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十九大：中国政治仍在常规中运作

　　在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的背景下，此次中共“十九大”——习近平时代至今为止最重要的政治权力变动，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关注。

　　然而，说起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外界还处在把目光刚转移过来的初始阶段，不少国际媒体在此次“十九大”的报道中，在承认如今中国影响力的同时，也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加之中国政治本身的隐秘性，使得人们不可避免地，对理解当今中国，产生简单化的扭曲和误读。

　　为了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理清中国政治运作体系，更多地理解当今中国的复杂性，我们带着一系列解读“十九大”的问题，对长期研究中国领导层并有独到见解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进行了独家专访。

　　问：对于这次中共“十九大”，您认为这次最重要的关注点是什么？

　　李成：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事调整。无论是中国政治进程发展、经济改革，还是社会层面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最终都是落到人的身上去推动的。而这次人事的调整结果，很好地展现了中国高层的权力分化和流动。如果细数其中的变化，你会发现，中国并不是很多外媒所误读的一人独裁和专政，通过这次“十九大”的人事变化，它只是做了很多权力调整。

　　问：您已经研究中国政治几十年，掌握很多人事数据，在您的观察和分析中，最重要的权力调整是什么？

　　李成：习近平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强权的领导人，这与他个人本身的政治抱负、个人性格，掌控能力，以及太子党出身等都有关系。但是，在中国目前运行的政治制度中，并不是他一人独揽大权，而是存在这不同的派系和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光谱。

　　这次“十九大”的最终结果，很有意思的是，实则反映出中国高层政治权力的一种悖论，亦或者说是一种平衡。这种悖论或平衡是说，整体上，习的人马不同机构和层面层面上，都做了加强，而且他的思想也被写入党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和民众。但是在最高权力机构，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改变上，他实则做了很大程度的妥协。

　　这个妥协是指，在过去五年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七人中，只有李克强一人出自胡锦涛的“团派”体系，而其他人都是出自“江派”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可以担任那么多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么强势地在最高层推进其理念。可是现在，除了李克强之外，还增加了汪洋。这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看点，它会关系到最高层权力分化和走向，也影响着中国政治高层的权力制衡和合作。

　　问：可否举个详细例子或具体数据，解释一下这个“悖论”或者说“制衡”？

　　李成：我们从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两个高层权力组成来看。在过去五年中，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70多人中，习的影响力大约只占1/3，剩下的是更多是胡锦涛、李源潮提拔的官员，尤其是“团派”背景的官员。

　　而现在，这个比例发生了对调，不论是他自己提拔起来的，还是与习亲密的栗战书、赵乐际、陈希等提拔起来的，总共加起来，占到了接近2/3，这是戏剧性的转变，在这个层面，随着更多习的人马的落实，他的支持和影响力也会越大。

　　而从政治局常委的变化来看，按照常规和惯例，其人员要从上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提拔，而汪洋的进入，正如前面所说的，其实是谈化了五年前习在最高权力机构的绝对优势。

　　问：在高层的权力机构中，较之以前，人员的提拔和背景上，有什么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又传出什么信号？

　　李成：在政治局常委层面，最突出的一个变化是王沪宁的提拔。这是中国政治人事变动的一个新景观。较之以往的人员，他并没有地方行政的经历，而是学者和智库智囊出身，他代表了中国智库建设力量的一个上升，也是中国智库与政府之间，形成旋转门的一个突出表现。

　　在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层面，一个大的变化是主管外事的杨洁篪的入选，之前的戴秉国、唐家璇等人，都不曾有过这个高度的晋升。这也是中国在外交、外事力量，走向中国权力中心的体现。

　　在中央委员中，有企业家背景的人，尤其是现在担任地方一把手、二把手的人选在增加。比如湖北的蒋超良，广东省的马兴瑞，重庆的张国清，和浙江的袁家军。这既是官员从政渠道的多元化，让有经济管理能力的人到地方上去，削弱地方的山头主义和经济独立倾向，又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而且有航空航天背景的人，也有不少人进入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等。这批人在未来10－15年中，会起着很大作用，可以期待，未来总理的候选人有可能从他们之中产生。

　　还有就是大学任职的校长和书记背景的，尤其是清华大学背景出身的，比如陈希，以及陈吉宁、胡和平、侯建国、怀进鹏、陈旭，郝平等，都比以前更加多的数量进入中国政坛。

　　最后，有着法律背景的人也在增加。王沪宁就是法学教授、前复旦法学院长。中央委员中有12%的拥有真正的法学学位。不少还在西方留学过。

　　问：习在过去5年中，进行大规模反腐，并调整军队，那么这次人事变动中，中纪委和军队的人事变化如何？

　　李成：中纪委和军队中，人事更新率都非常高。中纪委中，133人，只有10个人是上届保留下来的，其余123个都是新人，也就是说更新率占92.5%。而军队中，更新率我的初步统计是85%。军队背景的变化中，有一点是与过去很不一样的 。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更新的人选不一定都是习的人马，其实他的人马有一些也并没有按照预期进入。如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有习的“文胆”之称的何毅亭，北京大阅兵的总指挥宋普选，具体原因还不得而知，但这也再次体现了一定程度上权力制衡。

　　问：经过这么多变化，您怎么评价中国政治的制度化？

　　李成：从这次“十九大”的很多选举结果，可以看到，中共在强调政治制度性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比如，政治局常委人数还是七人，其职位也都延续上届，再比如，本次选举产生了370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他们都遵循了年龄限制要求，这是非常健康的发展态势。可以说，在遵循着任期制、年龄限制、地方权力分配等方面，还是按照常规在运行，这些制度化的运行并没有人为地轻易改变，这是很重要的考量依据。而且，中国政治制度化建设，也在继续运作和寻求新的发展，比如这次提出了法治领导小组的建立，国家检察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强调严格治党，这些都是在向前发展的。

　　问：很多人关心接班人的问题，您怎么看？

　　李成：我想习近平会把党内接班人的任命暂时推迟，原因主要是习不想削弱其第二任时的权力，同时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考察接班人，并让几位候选人得到更多的经验，和民众的支持等等。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制度能够回避这个问题，它在未来3-4年内还会被不断的提出来。

　　问：您怎么解读“十九大”，对中国未来政治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李成：一方面，习的个人权力在增强，这毫无疑问。但是这个增强并没有，也不可能会到西方或中国国内有些人所简单化认为的一人独裁的程度。而且，我认为，对应中国现在经济、社会等层面的多元化发展现实，实际上有很多牵制因素， 它不可能回到毛时代。这些基于数据和长期观察分析的变化，“十九大”的五位新任常委也再次说明，中共高层的权力是分享的 。中共正在当今中国内外复杂的现实中，寻求符合自身合理性的政治发展。

　　在中国不断获得世界关注和影响的今天，中国政治光谱的变动，应该被更加具体地向外界呈现和澄清，减少单一化、标签化、妖魔化地误读和误解，这有利于增强外界对中国，进行更加客观而公正的理解和接纳。

　　另一方面，每个国家的政治，都有其自身的矛盾和妥协，如今，新的人事调整尘埃落定，这给未来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稳定性。但未来更关键的是，面对中国复杂的现实，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将如何领导和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如何解决这么多中国国内的社会问题，如何在这个关键的历史阶段，在世界事务中扮演好一个大国的角色和作用。

　　清醒认识当前棘手的现实性挑战，远比空泛的意识形态和一些新口号更为重要。与此同时，这些挑战，也是证明自身能力的机遇，只有真正解决这些现实层面的问题，才能更好地给中国民众和世界，展现具有说服力的中国政治制度化建设和创新，从而提升中国的领导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