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时间7月25日，郭伯雄案在军事法院开庭宣判。这位中国军方前要人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上将军衔。至此，中共十八大后被拿下的数名“副国级大老虎”已经大多被判刑，尽管对中国来说，一场风波似乎已经暂告一段落，对西方观察人士来说，如何判断这场审判的意义就成了最后的难题。
不可否认，在不少西方观察家来眼中，中国的问题可能仍难以脱离“权斗”之类的传统视角。但在郭伯雄案件的处理和审判上，也已有相当数量的媒体和观察家认为此案应该就事论事的去处理。甚至还有一小部分西方媒体终于认识到了郭案与中国的“政治规矩”之间的联系。这对于正在尝试了解彼此的中国与西方世界来说，应该是一个正确的信号。
“郭伯雄案”的刻板成见
2016年5月3日郭伯雄案立案，两个月后此案终于有了结果。根据军事法庭方面提供的信息显示，郭伯雄曾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或者调整，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并基于此判处其无期徒刑。不过，伴随着郭伯雄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真诚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得以全部追缴。此案也便就此告一段落。
郭伯雄得到判决之后并不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这一事件正在为外界显露出一个观察中国社会的绝佳机会。以至于多家西方主流媒体都将其作为25日的一则重要新闻加以应对。譬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就在当天专门刊发了其驻京记者杉丽雅（Celia Hatton）的一则短评。称“认为郭伯雄的裁决属意料之中”，更强调“习近平试图打造一支只对他效忠且更加清廉的军队，郭伯雄案可视为对所有新晋军官的警示”。
的确，一看到中共要人落马，外界还是忍不住要去联想一下苏联式的“肃清”（purge）。BBC还是只在报道中加入了具有倾向的短评，其报道核心还是强调这是在习近平军队改革期间的一起反腐事件，在德新社等媒体中，此案就成了一种“eliminate political rivals”（清除政敌）的手段。在日本，该国包括日本放送协会及《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在内的几大报纸更异口同声的表示“习近平进一步巩固对军队的掌控”云云。
对于更多的媒体来说，比起继续瞩目于“权斗”，如何就事论事的面对这场事件已经成了一种更常见的态度。譬如美联社在25日的报道中就开门见山的指出郭伯雄是因受贿而系狱。路透社也在同日谈及了此案中的反腐因素。英国《每日邮报》虽然也谈及了郭伯雄在胡锦涛时代的身份，但更强调了郭伯雄在其职位上的贪腐情况。在有了近年来应对反腐的经验后，西方媒体也并非像以前一样大惊小怪了。
新常态下的政治规矩
西方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在外界很多人看来，中共似乎常不按“套路”出牌，但又充满“套路”。随着时间演进，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已经在逐渐减少。毕竟，在政治转型、反腐肃贪的压倒性力量面前，对已经有了“政治规矩”的北京来说，既然已经有了新的参考对象，继续按照此前的刻板成见来加以面对就显得有些不智。
事实上，就在小部分媒体和观察家沉浸于权斗无法自拔，相当数量媒体聚焦于受贿案件的金额惊人时，也有些西方媒体开始从“政治规矩”的角度开始审视郭伯雄案件的意义何在。譬如《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就在其报道中专门引述了一篇谈及“郭伯雄、徐才厚到底挑战了哪些底线”的中国媒体报道，借此强调“西北狼”的倒台固然与其贪污数额巨大有关，但关键还是“触犯了政治底线”。鉴于郭伯雄的行为“完全丧失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把手中权力当作聚敛钱财、收买人心的工具”，“把党纪军规当儿戏”，他此后的结局就显得理所当然。
必须承认，“政治规矩”这个概念中共已经推出一年有余。2015年1月13日后，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说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进而在16日的常委会上提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这也逐步成为“新常态”之后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又一个关键字眼。当这个字眼已经在令计划案中起了足够大的作用时，在郭伯雄案中，观察人士恐怕就不能继续回避这个细节。
目前，随着“西北狼”郭伯雄被宣判，中共十八大后拿下的五个副国级“大老虎”已有四个定案。郭伯雄的宣判，正是中国向外界披露自己的反腐和党建均有法可依，经得起推敲的证据。虽然仍有一些观察家不能读出中国的意图，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分析人士开始跟的上习近平的思路，进而在新常态下的中国判读未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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