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红卫兵宝书在手，红日在胸，不但笑傲江湖而且笑傲世界，一切都不放在眼里，都可以成为批判的靶子，诺贝尔奖自然也逃不掉挨批的命运。
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批判道：诺贝尔文学奖，名为文学奖金，实际上却是国际反动资产阶级网罗走卒，收买败类的政治工具。法国资产阶级作家萨特一语道破了它的反动本质。他说：这是“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荣誉。”事实也是如此。从一九〇一年开始颁发诺贝尔奖以来，中选人物无一不是资产阶级的宠儿，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红代会新人大公社沙杨桂《东方的叛徒历史的罪人》，《文艺革命》第二期，1967年7月8日，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文艺分会主办）
还有的红卫兵批判说：诺贝尔奖金（又名“反共产主义”奖金），以瑞典大富翁、企业家诺贝尔（1833—1896）的遗产为基金设立的奖金，内分物理、化学、生理、文学等几个方面。奖金的发授权一直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里，成为反共反人民、收买走狗和奴才的经费。其文学奖金从一九〇一年发授起，到一九三三年都是颁发给西方作家反动文人、反革命学者。一九三三年开始则第一次发给俄国作家蒲宁，此人极端仇恨伟大的十月革命，曾叛国逃往巴黎，接着一九五八年发给反共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反革命叛徒分子帕斯捷尔纳克。一九六五年当发给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鼻祖、大叛徒肖洛霍夫时，他受宠若惊，向帝国主义大摇其哈巴狗的尾巴，到处演说，感恩不尽。（《诺贝尔奖金》，无署名，《红旗电影批判井冈山》联合版，1967年7月15日，北航《红旗》报等主办）
红卫兵批判诺贝尔奖金，可能源自江青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批判。《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莱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
肖洛霍夫1965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他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被造反派称为“大毒草”。红卫兵说：“肖洛霍夫身上散发出了浓烈的反革命气味，因而博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欢心和青睐。一九六五年十月，瑞典科学院把专门为收买‘东方叛徒’的、被称为‘反对共产主义的诺贝尔奖金’授给了肖洛霍夫。身为苏共中央委员的肖洛霍夫对这笔奖金垂涎三尺，他几次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奖金。”（《打倒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肖洛霍夫》，《向文艺黑线猛烈开火》第314页，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1968年4月编印）国内几乎所有报刊都发表了批判肖洛霍夫的文章。红卫兵报刊上还发表了许多讽刺肖洛霍夫领诺贝尔奖金的漫画。
面对来自中国的批判，肖洛霍夫是什么表情？1966年5月，他访问日本，听说中国正批判他，一笑置之，悠悠然钓鱼去了。几天后，又有记者问：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说您是“叛徒”的文章，您如何看？肖洛霍夫答：对这个嘛，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用一句俄罗斯谚语来说就是，任凭野狗狂吠，马却安然向前。（日本《朝日新闻》1966年5月15日、27日）红卫兵对此批判道：“1966年5月，肖洛霍夫访问日本，在访问期间，大放其毒，丑态百出。……他对中国人民对他的叛徒嘴脸的揭露和批判，恼羞成怒，暴跳如雷，肆意污蔑，恶毒攻击。肖洛霍夫在日本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这个叛徒已经坠落到何等地步！”（《送瘟神——全国111个文艺黑线人物示众》，原中国文联批黑线小组1968年9月编印） 胡庄子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