行的条件，只有人性改造成功，超极权三角才能稳定，超极权制度才能通向共产主义。可人性是千百万年进化的结果，真能改得动吗？吴思表示，如果毛泽东自己是大公无私的，大家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上帝、神；如果不是，他这么要求别人，不就是谎言、伪君子么？“至少我们知道，他对于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历史地位，也就是名，还有饥荒时期对食物的挑剔，看起来他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不能免俗。” 于是，这种对人性改造的超极权的根基就带有了让普通人无法接受的虚伪色彩。“或者他自己是真诚的，那就是他自我反省程度不够，没有认清这东西本身的不可靠和荒谬。”

　　吴思最后总结道，从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上升到了一个宏大的理想，“你可以说它可爱，但是它可行吗、正常吗？从这个角度讲，人们会认为他简直是疯了。”在实践中，毛泽东建立“超极权社会”、改造人性的尝试也彻底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