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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中国内地多个省份更换省委书记,提前为十九大换届布局,这当中有些调整颇具看点,譬如现年61岁的浙江省委副书记车俊。众所周知,王岐山曾经以“救火队长”闻名,而车俊也数次被外界舆论冠以“救火队长”的称谓。
而且,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浙江的干部向来外调几率较大,但外地干部调入浙江的机会并不多,而车俊入浙,是成为浙江省委常委会班子里少有的从外省空降的常委。伴随着此轮调整,车俊极有可能出任浙江书记。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他从陕西延安一名普通下乡知青成长为中共最高行政当局的核心决策者之一,很多评论认为这是他曾数次临危受命处置非正常问题,故此能够的到中央的认可,担此重任,王岐山也以“救火队长”闻名。
而刚调任浙江当省委副书记的车俊,与王岐山颇有相似之处。比如,车俊历任安徽、河北、新疆三省份省部级要职。在2008年车俊也受到了挑战,当时河北石家庄爆发“三鹿毒奶粉”事件,引发全国上下一片声讨。时任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因对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而被免职,关键时刻,车俊作为“救火队长”兼任石家庄市市委书记。上任当天,车俊就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致歉,并表示要把处置好三鹿奶粉事故作为头等大事。
到了2010年5月,距离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事件发生不足一年,车俊又被派往西部,接替调任国务院三峡办主任的聂卫国,出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新建集团董事长。由此可见,车俊的这两次临危受命,显示中央对车俊能力的贊赏。
同年8月,车俊再兼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成员,时年55岁明确为正部长级。2012年,身兼多职的车俊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从车俊的为官仕途来看,冠以其“救火队长”之名的美誉毫不为过。
直到2015年4月底,任职五年的车俊卸任兵团书记、政委,专职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另一党委副书记韩勇接任兵团书记。
值得注意的是,近一年来,浙江共有4名省委常委外调任要职。但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浙江的干部向来外调几率较大,但外地干部调入浙江的机会并不多,而车俊入浙,是成为浙江省委常委会班子里少有的从外省空降的常委。
“救火队长”仕途不容小觑
如今,在中国的政坛上,“救火队长”的两种主要模式,一是上级空降;二是异地调任。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士都应知道,在中国的官场中的省、市、县各个层面,党委书记是执掌一方的“一把手”,也是当地政坛的“中心”。
浙江杭州是习近平主政故地
因此,党委书记的非正常变动尤其是反腐进程中有贪官落马,对当地政坛乃至经济社会影响极大,而此时临危受命接掌局面的人选,需要谨之又慎,必是上级极为看重、能够镇住局势、有序收拾残局、带领当地走出阴影的任务。
由于身负重要使命,“救火队长”这一角色往往成为官员日后升迁增添重要砝码,甚至有时候选择“救火队长”之前,中共高层也往往优先考虑已列入重点培养对象的后辈干部。
若是盘点中国政坛近20年的“救火队长”,分量最重的尉健行、习近平、张德江莫属,三人分别救了北京、上海、重庆三大直辖市的“火”。199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落马,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兼掌京师。
十年之后的200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在市长韩正代理书记4个多月后,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于2007年3月调任上海市委书记。
而在2012年这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时间节点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紧接着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空降山城。
不难看到这三位“救火队长”分别在中共十五大、十七大、十八大当选政治局常委,跻身中共最高领导层,若从模式上来区分,尉健行、张德江属于上级空降,而系习近平则属于异地调任。
总体而言,从“救火队长”的来源方面,空降模式属于最常见。其原因显而易见,来自上级机关,代表上级权威,这对于处置好权力非正常换挡的善后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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