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罪自杀”评价背后的中共价值观

　　北京时间11月28日，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阳于11月23日自杀身亡。经调查核实，张阳“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并涉郭伯雄、徐才厚等案。据悉，这是十八大以来中共官方公布的自杀身亡级别最高的中共高官。 

　　对于张阳的自杀行为，中共军方媒体中国军网第一时间发表文章对其加以抨击，言辞激烈地将其定性为“畏罪自杀”。这篇题为《自杀逃罪恶劣 反腐永在路上》的文章称：“张阳畏罪自杀！这个曾经位高权重的上将，以这种可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张阳以自杀手段逃避党纪国法惩处，行径极其恶劣。”这段措辞极其严厉！

　　在中共官方话语体系里，“畏罪自杀”是一件性质更为恶劣的行为，相比于配合组织调查，坦白罪行，等待组织处理和法律制裁而言，更为罪加一等。中共有其独特的话语逻辑，而这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逻辑一脉相承，背后都蕴含着集体主义价值观。 

　　众所周知，中共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个人要向集体负责，即使个人的生命和自由都必须在组织中寻找定位。任何脱离组织的行为，均属于一种个人主义，是不受鼓励的，甚至在激进左翼话语中，是要禁止的。即便如自杀这种被自由主义者称为“消极自由”的生命自决，因为它通过个人行为切断了个人与组织的联系，因此是不受认可的。 

　　畏罪自杀的重点不再是一般的自杀行为，而是个人逃避对人民和集体所犯的罪责，逃避个人因此所应承担的责任。这在强调个人服从集体、集体关怀个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中，就显得格格不入。它不仅使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从合作变为对抗，更是个人对集体权威的挑战，更别提因其畏罪自杀所中断的调查线索，使得更多的腐败和罪恶难以昭告天下。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极左话语中，“因罪自杀”行为被定义为一种“罪行”，更被视作一种“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行径。这种说法是在文革时期的极左意识形态中最盛行，后来的官方话语中淡化了这种说法。一方面，是基于对历史上极左意识形态的理性反思，汲取了更为人道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中“死者为大”传统的回归，不再苛责于死者。因此，对于一般的自杀行为本身一般会持更为中性的看法。 

　　然而即便如此，中共话语的总体基调仍是集体主义，中共官员的自杀行为始终不是光彩的事，更何况是“畏罪自杀”。畏罪自杀，始终带有一种“自绝于人民”的不道德色彩。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军网对张阳“以自杀手段逃避党纪国法惩处”的行为评价为“行径极其恶劣”。因为，其背后的违纪违法问题“给党和军队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玷污党的形象、玷污军队形象、玷污政治工作形象、玷污领导干部形象”。 

　　正是因为这样逻辑，在中共的党纪文件和实践中，即便当事人自杀死亡，可以免除法律责任，但仍无法逃避党纪惩罚，也不能奢望保住自己的“政治声誉”。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即便当事人死亡，党组织仍然可以调查，无需撤案，仍然可以对其作出纪律处分。对于官员在被调查期间自杀的，已经陈述了部分罪行的，或者其他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的，仍然可以认定；并且确认违纪所得的涉案款物、经济利益，应该予以收缴或者退赔。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在调查过程中，查实军人违纪违法事实证据确凿的，由军队有关单位决定开除其军籍、取消其军衔。 

　　在实践中，近些年来调查机关有时不愿继续对“自杀”官员的违法违纪问题继续调查，对于自杀官员的处理更加人性化，死亡后不会再严厉地追查，但仍有对当事人死亡后追究党纪责任的。比如，2007年6月3日，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身亡，后中纪委决定并报经中央批准，开除宋平顺党籍。可以想见，张阳作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上将军衔，因犯有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而“畏罪自杀”，虽然会免于法律制裁，但在中共独有的政治语境下，他不仅难以避免受到开除党籍、军籍的惩罚，而且还会被扣上“畏罪自杀”这顶帽子，其政治名誉也将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