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邓相超，毛左大获全胜？

　　邓相超的“辱毛风波”发酵到这个地步，着实让人有些惊讶。

　　一个社群当中，将开国领袖的名誉作为最大的政治正确之一，这本身无可厚非。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付出代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民革委员赵克罗曾为自己的辱毛言论道歉，著名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在发表了对毛泽东的极端言论之后基本失去了公开发言的空间与机会，2012年时一位老人因为对“毛主席我们想念您”的标语有不同意见，甚至被北航教授韩德强扇了两个耳光。

　　最近的、也是最严重的例子，就是前央视主持人毕福剑。一段偷录于酒桌上的视频，让他彻底消失在公共视野中。

　　而相比上述几位的主动发声行为，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的“罪行”要轻一些，他转发了一条涉及辱毛言论的微博。相关新闻刚刚曝出的时候，邓相超声明有人盗用了自己的微博账号，同时致歉并关闭微博。山东省政协随即宣布免去他的省政协委员职务，山东省政府也宣布免去他的政府参事职务。当时有网友感叹“又有了人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有毕福剑的前车之鉴，官方对于邓相超做出怎样的处理，应该说都在舆论的预期范围之内。然而一群“毛左”的出现让事情的走向变得不一样。

　　就在官方对邓相超做出处理的前一天，一群人高举毛泽东画像与“打倒汉奸邓相超”、“打倒邓贼”等标语来到山东建筑大学示威。有人手举“坚决捍卫邓相超教授的言论自由权利”的小横幅针锋相对，结果遭到示威者的群殴，另有几位试图劝解者也一同遭殃。而据被打者描述，一些警察就跟在示威者身后，但发生肢体冲突时警察并没有对几位被打者做出有效防护，事后也没有对打人者进行追究。

　　大陆官媒对邓相超事件的报道只限于官方解除他政协、政府的公职，以及学校对他的处分与强制他退休，但“毛左打人”的情节经过国际媒体的报道，左右双方已经在社交网络上吵的沸反盈天。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指出打人的“毛左”涉嫌寻衅滋事，并认为山东省政协、政府与山东建筑大学做出的处罚决定“十分离奇”，程序正义存在疑问。

　　有“异见”背景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则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又一次侵害。毕业于北大法学院、曾因记录片《百年宪政》获刑的沈勇平发微博质问“一个大学（的党委）有什么权力判定一个教授的言论是否对错？”法律学者张雪忠也表示中共党组织对党员进行党纪处分是正常的，“但一所大学以‘发表错误言论’为由，对一名教授进行行政上的处分，这种钳制言论的恶行必须受到强烈谴责！〞

　　更有学者认为邓相超事件并不单纯，从毛左“围攻茅于轼，揭发毕福剑，再到围攻邓相超”，走向“越来越严重”，“似乎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风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表示，“毛左一闹，当局就要处理人”，“这是鼓励毛左闹事的节奏”。大陆学者笑蜀认为，“各方对毛左的恐惧、纵容和利用，令毛左持续坐大，其绑架社会、绑架国家之势愈来愈咄咄逼人，再不正视，不遏制，下一步必会升级”。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乔木则在BBC上发文指出，因为观点不一致就动辄“组织围攻、人身揪斗”，这和文革时的做法有何区别？“有些人不愿承认毛的错误，变相为文革翻案，就是想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动摇现实政治，梦想回到过去。”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曾有观察者指出，大陆的自由派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公共领域处于“沉默”、“消失”的状态。

　　不过大V当中并不都是声援邓相超的观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法天将邓相超归入“只会嘴炮的推墙党”，认为他的言行属于“违宪”，只撤公职不追究法律责任的处理结果已是“轻的”，根本谈不上“言论自由”，更指邓相超“敢做不敢认”的行为是“最让人看不起”的“怂”。

　　在普通网友当中，同样存在激烈的争论。有相当多的网友认为辱毛言论不可原谅，毛左们打人是“正义群众填补了法律缺位”。更有网友“请中央做主”，严惩邓相超等人“传播反华言论”、“发动颜色革命”的行径。

　　而支持自由派的网友则对左派要求审判邓相超的言论反唇相讥：“你们代表人民直接处决他就行了，你们还需要司法？真是笑话！”还有自称是邓相超学生的人发表一篇正话反说的文章《可恶的邓相超》，历数邓相超培养学生独立人格、热心公益慈善、不追名逐利、认真履行公职、曾多次写出有价值提案等不同侧面，获得无数点赞。不过，这篇文章在大陆社交媒体上已经悉数被删除。

　　“邓相超事件”也引发了国际媒体的集中关注。有香港媒体表示，官方用实际行动宣示了“文革可以批评，毛泽东不能说三道四”的底线。一家台湾媒体更进一步的说，严办邓相超显示出“大陆官方已拉开整肃教育、科研、文化领域知识分子的序幕”。而一些西方媒体则猜测“处理邓相超不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决定，肯定得到了中央的同意”，“拿他开刀不会引发太大的震荡，既能安抚‘极左’派，也能震慑自由派”。

　　这样的说法又陷入了阴谋论的惯性思维，但若将目光放在种种争论之上，的确会让人有“嗅到‘左’祸的气息”的担忧。有学者撰文指出，官方对邓相超“宁左勿右”的处理，以及毛左们的打人之举，不仅破坏法治建设，更会“使知识分子寒心，不利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合法性建设”，进而“导致文革思维回潮”。

　　事实上，左派与自由派的争执从来都有，但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只要相互保持势均力敌的平衡，社会就不会发生大的动荡。“政治，就是走钢丝、玩平衡。”真正令人忧虑的地方在于，邓相超事件似乎有令这个天平失去平衡的趋势。

　　如果说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并未对两派做亲疏之分，现在的局面则是“极左”欢欣鼓舞，高呼“伟大的义和团精神万岁”。而自由派则备受打击，一些人被迫沉默，另一些像微博大V“作业本”所说的那样，“精神早已移民，留下肉身挣钱”。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冷热不均”，远比现实中的雾霾危害更大。“多元并存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应有状态”，即便是极端言论，也应该由社会力量通过法律进行博弈，得出一个更能被广泛接受的“政治正确”，而不是任由“一些极端的声音和主张借助某种势力而要挟社会”。

　　有评论者说，一个社会走入险境，甚至一发不可收拾，会有许多征兆。此话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历史为镜：

　　1953年9月11日的中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上，时任政协常委的梁漱溟直言不讳：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不能忽略曾经所倚靠的农民。而毛泽东坚持认为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随后几天，毛还在会议上还对梁漱溟使用了“以笔杀人”、“伪君子”、“彻底反动思想”等词语。

　　有意思的是，此后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辩的时候，梁每一开口便有人将他打断，到最后会议决定对是否让梁漱溟发言进行表决。结果，除了毛泽东等少数人举手赞成梁漱溟继续讲话外，绝大多数人都举手表示了反对。就这样，曾经在延安与毛泽东可以聊上几天几夜的梁漱溟被剥夺了言论自由。

　　不少学者认为，类似事件的不断积累，是新中国历史沿着“反右——文革”线索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邓相超事件会成为又一个征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