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利用职权炒股狂赚数千万 号安徽股神

　　核心事实：陈树隆曾在安徽的国有金融证券企业担任一把手，他利用自己熟悉股票、期货交易的专长以及在金融行业积累的人脉资源作案的特点十分明显。担任芜湖市委书记期间，陈树隆在推动芜湖市某国有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违规购买大量股票，获利数千万元。

　　从2013年第一轮巡视开始，就探索实行“三个不固定”，不再是固定人员长期固定巡视某个地方或领域，而是巡视组组长、巡视对象、巡视组与巡视对象关系不固定，巡视组长实行“一次一授权”。十八届中央历次巡视，都是到了动员部署会上，才公布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的决定。

　　之所以巡视组能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在全然陌生的环境和对象中找准问题，科学的程序设计和组织制度、方式方法的不断创新发挥了很大作用。从开展专项巡视、实行一托二、探索机动式巡视，到广泛谈话、核查个人事项报告、下沉一级了解情况等，一轮轮巡视下来，提炼出了多项有效管用的制度和方法，一些隐藏伪装很深的违纪违法问题，也在巡视中被发现。

　　杨振超（安徽省原副省长）：（我是）侥幸心理，有的时候还有一点自以为是，违规违法这些事情，心想也能蒙混过关。

　　杨振超，安徽省原副省长，2016年中央第五巡视组对安徽省开展巡视“回头看”时发现了他的问题线索。因这次巡视而落马的不只杨振超，另一名安徽省副省长陈树隆也被立案审查。

　　陈树隆（安徽省原副省长）：我当时应该说有担忧，但是担忧不是太大，主要觉得一些操作不会被发现。

　　杨振超和陈树隆的案情并无交集，但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谋取私利都是以非常隐蔽的方式进行，也都采用了大量手段防范调查。

　　陈树隆主要是通过股票证券市场牟利，这和他的专业出身有关。陈树隆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到党政机关任职前，多年在安徽的国有金融证券企业担任一把手，对这个领域非常熟悉。

　　张元星（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有人吹捧他为安徽的股神，他利用自己熟悉股票、期货交易的专长以及在金融行业积累的人脉资源作案的特点十分明显。他表面上打着招商引资、金融创新，打着这些幌子，然后给他选中的一些上市的公司或者私营企业大量的政策优惠、财政扶持，在背后利用职权购买原始股、炒作股票，这样来获取暴利。

　　陈树隆之所以能获得巨额利润，并非由于他真的是股市奇才，而是更多得益于权力。他投入股市的第一桶金，就是通过权钱交易得来的。1994年到1998年，陈树隆担任安徽国债服务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职权为私营企业主施永炒作期货、拆借资金提供帮助，为对方带来了巨大利益，然后向对方索取回报。

　　施永（私企老板、涉案人员）：他就说准备让他弟弟炒股，能不能借点钱过去，借个一千多万这样。我就说干脆送你算了，就是这样。

　　陈树隆用这笔钱投入股市以钱生钱，他能大获成功的主要秘诀还是借助权力。例如他担任芜湖市委书记期间，在推动芜湖市某国有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就违规购买大量股票，获利数千万元。

　　陈树隆：权力应该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有权了这些信息自然不自然就泄露到你这边来了。

　　完成原始积累后，陈树隆回过头来想要掩盖当初收受施永1300万元的痕迹。他想到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既可以伪装还了钱，还可以将大量资产转移到境外。

　　陈树隆：当时香港的这个股市行情比较好，另外香港也比较隐蔽，估计也不容易被发现，所以我就把这1300万本金还给他，同时还按照年息8%复利计算，还了2600万，这样这个2600万就兑换成港币，让施永在香港帮我炒作港股。实际上是假还款的形式，把资金洗白，转到香港去炒港股。

　　这笔钱挂在施永账户上，所有权属于陈树隆，陈树隆的弟弟、侄女多年帮他担任操盘手，他自己藏身幕后指挥下单。除了炒股，他还为一些企业老板办事，然后以亲戚的名义入股这些老板的项目，从中分红。

　　吴道荣（私企老板、涉案人员）：涉及到一些审批，对他来讲是举手之劳，对我们来说要用金钱来衡量，我认为至少有几百万的帮助。他说这些事情老吴你不用客气，一些股份跟投资的事情你就找我弟弟就行了。我心知肚明就行了，就不用点破了这些事。

　　在这一点上，杨振超和陈树隆高度相似。杨振超任职淮南市委书记期间，主持山南新区的开发工作，他授意内弟“招商引资”拉来企业开发房地产，然后利用职权为这些企业顺利获得土地、政策支持等事项提供帮助。这些企业则给杨振超内弟大量干股作为回报，内弟自然要将部分获利“转交”杨振超。

　　杨振超：（内弟）给我夫人两张卡，一张卡名字是他自己的名字，一张卡是我岳母的名字。招商引资，内弟也就打着我的旗子，实际上也就是靠这个东西。这些企业是想在我身上要投入产出的。

　　杨振超也和陈树隆一样多方掩盖非法所得。他曾经为一个老板办事后，向对方索要一套上海的房产，由他占有使用，产权却放在老板名下。巡视之后，出于担心杨振超又找这名老板补签了虚假的租房合同，这套位于上海黄金地段价值1800万的房产，象征性地按每月4000元补了租金，试图以这种方式掩盖事实。

　　汪明来（私企老板、涉案人员）：我讲干脆我买一个房子给你算了，他就告诉我，我只要你们租一个房子给我就行了，不需要你买房子，但这时候我就知道，因为他又想要又怕，被调查的时候他叫他家属去跟我签一个协议。他也讲了，别人问就讲租的。

　　基于这些伪装，杨振超和陈树隆都自认为能平安过关；但他们的问题，却最终在中央巡视组的深入了解中暴露了出来。

　　巡视工作纪实：谈话

　　巡视组每进驻一地，首先和党员干部广泛谈话，同时接收大量群众来电来信来访。这些形式看似平常，其实却很重要。通过谈话和信访获取的信息会成为巡视组梳理研判的基础，帮助准确地锁定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

　　桑竹梅（时任中央第五巡视组组长）：我们这个巡视也可以说也是一场人民战争。确实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巡视，不管这个地方有多大，实际上大家彼此还是比较了解的，至少他有一种传闻。首先是发动群众，他总会有人反映，因为大家认同这个巡视。

　　杨振超和陈树隆问题反映比较集中，被列为重点关注人。巡视组随即决定采取“下沉一级”的方法，到他们曾经担任“一把手”的地市去了解情况。深入基层、深入了解领导干部的过去，往往能够获取更客观的评价和有价值的信息。

　　桑竹梅：杨振超是在淮南任过主要领导职务，这个陈树隆是在芜湖任过主要领导职务，所以我们在下沉一级的时候就重点地了解他们在任的时候，是否存在着党风廉政建设这些问题。

　　为了不引起注意，巡视组不只去了淮南和芜湖，而是把安徽16个地市全部走了一遍。

　　任爱军（时任中央第五巡视组正局级巡视专员、联络员）：为什么要全部走一遍呢？有些人他当时在捉摸，是不是上他那去了就有问题，没到他那去就没有问题，所以我全覆盖，我全都去。

　　杨振超、陈树隆的许多违纪违法行为，正是发生在担任地级市一把手期间，“下沉一级”的方法，抓准了问题的突破口。

　　任爱军：有一个同志，他当时正在出差，听了巡视组给他打电话以后说要谈话，他说好，你们不找我，我还想找你们。连夜开车返回到安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询问一些在押的知情人，也是巡视的方法之一。杨振超的问题就是通过这一方法有了重大发现。在淮南，巡视组听说曾经和杨振超搭班子的市长曹勇正被立案审查，其中有涉嫌在工程项目中牟利的情节，而对杨振超的反映也正是同类问题。巡视组向曹勇询问情况，获得了杨振超利用内弟参与淮南市工程牟利的明确线索。

　　桑竹梅：杨振超在淮南插手工程，然后以权谋私，就（有）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就不会再往下去，那就是办案的事儿了，我们这两个是无缝对接的。

　　2016年6月，对安徽的巡视“回头看”反馈时，会场上已经没有了杨振超的身影，他已经于5月24日被正式立案审查。当年11月，陈树隆也被立案审查。两名副省级干部因同一次巡视落马，他们违纪违法问题中的诸多相似之处，也反映出一些值得警醒的共性问题。

　　张元星：他们两个人都曾经长期在企业任职，就是把商人那一套，把商场的那一套带到了党政机关。表面上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实际上是一名商人，党员的这种成分太少。

　　杨振超和陈树隆都曾经长年担任企业一把手，此后虽然从企业到了党政机关，但逐利至上的价值取向却从未改变，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严重破坏政治生态。这条亦官亦商的道路，最终通向的是毁灭。

　　杨振超：这种利益上的刺激已经为它所诱，最后被它俘虏，所以现在想想也非常惭愧，非常后悔。

　　陈树隆：我要想告诉党政领导干部的一个教训就是，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从政就好好地从政，经商就好好地经商。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

　　当权力遇上贪欲，再加上心存侥幸，往往会令人盲目，忘记了一些其实并不复杂的道理。执掌权力者既需要时刻自我警醒，从监督制度上也必须时刻有利剑高悬。巡视要保持它的锐度，需要不断自我磨砺，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