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林孟编译报道：美国《彭博评论》发表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的文章说，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一致认为，中国需要改革。“世界银行”的《中国2030》报告认为，中国领导人应当加强市场作用，宽松法律，强化金融及其他机构控制经济的作用。他们的行动清单——开放贸易及投资、开放人民币汇率、放松资本管制，现在实际上成了信条。
这种改革对解决中国最大的问题——债务至关重要。目前中国的债务已经从2008年占GDP的162%，猛增到占GDP的260%。债务增长的速度和信贷扩张的规模，引发通常谨言慎行的人物，如央行行长周小川等，对金融危机的担忧。他们希望改革将促进生产，使中国在危机来临之前，足以摆脱债务负担。但这个逻辑有两方面的缺陷。
第一，中国不太可能遭遇经济危机，因为政府完全有能力随意重组银行业的债务。真正的威胁是，太沉重的债务将动摇未来的偿债能力，使债务本身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个过程即大家熟知的“财务危机”，在金融理论中很容易理解，但许多经济学家仍然不太熟悉。
但不幸这是过去两个世纪中，数十个过度负债国家已经证实的历史。这些国家的决策者承诺实施自由化改革，企图使国家卸下债务包袱，但无一成功。任何过度负债国家，除非强制把部分债务指派给一个或另一个经济部门，都不可能摆脱债务。
有许多途径可以做到这点。1919年后，德国的债务膨胀，将债务成本转嫁给退休金领取者和其他固定收入者。1990年代，墨西哥以折扣方式重组了债务，将债务成本转嫁给债权人。十年前，中国通过实际负利率，把债务成本转嫁给家庭存户。
中国经济如果想重新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必须减债。唯一稳健的方法是，第一，迫使地方政府清理资产，将部分收益用来偿债；第二，让中国摆脱对过度投资的依赖，将财富从地方政府转移给千家万户，使他们有更大的消费能力。
不论哪种减债方法，都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必要条件。即使那些避过了金融危机的国家，也不得不以“失去的十年”的低增长形式减债。最著名的例子像1967年后“失去”二十年的苏联；1990年代后“失去”二十年的日本。他们的GDP占全球的份额，在“失去”的年代萎缩了60-70%。这当然不是应对危机的可取之选。
第二，正统的改革含蓄地假定，由于行业和投资者企图把资源投入高生产率领域，他们受到低储蓄率和制度扭曲的制约。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开放金融，加强资本流动，开放市场，的确会提高生产率。
但在极度失衡的经济体和无力偿债的金融体系中，这种假设并不成立。中国的金融业受投机性投资和资本逃亡左右，同时严重的国家干预扭曲了公司的管理，并使无力偿债的僵尸企业得以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开放金融业只会进一步助长扭曲，使投资配置更形恶化。如前所述，中国之所以恰好避过了一场金融危机，是由于其银行体系是封闭的，规管者可以随意重组债务。解除对资本流的控制，无异于剥夺了政府对抗金融危机所需的武器。
北京领导人与其撤除保护中国免遭金融危机的控制手段，不如正面对抗债务危机，并设法开始减债。只有来自最高层的有力行动，才能克服强大利益集团的阻碍，重新分配地方政府的财富。理论上，有更多自由的中国或许令人期望。但如果饱受控制的中国不能解决债务问题，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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