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反常的反应是挫败感的流露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近日访问了加拿大，因加拿大记者的人权提问大动肝火，日媒认为，王毅的外交小插曲，反映的其实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大挑战。

　　日本《外交学者》6月13日在题为《两位外交官的故事：中国的软实力难题》的文章中称，在过去的几周之内，两位外交部长的表现引起了中国公众的注意。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广泛流传的一段视频剪辑片段里，沙特阿拉伯外长朱拜尔（Adel Al-Jubeir）指责了西方记者关于ISIS和伊斯兰教之间固有联系的问题。

　　另外一个故事是，中国外长王毅对于加拿大记者提到中国人权问题时做出的反应。两位外长都遭遇了西方媒体的尖锐提问，中国媒体把焦点放在两位外长不同的处理方式上面。

　　沙特外长冷静、沉稳且坚定地否定了ISIS本质上是伊斯兰教的命题，通过各种证据，他以西方民众更易接受的语言打破了记者提出的命题逻辑。而另一方面，王毅在与加拿大外长的会谈中指责记者带有“偏见和歧视”并质问记者是否去过中国。

　　很明显，他因该问题感到十分不悦，他过分带有不良情绪的回答大概并未在西方媒体中引起任何好的反响，甚至一些中国民众也不会给予好评。这个小插曲反应了当今中国面临的一大外交政策挑战。

　　西方人对于中国崛起的评价只有两个：威胁和机遇。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西方资本和跨国公司提供了机会，但是这种伴随着中国从经济大国变成民主政治大国希望的“机遇”已被证明只是一个虚假的承诺。由于无法满足这种希望和期待，中国的持续崛起引发了西方的民粹政治家，战略分析家和大众媒体的恐慌。对他们而言，中国威胁论现在变得更加确定，因此，加拿大记者康诺利（Amanda Connolly）的提问并不只是个人偏见和歧视，而是源于中国崛起对西方的巨大影响。

　　作为中国的外长，王毅对于类似言论其实并不陌生，他这种少见的外交反应不管对错都是一种挫败感的体现：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这次事件只是以上两种观念相冲突的一个生动事例。

　　长期以来，中国都认为国际话语权平衡不利于其的发展。近几年，中国一直通过鼓励高端智库的发展、在海外推广建立孔子学院等，加速向世界证明自己的重要地位，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

　　原因之一是中国领导人很少明白这种语言上的你来我往并不只是吵架，其本质不仅仅是记者或者新闻媒体所策划出的阴谋，而与社会认同度深深联系在一起。西方社会如何看待中国所反映的并非个人偏见或歧视，而是西方人如何看待自己。

　　另一原因是北京“三心二意”的软实力外交。中国越来越倾向于软实力和话语权理念，这种理念认为硬实力仍是使国家屹立不倒的王牌，甚至一些久经世故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都这么认为。他们相信，中国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硬实力，并最终会发展出软实力。

　　话语权问题还是归结于中国想要在外部世界树立何种自我形象。如果社会民众持续对政府硬实力产生恐慌，例如雷洋案，那么该国家势必很难树立让人信服的境外软实力印象。随着中国开始步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其应该在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开始提升其国内威望。

　　中国著名共产党历史学家章百家曾表示，中国一直通过改变自身来改变世界，同理，中国通过改变自身国际形象来改变世界印象的理论应该也是适用的。

　　《华盛顿邮报》6月2日刊文称，王毅所说的核心内容并不新鲜，令人惊讶且露骨的是，王毅让自己看起来被惹怒了。文章还说，鉴于限制性的安排，王毅本可以作令人厌烦的长篇发言，按照自己的稿子讲话，避免后续问题。然而，他却失去了自己的冷静。

　　《赫芬顿邮报》则刊文称，在发表这番批评时，很明显，王毅看起来很生气。

　　《华尔街日报》则刊文称，这并不是中国官员首次怒斥记者，2000年，时任主席江泽民也斥香港记者“太肤浅，有时候幼稚”。

　　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6月6日刊文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加拿大记者在人权问题上的口角之争是没有必要，也是不得体的。一次同记者的小小的口角之争没有必要地演变成了一次外交事故。（东坡 朝露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