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选宁哥哥当省长被称世袭

　　李瑞环在谈到叶选宁长兄叶选平时曾说：“我对他比较熟悉和了解，他是‘三八式’(1938年的干部)，留苏学生，今年60岁。解放初，他是‘一机床’的总工程师……我那时当木匠。要比起来，他文化水平比我高，参加革命比我早，为什么我能当天津市市长，他就不能当广东省省长?”他接着气愤地说：“说我们的干部废除终身制，现在又来个‘世袭制’，这是没有根据的。”本文摘自《中华之魂星辰谱——人生的冷暖》，作者《中华之魂》编委会，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叶选平是中国共产党开国元勋叶剑英的长子，是脚踏实地、勤奋努力，从工人、专业技术干部走上仕途的，在事业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平常人。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忌讳，好像不该理直气壮地实事求是地钦佩、赞颂、评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不能如实地反映他们的子女为人民做出的功绩。谁要说了实话，就好像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似乎只有忘恩负义、不要祖宗、目空一切、不讲事实的人，才算符合当今潮流。那种说什么：“他们是踏着‘打江山’的父辈为他们叠好的阶梯平步青云的‘太子党’”;什么“豪门后代多权贵”;什么“叶剑英家族红透半边天”;什么“叶选平是属于难以走出父辈的荫影的第一梯队，是‘喝延河水长大’、‘喝伏尔加河水成才’的‘太子党’”……

　　也有人撰文说：“叶剑英家族是中共所有元老的家族中最为昌盛的一支，其子女在中共政坛上多居高位，或坐镇中央经济殿堂，或把持南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或在军队中官居要职……其长子叶选平辞去历任十年的广东省省长，但换来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乌纱帽，从地方诸侯走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这种信口胡说，任意向革命者后代身上泼污水的人和事，似乎成了当今社会某些人迫寻的热点和时风。说假话者像英雄，传假话者像在主持正义，而说真话的人却往往会有老鼠过街之感，虽然如此总还是堵不住说真话人的嘴。

　　“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毛泽东主席对叶选平的父亲叶剑英元帅的评价。

　　1976年10月，在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力挽狂澜，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迎来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

　　作为叶剑英长子的叶选平，虽然父辈允辉的经历和丰功伟绩使他备感自豪，但也使他无形之中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前进的动力。高干子女是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的，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看法和舆论。

　　1985年月，叶选平第一次当选为广东省省长，他对记者说：“我本来是一名技术干部，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当省长。”那年他61岁，已经在科学技术领域工作了近4O年。

　　1924年11月，叶选平出生于广州，后来回到故乡梅县雁洋下虎村。从梅县沿梅江东下60公里的一个小村落，留下了少年选平美好的回忆和足迹。选平的家乡依山傍水，风光十分绮丽。青翠的田园山色使人陶醉，傍晚动人的牧歌令人着迷，在选平幼年的记忆里，家乡就像一个童话仙境。

　　少年选平离开家乡后，那浓郁的乡情始终不泯。几十年后，作为广东省省长的叶选平回到家乡，点点滴滴的童年记忆是脑海中那道抹不去的风景线，那份故乡的恋情几经风雨不变，还是那般的真切和炽热。

　　叶剑英戎马倥偬，转战南北，长子叶选平和父亲难以相见。直到1939年，抗战烽火已全面燃烧了两年，15岁的叶选平经过长途跋涉，才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走进了革命的行列。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安排在重庆的100多位革命同志去延安。他们分乘5辆大卡车，从重庆向延安进发，带队的是八路军的少将高参边章武。叶选平与蒋南翔、蔡诚、李鹏等编在一个队里。叶选平比李鹏大4岁，担任随队的警卫员，还配发了一支盒子枪，好不威风。选平到延安后，才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亲叶剑英。

　　3月，叶选平、蔡诚、李鹏等，都被送人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由于蔡诚、李鹏年龄比选平小，文化程度低，人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学部补习班学习。叶选平人大学部机械工程科专攻机械工程学。从此，选平与机械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9年5月，自然科学研究院在延安南门外杜甫川成立。1940年1月，为了培养科学技术干部，将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使之成为一所进行教育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高等学府。

　　自然科学院由中央文委领导，第一任院长李富春，第二任院长徐特立。选平人学时，自然科学研究院刚刚改成自然科学院，院长由徐特立先生担任。选平是自然科学院第一批学生。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不管是出国留学的还是没有出国留学的，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在青年时代便都具有一种钟情于政治、偏重于军事的癖好，这癖好或许正是革命前辈能成功地率领百万农工大军夺取天下的原因。

　　但革命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对自己的子女和亲近者，已开始强调自身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不足。例如毛泽东在1941年1月31日给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也许基于这种心理倾向吧，毛泽东等老一辈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以后，把自己身边亲近的人和子女送进了自然科学院。与叶选平、蔡诚、李鹏等先后人自然科学院学习的还有：毛泽东最喜欢的警卫班长翟作军以及彭士禄、林汉雄、谢绍明、李伦、戚元靖、曾宪林、黄毅诚、崔军、李冬等。

　　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徐特立于1941年10月提出了科学教育机关、科学研究机关和经济建设机关三位一体，是科学正常发育园地的思想。他认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应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工厂、农场密切联系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并由这些单位共同组成一个“学校管理委员会”，使工厂、农场的负责人都作为主人翁参加进来，彼此商谈，学校也可以按照工厂、农场等单位的需要来培养人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院非常重视实习课教学，全院师生经常和有关经济建设机关联系，采取多种方式，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工作。

　　叶选平在自然科学院学习期间，学院特别重视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学校领导和教师十分注意教育对象，根据每个学员的文化、觉悟程度，个人经历和斗争经验，工作能力与生活习惯，因材施教。

　　自然科学院始终贯彻新的教育方针，一切教育的组织领导、课程设置、教学形式等，都是从学员的实际出发，着重提高学员的科学文化知识，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自然科学院十分强调毛泽东提出的“只有科学是真学问”的原则，让学员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在思想上、行动上、生活上得到实际锻炼。

　　自然科学院设在革命圣地延安这个大环境中，学员不但接受了革命热情的熏陶，而且得到了实际精神的锻炼。在教学方法上废止注人式，采取启发式;以课堂教学为主，重视课外辅导和实习;提倡自学法与讨论法相结合。尤其是在教学和生活上，实行民主生活和民主管理相结合，相辅相成、互为依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密切教学员感情、增强师生间团结。在这样的环境里，选平学习生活3年，按时学成毕业。

　　选平毕业后，进延安中央军委工业局晋绥边区第一机械厂工作了4年。他和工人、专业技术人多一块，同吃、同住、同劳动，把学到的理论知识，用到工作实践中去。遇到问题，找工人师傅请教，与科技人员商量研究，使他对机械工业十分熟悉，很快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技术专家和通才。

　　1945年，选平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时年刚满20岁。他在解放战争中又经过实际工作的磨练，思想更加成熟。

　　1949年，组织上又把选平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短期培训。其后，选平被派到当时中国最大的机床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担任车间副主任。他在工作中刻苦钻研、联系群众，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

　　1951年，选平被选送到苏联学习机械学，进修机床专业。苏联是一个重工业大国，是我们进行经济建设学习的榜样、老大哥。选平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克服重重困难，特别是语言上的困难，与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将一切时间和全部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异国他乡美丽的风光他无暇留意，精美佳肴他无心品尝，轻歌曼舞他无意观看……在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学好本领，早日报效祖国。

　　1954年，选平圆满地完成学业后，迫不及待地登上归国的火车。在他鼓鼓的行囊里，装的不是华丽的服饰，也不是异国的特产。那满满的沉重包裹里，装的是他三年来呕心沥血积累下来的学习成果和科技书籍。他清楚地知道，只有这些东西，才能改变新中国落后的机械工业，才能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尽己所能。

　　选平回国后，带着新的学识和技能，又回到沈阳第一机床厂，任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他将学到的理论放到工作的实践中，去检验、去创新、去改进管理、革新技术……

　　1962年，叶选平调往北京第一机床厂任总工程师、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他把在沈阳的工作经验和先进技术也带到了北京，进一步在实践中发扬光大。

　　1972年，选平调到北京机械管理局担任领导职务。在南下广东之前，选平调任国家科委三局任局长。

　　在已经过去的30多个春秋里，选平一直战斗在机械工业的第一线。他不但目睹、而且亲自参与了中国机械工业从弱小走向壮大的实践，从一穷二白变成硕果累累的艰难历程。每当回顾这一切，选平的心中总是升起一种自豪，因为他不仅参与了，而且尽力了。当选平担任省长职务后，还常常对别人说：“我本来是一名机械匠，是一名技术干部，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当省长。”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容易将名人的后代所取得的地位和成就与其父辈相联系。实际上，由于选平在中国较早地接受了专业教育，在生产企业单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中国改革开放、提倡专家治国时，像选平这样由延安精神哺育的懂得科学技术的专家，正合时代之需要，顺应历史之潮流而涌现出来。然而，世俗之偏见，却给他带来了不少压力。

　　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在谈到叶选平时曾说：“我对他比较熟悉和了解，他是‘三八式’(1938年的干部)，留苏学生，今年60岁。解放初，他是‘一机床’的总工程师……我那时当木匠。要比起来，他文化水平比我高，参加革命比我早，为什么我能当天津市市长，他就不能当广东省省长?”他接着气愤地说：“说我们的干部废除了终身制，现在又来了个‘世袭制’，这是没有根据的。”

　　1979年，叶选平由北京调往广东省任副省长兼科委主任。回到家乡的选平对新的任命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能够亲手为家乡人民做点贡献;忧的是自己长期搞技术工作，担任政府部门领导怕干不好，辜负乡亲们的期望。

　　选平上任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直接促进“广东省计算机中心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兴建。这座科技信息中心于1979年开始筹建，因开支庞大，加上有关人员对实际功效的疑虑，使其搁置了将近一年。直到叶选平上任后，在他的力主之下，这个中心才在1982年动工兴建，1984年顺利完工。这一坐落在中山堂西侧的16层大楼，通过国际卫星通讯网络，联系着世界三大数据库，用户能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内，查到世界机载信息量的75%，为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广东核电站的建设，选平也在其任副省长时费了颇大的心思。由于当时我国尚无筹建大型核电站的经验，所以在研究可行性时，专家们对于广东兴建与否、经营方式、采取何种反应堆型、发电机组的装机容量等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选平面对诸多尖锐、敏感的问题，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亲自研究各种相关技术资料，进行测算，在认真对比分析后，取长补短，拍板定案，并作主聘用外籍专家担任经理，负责核电站的建设与经营。

　　事实证明，选平在副省长的岗位上，干得很出色。广东的经济腾飞就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诚然，广东的迅速发展首先是依赖于党的开放政策，但选平抓住了时机。

　　1983年，选平担任广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34年前，他父亲叶剑英曾率干部南下，广州解放后，任市长兼广东军区司令员。父子先后在同一个城市任市长的，在中国实属罕见，难怪选平有压力。

　　1985年，已过花甲之年的叶选平晋升为广东省省长、省委副书记。他经过调查，认识到当时价格体制处在一种扭曲状态，必须理顺价格才能使企业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他首先拿广州市开刀，经过一段市场调节，流通逐渐通畅起来，价格逐渐趋向合理，使广州市的价格改革在全国率先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1988年1月12日，在广东省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与会广东省人大代表投票选举时年已64岁的叶选平连任省长。结果在750张有效票选票中，选平获得了746张，这是家乡父老对他10年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

　　选平在行政领导工作中，充分体现出了作为科技工作专家的特色。长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经历促使他对工作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事事做到心中有数。每遇重大决策时，他必定去现场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在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才拿到会议上经过集体讨论，取得大多数一致意见，再拍板定案。

　　选平的民主作风，在广东省也是有口皆碑的。但叶选平对工作要求极为严格，广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说，给叶省长办事不能马虎，他考虑问题深刻周到，向他汇报工作时，经常要说出确切的数字，不能用“大概”、“估计”、“可能”之类的含糊不清的词语。

　　作为一省之长，选平非常注意工作艺术，把主要精力放在广东省经济工作的宏观调控和长远发展的筹划上，力求使广东省的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对于省里的具体工作，则放手让其他副省长去分管。他反对那种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工作方法。他常说：“在企业工作时，有人说我对小事抓得太细，抓大事的魄力不够。到省里以后，我就一直在琢磨，不要把大事给耽误了。”

　　1988年，选平亲自执笔，分别给全省各市长和省计委、科委写信，要求他们对经济的管理要加强宏观调控，要逐步建立起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体系。他在信中说：“一是要量力而行，二是要量力而出。治家是这样，治国也是这样。”在中国共产党七中全会期间以及外省一些负责人来广东参观考察时，有人问叶选平怎么可以这样清闲，不像外省的负责人那样忙得要死?选平笑着说：“我信奉的是懒人哲学，具体事由其他副省长去干。”

　　有人说，选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党的方针政策吃得透并有预见性。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广东省早就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因而很快就能够适应并建立起新型的政府与经济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10年，也是广东省经济飞速发展的10年。在这期间，选平的敏锐眼光和务实精神，使广东省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既稳妥，又灵活。他在广东省的政绩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肯定。

　　当时，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性的改革开放形势下，当挑战同机遇并存，成就和困难共处的情况下，整个国家是“形势大好、问题突出、大政方针已定、有待落实”。令人不可忽视的是：在世界上国际共运处于低潮，只有我国和几个小国还在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特别是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积极推行“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战略;在国内则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现实的激烈碰撞，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过程中，都产生了某些双重效应，在社会上则发生了一种“多元化”趋向。党内反腐败斗争的深人，某些大案要案的揭露，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让人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孤立的个别人品德问题，而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必须治标治本相结合，必须从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上找原因、想对策。所有这些，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上则是振奋和疑虑并存，而疑虑的焦点则是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误解、曲解、不理解。甚至有人公然鼓吹，瓦解公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政府和公务员职能的非政治化的无党性原则;主张取消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宣扬牺牲精神文明，才能换取物质文明的二律背反的观点;全盘否定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和功绩等。由于引发人们思想疑虑的原因是复杂的，特别是存在某些理论和现实之间相互背离的现象，从而使社会上包括在党内滋长了一种淡化政治、淡化理论、淡化党性的思想情绪和倾向。

　　在这种时候，党需要的领导千部不仅是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必须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善于治党治军治国的政治家。用毛泽东形象的说法，“要成为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所谓顶天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所谓立地就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在这些方面，应该说选平是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