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六四：历史脱敏哪有那么简单？

　　近日，大陆媒体曝出大陆统编初中历史教材删除“文化大革命”一课，挑动国人敏感神经，而负责编写教材的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10日连夜回应，称并未删除，而是按照新的编写体例，将“文化大革命”单独作为一个专题放在了《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这一课中，分六段全面系统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过程和危害等。这就是说，文革从单独的一课，降为了一课的专题，一方面它的分量篇幅降低了，另一方面，它被重新阐释了。

　　文革作为中共历史中的一段经历，一直处于十分敏感的状态，甚至有些标签化。围绕着文革涉及了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争论，因为立场和认知的不同形成了各种派别。而在官方历史和民众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差异。因为历史、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这种争论还将继续下去，而且不排除评价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的可能。

　　历史和思想都需要开放，官方需要如此，而大众、学人亦然。这就意味着不能总是抱以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比如官方一看到有人以不同于官方的思路解读历史就视为历史虚无主义，而外界一看到官方修改文革教材就视为遮丑和粉饰。历史真实需要面对，但历史真实离不开看待史料和事件的主体视野。

　　借用一个精英主义的说法，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仆人眼中无英雄，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仆人毕竟只是仆人”，这种精英主义的价值观当然会被批为有害人格平等，但个人视野和眼界才是决定因素。拿破仑曾经横扫欧洲，为欧洲的现代化贡献巨大，黑格尔称他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而在他的仆人看来却只看到拿破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毛病和瑕疵。托尔斯泰说：一个道德完美的庸夫仍然是庸夫，一个浑身弹孔的英雄仍然是英雄。我们以什么样的视野和成见去看待历史，就可能会赋予历史何种解释和评价。

　　此次修改历史教材，将文革放在“艰难探索与建设成就”中，作为探索的一环来理解，早就是史学界的共识，对文革原因，将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改为“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不过是将标签化的理解放在更为客观的中共探索大历史中来看待。而且随着历史的研究进展，毛泽东的这一认识也并非毫无根据。甚至很多学者认为毛有超前的预见性，并且具有其思想体系的一贯性。

　　民众和官方都需要开放性的思维。当然，开放性思维在大众看来，是要用在官方身上，而官方又觉得大众太容易被虚无主义迷惑，结果双方都报持着自身的见解互相对立，对于历史也不能达到和解。

　　正如民众所要求的，历史需要脱敏，正是由于官方对部分敏感历史的回避，导致了民众对相关历史的未知，导致民众对官史的怀疑和对外史的轻信。因此，官方需要对敏感历史进行脱敏，就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是官方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有效之策。

　　但官方的担忧也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在解释力不够和社会承受力不足的情况下迅速解禁历史可能造成更大的思想混乱。

　　中共在近代以来在革命叙事建构近代民族主义国家认同，维持中共的执政合法性的同时，当然也对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发挥了难以估价的作用。而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共的革命叙事也转变向现代化的民族主义叙事，从而更新了陈旧的历史话语系统。

　　近些年来，中共革命历史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使其民族主义话语和执政合法性受到威胁。对此，中共一方面动用行政力量加以管制，另一方面对革命传统的历史叙事加以更新迭代，比如从极左的革命史学立场回拨到民族主义的立场，对清末洋务运动、清末立宪运动、国民党抗战的地位进行肯定等多个方面，以不断提高民族主义解释的逻辑自洽性，扩展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同时在文化、教育、宣传等领域深入贯彻民族主义意识，强化历史教育。

　　最近几年，民族主义呈现出与大传统的融合的姿态，使得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成为新的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共所统合的各思想脉络中，基于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民族主义成为中共最主要的一个合法性支柱。

　　可以说，中共官方一直也在不断地更新历史叙事，一些曾经敏感的历史领域也在不断解禁，官方背后的考虑虽不能完全揣测，但在史学研究叙事更新与社会的承受力之间，肯定有一条权衡标准。因此，什么内容解禁，或什么时候解禁，以什么方式解禁，都离不开这一条。

　　话说六四问题。六四的脱敏就前些年国内外的反应来说，似乎都有些极端，并没有能够做到更为客观的、同情之理解。六四已经并非历史问题，而成为政治路线问题。就笔者所观，既有的六四研究还未能脱离偏激化的理解。当然这也只是一己之见，妄自揣测而已。脱敏是要的，但也要看看官的反应。所以每位读者也会成为促进历史脱敏议题争论中的力量，只有我们能更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问题，才有更大的可能起到推动作用。而极端化的理解，不管是历史研究，还是政治问题争论，都无益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