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鬥爭是民族毀滅的動力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稱，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事物內部真實地存在着相對立的兩種特性——“和調性”與“矛盾性”

　　矛盾只是事物的一種鬥爭特性，不是全部特性，事物中還有一種特性，與矛盾的地位相等、作用相反，用“和諧”來表示最合適。辯證法者所說的同一性中部分內容其實是從和諧性中抽出來的，應該回歸和諧性之中。同一性是在更高一層，它包涵了矛盾性與和諧性，同一性是形成事物的條件，可以說同一性已經約等於“事物”了。

　　一種是分裂的、對立的、鬥爭的、相互排斥的、互相拆台的、互相為害的、互相敵對的，我們稱之為矛盾鬥爭性——矛盾性。它是對事物的否定，使事物的離心力越來越大，推動使事物走向解體和滅亡，解體也是滅亡。它是事物毀滅的力量，是惡的力量。

　　一種是團結的、統一的、和睦的、相互協調的、互相幫助的、互相有益的、互相依存的，我們稱之為和睦諧調性——和諧性。它是對事物的肯定，使事物的向心力越來越強，凝聚力越來越大，使事物繼續生存和發展，生存是發展的前提。它是事物發展的力量，是善的力量。

　　矛盾只是對立性，沒有統一性，統一性在和諧之中。

　　事物內部的和諧性與矛盾性是兩種對立的特性，是兩種相反的力量，處於一個同一體中，起着相反的作用，是把事物推向兩個相反的方向。一個要生存、一個要毀滅；一個要和睦、一個要鬥爭；一個要發展、一個要後退……事物就是在這兩種相反的力量作用下存在。很顯然，和諧的力量是保持事物的生存和發展，矛盾的力量是把事物推向解體和滅亡。和諧是良性的力量，矛盾是惡性的力量。

　　從物理學中我們知道：“一個物體在不同方向的力作用下，其結果相當於各個力單獨作用的總和，決定這個物體的運動方向與速度。”和諧與矛盾是相反方向的作用力，共同作用於事物，誰力量大，事物未來的發展方向與速度就由誰來決定。

　　辯證法者認為事物的關係是矛盾的、矛盾鬥爭的。那麼辯證法者的家庭只有矛盾鬥爭，沒有和睦諧調嗎？這樣的家庭能生存下去嗎？可見，無論如何抵賴，事物的內部必然還有和睦諧調性存在。

　　用佛家的“緣分”來看，和睦諧調性是善緣，矛盾鬥爭性是惡緣。辯證法者無限度地張揚擴大矛盾鬥爭性的惡緣，竭盡全力地隱匿否認和睦諧調性的善緣，居心不良。

　　家和萬事興 家斗萬事敗

　　辯證法在闡述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無法正視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時，就不得不藉助“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來搪塞和自圓其說，把社會發展的動力說成是什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階級和階級的矛盾”等等，全是謬論。和睦諧調才是真正發展的動力。

　　馬車是馬與車組成的一個事物，馬車前進的動力是馬。辯證法說“馬車前進的動力是馬與車之間的矛盾”，這不是很荒唐嗎？馬與車之間的矛盾越大，越妨礙馬車前進，越拖馬車的後腿；馬與車之間越和諧，它們配合得越默契（默契就是和諧），馬車阻力越小，越能前進。一匹馬是一馬力吧，一般時速能跑15公里，馬與車之間有矛盾，5公里的時速都跑不了。如果馬與車之間矛盾無限高漲，馬車分裂成馬與車，馬車這個事物就完蛋了，毀滅了，不存在了，還能前進？可見，“矛盾是馬車毀滅的動力”。

　　對於賽馬，辯證法說，馬與騎手之間的矛盾是前進的動力。事實是，在賽馬比賽中，想跑出好成績，騎手與馬必須非常和諧，否則，還不如不跑呢。越和諧，跑得越快。想通過激化與馬的矛盾來提高名次，除了辯證法騎手，再笨的人都不敢這麼做。騎手敢與馬鬧矛盾，不說想拿冠軍，摔死都有份。別忘了，馬不懂辯證法。

　　可見，矛盾鬥爭性是事物毀滅的動力，和睦諧調才最有利於發展，也可以說，和諧才是發展的動力。

　　再以家庭為例，夫妻之間有時有矛盾吵架，但更多的時候是和睦諧調的。沒有人能否認這個事實吧，說明家庭的“和諧性”是存在的。當矛盾達到某一程度時，家庭就會破裂。只有和諧遠遠大於矛盾時，家庭才能生存下去，有生存才能有發展，生存是發展的條件。“家和”是家庭發展的動力，“家暴”是家庭毀滅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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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是不是有一點點矛盾，就有好處呢？不是的，一點矛盾就是一點障礙，一點內耗，絕對是不利因素，因為矛盾是毀滅的力量。還是以100米跑為例，不但要左腳右腳配合好，身體所有部分全部都得配合好。左右手要擺得和諧（合拍），嘴巴鼻子呼吸得和諧，連外部的配件也得和諧，頭髮不能太長，衣服也得和諧（合體），鞋子也得是最佳的跑鞋，鞋帶也得系牢。只要有一個部分沒有配合到最佳狀態，能跑出9秒58的世界冠軍，卻只跑出了10秒58的成績，從世界冠軍變成第一百名，就成了徹底的失敗者。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一點矛盾，就是一點內耗，就是一點失敗。矛盾只有壞處，沒有任何好處。只有和諧達到最高水準，效率才能達到最高水準，發展才能達到最高水準。現在是高度競爭的時代，自己的效率沒有達到最高，而別人的效率達到最高，自己只能被淘汰出局，就是失敗者。

　　有人說：“細節決定成敗”。就是事情不但大的方面要和諧好，所有小的細節都要徹徹底底地和諧，事情才能圓滿功成。我覺得這不但很有道理，真是至理名言，許多大的失敗，都是因為細節不和諧所導致。“書生誤國”的主要原因是忽視了細節。鼓吹“矛盾是發展動力”的，就是鼓吹處處不和諧，真正目的是鼓吹自我毀滅。

　　百米跑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矛盾與和諧的作用：和諧是正的作用力，像+1，+1，+1這種；矛盾是負的作用力，像-1，-1，-1這種。作用力的方向不同，結果不同。有一點矛盾，肯定跑不出自己的最高水準（100%水準）。也就是，沒有100%的和諧，跑不出100%水準。

　　又譬如，兩個電視機廠生產相同的電視機，A廠和諧的好，造價380元批發430元，賺得盆滿缽滿。B廠內矛盾多多，各個環節都沒和諧好，造價達到450元。B廠很快被淘汰，所有員工都等著下崗（失業），都是受害者。

　　人類社會現在正處於高度競爭的時代，內部矛盾必然影響自我的效率，削弱自我的生命力和競爭力，使得自己處於劣勢。哪個民族發展速度快，一定得益於他們的“和諧”發揮到高的水準。

　　從這點可以看出：和諧是事物發展的動力，事物內部成員間的矛盾和鬥爭是事物毀滅的動力，毀滅的不僅僅是矛盾的各方，而是這個事物中的所有成員，包括和諧之中的所有成員。

　　事物成員間的鬥爭必然會造成相互傷害，嚴重的會導致滅亡。無論任何事物都是由小部分組成的，一個個小事物組成大的事物，大的事物組成更大的事物。小事物的被傷害必然影響到整個大的事物，這是最簡單不過的道理。個人組成家庭，家庭組成村莊，村莊組成地方，地方組成民族，民族組成國家，國家組成人類…現在有“地球村”一說，就是說地球只是一個村，裡面裝了全人類，我們人類只能同命運共患難，人類歷史是一部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史，世界是一個整體，沒有人能置身事外。

　　“家和萬事興，家斗萬事敗”，這是千古顛撲不破的真理，內鬥永遠是毀滅的力量。

　　所有的鬥爭都是窩裡鬥

　　和的雙方或者多方，可以是距離很遠，夠不着也可以和；各行其是，互不相干。但是，鬥爭的雙方或多方必需夠得着，也就是說處於同一體中，所以，所有的鬥爭都是同一體內的窩裡鬥。夫妻鬥爭是家庭窩裡鬥，階級鬥爭是民族窩裡鬥，民族鬥爭是國家窩裡鬥，國家鬥爭是人類的窩裡鬥。窩裡鬥是推向毀滅的力量，一定使整體受到創傷，通常是兩敗俱傷，有時是一死一殘，還可能是同歸於盡。鼓吹“鬥爭有益論”實際就是鼓吹“窩裡鬥有益論”，必然後果是欺騙人類走向毀滅。

　　具體地講：

　　夫妻鬥爭是家庭毀滅的動力；

　　階級鬥爭是民族毀滅的動力；

　　民族鬥爭是國家毀滅的動力；

　　國家鬥爭是人類毀滅的動力。

　　夫妻鬥爭（矛盾）是家庭毀滅的動力

　　夫妻是家庭的成員。“家和萬事興”是千古顛覆不破的真理，那麼家斗必然是萬事敗了。“兩人一般心，有錢堪買金；一人一般心，無錢堪買針。”在號稱“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的那個荒謬年代，大家不敢公開講“家和萬事興”這句話。一個家庭是一個事物，夫妻是家庭中兩個最主要的成員，當然夫妻有和諧也有矛盾。

　　夫妻越和諧，做什麼都順，家庭的生存就越好，也就越能發展，“和諧”是“良”性的力量，它能導致家庭發展。由此可見：“夫妻和諧是家庭發展的動力”。如果夫妻經常鬧矛盾，其必然向心力越來越小，離心力越來越大，發展下去，最後只能離婚。以一個“王張”之家為例，分離後變成新的“王”家與“張”家，原來那個“王張”之家就滅亡了。矛盾更加激烈者，夫妻一方結束了對方，剩下一方被槍斃，不但“王張”之家滅亡，“王”家與“張”家也都不存在。夫妻吵架，做什麼都不順，你不找麻煩麻煩來找你。小矛盾小禍害，大矛盾大禍害，矛盾越大，禍害越烈。矛盾是“惡”性的力量，它必然導致惡的結果。

　　眾所周知，夫妻吵架，不但危害自身，還毀滅下一代。在父母吵鬧中長大的小孩，就是問題兒童，心裡灰暗，性格比較孤僻，難以教育，對社會仇視，將來犯法和為害社會的概率非常高。這種小孩也缺乏自信，將來的生存很是問題。單親家庭長大的小孩比這還慘。我的理解是：缺乏（長輩的）愛是根本的原因。

　　由此可見：“夫妻鬥爭是家庭毀滅的動力”。

　　如果誰還迷戀辯證法，認為家庭矛盾是家庭發展的動力。那請他回家與老婆無理取鬧地搞矛盾，日均吵架3小時以求得發展，看他老婆不把掰了才怪！

　　階級鬥爭是民族毀滅的動力

　　階級是民族的成員。這裡必須特別提到“階級鬥爭是民族毀滅的動力”。

　　如果階級是存在的，那麼必然是在民族內部劃分階級，把一個民族劃成兩個敵對的、相互仇殺的階級。從邏輯上講，這就是分裂民族。搞階級鬥爭就是唆使甚至強迫民族內部一部分人迫害另一部分人，使民族內部相互仇殺、民族窩裡鬥，這就是毀滅民族。階級是民族內部的成員，它們的相互鬥爭必然導致民族自傷、癱瘓甚至滅亡。凡鼓吹“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者，無論其出自什麼目的，其客觀效果必然是導致民族走向滅亡。所以高喊這句話的人一定是民族之奸，在中國就是漢奸！

　　搞階級鬥爭，對民族起到強烈的分化作用，而分化就是弱化；我們弱化了，敵人就得到強化；就相當於幫助敵人。搞階級鬥爭與通敵類似。

　　中國近代的問題不是階級壓迫問題，而是民族壓迫問題，是外來民族奴役中華民族、迫使中國簽署許多不平等條約，讓中華民族一步步走向滅亡。在這個時候中國人搞階級鬥爭，必然削弱民族的力量，無異於自我毀滅！特別是9.18日本侵略東北之後，有的黨派高喊“工人罷工、農民暴動、軍隊起義，武裝保衛蘇聯”，無論它出於什麼目的，它的理由表面上如何富麗堂皇，其客觀效果必然是削弱中國的力量，幫助日本侵略者！

　　劃分階級實際是分裂民族，搞階級鬥爭實際上是搞階級迫害、群體迫害。如果某種政策制度性地迫害別人的時候，那麼受迫害的人群就當然有權反抗，有權推翻這種迫害人的制度，那麼這個民族可能在相互鬥爭中毀滅。一旦這時外族入侵，受迫害的人群（階級）為了活命或為了公平很可能就投向外族，這就是製造漢奸的機制，講階級就是製造漢奸。中國自古就講“仁義禮智信”，從來沒有講過階級。納粹德國入侵蘇聯時，有不少蘇聯人站到納粹那邊去。中華民族是比較追求公平的民族，也是比較有造反精神的民族。抗日時，在北京西面，僅楊成武部隊，大的收編就收編了趙侗（11,000多人）、孟閣臣（7,000多人）、劉玉昆（5,000多人），最終孟閣臣被中共幹掉，趙侗跑掉後也被殺，趙玉昆見機不妙，帶一些人投靠日軍。我們臭罵漢奸的同時，更應該剷除製造漢奸的機制和理論。收編人家的隊伍，卻把人家幹掉，這種事一般人是做不出來的，只有那個號稱“先進”的黨才玩得如此之歡，八路軍新四軍就是這麼壯大的。

　　人民應該是平等的，一些理論竟然宣稱某個階級是先進階級，並且要當領導階級，要實行階級專政。這是宣揚社會不公，準備建立不平等的制度。更加可笑的是，這個所謂的“先進階級”還是一個文盲階級，竟然是既先進且要當領導，這不是很荒謬嗎？文盲都那麼先進，我們還要讀書幹什麼？我們還要學科學技術幹什麼？越學越落後？這不是誤導社會倒退嗎？難怪當年曾經高喊“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是這個理論作的孽。

　　劃分階級是在民族內部劃分的，階級革命的敵人必然也在民族內部，損害的是自己的民族，損傷多了就毀滅，所以說：“階級鬥爭是民族毀滅的動力”。沒有“階級鬥爭有益論”者的窩裡鬥和割地自肥的軍閥，日本人是不敢侵略我們的，“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搞階級鬥爭就是自伐其國。中國古人都能看到這一點，現在人為什麼不懂呢？

　　鬥爭的最高形式是戰爭，無論是階級鬥爭還是軍閥鬥爭，最後都達到戰爭的最高形態、以戰爭來決定勝敗。中國是農業社會，對穩定的依賴程度遠比游牧民族高。每次戰爭，人口流動，耽誤農時，饑荒遍野，人口急劇下降，社會倒退。所以，鬥爭與戰爭是社會倒退之源，“內鬥是毀滅的動力”。

　　戰爭是鬥爭的最高表現形式。在中國歷史上，對於戰爭時期，中國人有一個專用的名詞——離亂。這時，人民生活異常困苦，文明被毀滅，人民死亡巨大，人口急劇下降，中國自古就有“離亂人不如太平犬”這一定論，這是中國人幾千年痛苦經歷得到的智慧結晶。可見，人民對鬥爭的最高形式——戰爭是何等的厭惡。也再次證明：“窩裡鬥是事物毀滅的動力”。

　　所以說：劃分階級就是分裂民族，搞階級鬥爭就是毀滅民族。古今同理。

　　中共的階級革命對保衛民族有利嗎？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興起之後，各地的罷工潮風起雲湧，嚴重摧殘了中國幼稚之工業，給這個正艱難走向工業化的落後農業國，槓上了致命的一擊，給日夜窺覷中國的外國豺狼，帶去了明媚的希望。

　　漢冶萍公司是當年亞洲最大的鋼鐵企業，是中國鋼鐵工業的搖籃，工人眾多。被“階級鬥爭有益論”者相中，要把它建成“工人運動的基地和無產階級的大本營”（看清楚啊，不是因為工人辛苦，而是人多好利用。其實當時農民生活更苦）。中共組織了漢冶萍總工會罷工和安源煤礦工人罷工。安源煤礦是漢冶萍主要廠礦之一，文革時看到，毛夾着雨傘去安源組織罷工的巨型畫像。

　　安源煤礦罷工勝利後，工會獲取了最高的權力，有法庭，有武裝，能指揮當地的員警及監獄等。工人還要求擴大工會的權力，審理非工人，管理非工會範圍內的事（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嘛，當然什麼都得管）。工會工人更牛，自動將每日工作時間由12小時減至4小時，以致隨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曠工；不聽管理人員、工頭指揮，自由行動；沒人敢管，導致減產。要算工人的幸福指數，古今中外都算在內，這時的安源煤礦工人算第一。漢冶萍總工會罷工和安源煤礦工人罷工，這兩個罷工，致使經營異常艱難的漢冶萍更加雪上加霜，最終停產。最後漢陽鐵廠僅留下200餘人看廠，其餘工人遣散。漢冶萍公司名存實亡。

　　這給中國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帶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受到損失的不僅是廠家，工人也損失很慘——沒有了工作，最大的損失還是國家，漢冶萍是國企，如果漢冶萍正常運轉，將巨大的支撐國家的各項建設，並為後來的抗日戰爭奠定軍事基礎。同時期與漢冶萍相似的日本八幡製鐵所，為日本的國力與戰爭提供了巨大的支撐。其實處心積慮想關掉漢冶萍的應該是日本人，無論從經濟角度、戰爭角度和世界格局考慮都應如此，某些組織做到了日本人該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不是漢奸勝似漢奸。

　　正常罷工應該是經濟鬥爭，當時的安源煤礦工人工資待遇並不低，共產黨領導的罷工全部是政治罷工，是打擊資本家的罷工。漢冶萍等於是國企，安源煤礦的管理層連股份都沒有，也應該屬於工人階級，反對管理層的罷工鬥爭是沒有道理的。第一次罷工時，提出“日工資低於4角者，直接加2角”，後來又提出“凡薪資每日在1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罷工時未增工資者，照原薪增加5％。”當時1元可以購買150斤穀子，夠一個人一月的費用，在當時全國小地主普遍破產的情況下，這真是天上工資。在1976年前後，中國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在黑市上（黑市才是正常的交流市場），買不了150斤穀子（多數地方50斤都夠嗆）。就是說，當時安源煤礦工人的日工資超過毛時代工人的月工資。1元的日工資加上4小時的工作時間，還可以“隨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曠工”，這是古今中外最幸福的工人。只是用“工人”這個詞合不合適？是否更應該用“工老大”、“工霸”或者“打工皇帝”？我充分理解一個詞“貪婪”。漢冶萍是國企，可憐的中國人民，被賣了。

　　安源煤礦罷工成功的原因，是工人來源集中，鄉土觀念濃，比較團結。上海工人罷工不成功的原因，是工人來源複雜，致使不能團結。罷工起作用的因素不是階級因素，而是鄉土因素。鄉土是地緣問題，階級是經濟問題，階級與地緣是兩個不同概念又相互排斥的東西，用鄉土觀念搞起階級鬥爭；可見真正的階級是靠不住的，只能靠中國人的鄉土之情。鄉土情放大就是民族情，可見中國人的鄉土情、民族情才是真感情。從這裡可以看出階級鬥爭理論的荒謬。

　　鐵路工人罷工也給中國這個準備大力建設鐵路的國家，帶來巨大的危難。

　　北伐開始以後，工人運動如野火亂燒，某些地方更加瘋狂。陳贊賢在1926年下半年到贛州從事工運，把一萬多工人組織起來成立了總工會，進行各種罷工並要求加薪。要求某些商店店員的工資驟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還要求“每年還應准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准假4個月，最長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願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的分紅。”章程還規定：“凡本會會員月薪還應增加……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應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應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當時，100元的工資，即使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是非常罕見的高薪（毛在北大圖書館當館員工資才8元）！通常只有洋行與公司的高級職員才能拿到。隨之而來的物價飛漲，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和地方混亂，兩個多月陳都不願意退讓。1927年3月陳被北伐軍第一師槍決，當時報紙控制在左派與中共手中，全國聲討該師，蔣介石只得把軍官撤職。

　　武漢國民政府成立，汪精衛任主席，由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國民黨左派許多是地下共產黨）聯合執政，執行了蘇聯指示下的所謂“反帝反封建”的共產黨工農政策。受工潮的影響，武漢企業倒閉潮、老闆跑路潮湧起滔天巨浪，不少老闆連廠都不要就跑掉逃命，跑慢就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砸粹，僅遷入武漢租界免難就多達3,800戶，40,000多人。柴米油鹽日常用品奇缺，價格陡漲。工人失業人口空前高漲，達十多萬人（汪精衛估計30萬），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致使共產黨喪失了威信和在城市中賴以生存的群眾基礎。

　　很明顯這一切是罔顧人命、罔顧公平的極左路線造成的，而這個路線出自斯大林，引起托洛斯基的批評。斯大林為了推卸罪責並打倒托洛斯基，就把中國革命的失敗的原因說是“右傾機會主義”，陳獨秀成了替罪羊。斯大林堅持了他的錯誤路線，以致中國各個根據地和紅軍後來才有非常慘烈的“肅反”運動，中國人又經歷了巨大的劫難。托洛斯基更左，他掌權死的人會更多。

　　10年後，劉少奇對當年工人運動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反思。他在給張聞天的一封信中說：“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遍的。”“這些事幹起來而且越干越厲害，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人心上要發生嚴重的影響，這是無疑的。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停業與逃跑，物價的飛漲，物資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軍官與國民黨人的非難，就隨着這種左傾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當時是共產黨員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共產黨身上。人們並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於共產黨的指示，這就影響共產黨與各方面的關係。”劉少奇對中國工運的獨特性有所總結：“中國工人的流氓式生活，流氓組織在工人中的長期存在，也影響工人運動。在工人得到解放以後，他們就隨心所欲、無所顧忌的，不顧及將來與前進地行動。”

　　其實情況比劉少奇所描述的還要糟糕，據鄭超麟回憶：工人們不但以武裝化的糾察隊封閉商鋪廠店，強迫店主廠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業工人和店員向雇主算賬，不僅要求增加以後的薪水，而且要求補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幾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這樣激進的結果，自然只能是雇主關閉商鋪廠店逃亡。張國燾還記載了運動的一種惡性循環——隨着工廠的紛紛倒閉和雇主的紛紛逃亡，失業的工人越來越多，其結果就成了：“工人們一方面要工廠復工，才不致失業，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經濟要求，使企業更難經營”——失業時間越長，工人生計越艱難，“迫不及待的經濟要求”就提得越高，企業就越不敢重新開張……國民黨中央工人部在調查武漢紡織業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談到：工會勢力過於龐大，工人紛紛怠工，無病也要求帶薪休假，管理者則“簡直不敢說”，以至於“商人紛紛歇業，以避工人之鋒”（注10）。

　　更加驚嘆的是，這場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即使如此這般地讓工人占盡便宜，工人也不嚮往共產黨。至1932年1月，中共組織的紅色工會組織遭到重創，全國紅色工會會員只剩下3,000人。向忠發叛變，其實，這期間“墮落”的又何止一個向忠發。據周恩來回憶，根據莫斯科意圖改造後產生的六大中央委員總共有36個，其中工人占了22個，而這22個工人委員中，除了向忠發叛變以外，相繼投降了國民黨的就有14個，占整個中央委員三分之一還多（我覺得，看了上面的亂象，不投降國民黨的就不是人）。這也就難怪，當向忠發死後，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員盧福坦（後來叛變並在國民黨特務機關任職，79歲時被中共秘密殺害）明確表示想要接替向忠發做總書記，卻不被共產國際所考慮。繼向忠發之後，共產國際寧肯找一些自己信得過的，即使是毫無經驗的留蘇學生來維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敢提找工人來做中共領袖的事了。從此這個號稱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層，再難以見到真正的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革命這個詞，放在中共的身上是很可笑的，因為這個黨的主要成分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而是小知識份子與小地主，是他們混進革命隊伍中來把天下弄成這個樣子的。就憑這一條，斯大林的劍就時刻懸在這個黨的頭上，何時開宰只看斯大林的心情，中共內部的每次大清洗也都用了這個藉口。

　　農民運動也失控。毛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口號：“有土必豪，無紳不劣。”“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間的恐怖現象”。湖南等地農民運動異常激烈和極端，許多北伐軍的親人被極端迫害甚至殺害，造成各界恐慌和極端仇視，引發社會動盪，影響軍隊穩定，幾乎斷送北伐，這也是軍人後來那麼涌躍追隨蔣介石“清黨”的主要原因。在1927年1月的中央會議上，陳獨秀都指責，農民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

　　主持湖南農民運動的李維漢(羅邁)晚年在回憶錄中承認：“在這場農村革命的大風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左’的偏差，諸如擅自捕人游鄉，隨意罰款打人，以至就地處決，驅逐出境，強迫剪髮，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還衝擊了少數北伐軍官家屬 , 引起同湖南農村有聯繫的湘籍軍官的不滿。”

　　梁啓超在家書裡這樣描述：“現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兩湖、江西大小公私學校完全封閉，以改組名義封閉，但開學總不會有期。)”、“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質言之，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了俎上肉……‘黨軍（北伐軍）可愛，黨人（共產黨）可殺’這兩句，早已成為南方極流行的格言……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然他們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旗號，其實真的土豪劣紳，早已變做黨人了，所打者只是無告的良民。”。聽說兩湖學才葉德輝、王葆心之被中共槍斃，導致王國維自殺，使世界失去一位水準極高的大師，留下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拷問著活人，向擾亂世間的黨人抗議。

　　據國民黨方面調查5月間湖南情況說：“先是共產黨大捕彼輩所認為土豪劣紳者，各地監獄為之充滿……各縣鄉村，同時宣布戒嚴，凡無農會工會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則視為奸細，或土豪劣紳逃亡者（連逃亡都不行，多恐怖）。於此時也，商不安於市，農不安於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衛6月1日在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氣憤地說：“照他們這樣胡鬧，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關門，還革什麼命！……我們看，農產品被摧殘完了，工商業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還革什麼命！”

　　在蔣介石執行蔡元培為首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清黨”（4.12清黨）指示後，武漢政府這邊的北伐軍和各界紛紛響應，汪精衛只得也清理共產黨，倒向南京，最後併入南京國民政府。可以說，大革命的失敗原因不是“右傾機會主義”，而是“左傾屠戮主義”，是共產黨的“左傾”工農運動造成的，左派的武漢國民政府被左派的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所摧毀，武漢也失去了成為首都的機會。

　　可以想像，如果按照中共當時的工農路線走下去，中國沒有任何力量反抗日本侵略，其實不用日本攻打就已經自己完蛋。政治罷工對社會穩定和經濟建設有巨大危害，“階級鬥爭有益論”者看不到這一點，非常可悲。而罷工者提出的訴求，全是巨大的流氓訛詐（如長14倍工資、4個鐘頭工作制、一年5個月休假、十分之二分紅），在號稱無產階級代表的中共執政幾十年後的今天都看不到一點點實施的可能。列寧上台後卻是“要強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把日常生活條件社會化；全國1,500萬—1,600萬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時。”列寧所創建的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政權啊！卻讓無產階級吃苦受累。

　　鬥爭的雙方必需處於同一體中，所以所有的鬥爭都是窩裡鬥，鼓吹鬥爭有益實際就是鼓吹“窩裡鬥有益”。鬥爭不但會向上延伸，從階級鬥爭延伸成民族鬥爭和國家鬥爭，我們看到的馬克思國家都是如此；鬥爭還會向下延伸，從階級鬥爭延伸成階級內部的派系鬥爭，我們看到的馬克思國家也都是如此。斯大林就不說，他殺了2,000萬蘇聯人民，列寧比他更厲害。中共的內部清洗也是很厲害的，大家都知道張國濤，他在紅軍內部搞“肅反”，殺了許多紅軍，連女紅軍長得漂亮都是被殺的罪名。張國濤不是最厲害的，他是反派人物，總有人拿他說事。中央蘇區抓“AB團”殺的共產黨幹部和紅軍比張國濤多得更多。據蕭克將軍回憶錄記載，中央蘇區肅反累計殺了10萬紅軍，根據地總人口減少百分之二十。賀龍紅軍肅反，把三萬紅軍殺剩三千。從數量上和比例上來看，張國濤都不算不上第一。中央蘇區與賀龍紅軍肅反所使用的罪名絕對比張國濤更令人乍舌。

　　柬埔寨共產黨（赤棉）更利害，殺掉了三分之一國民；無論如何看，這都是毀滅民族的巨大災難，赤棉頭子的中共導師卻誇獎說：“你做得好啊，一舉消滅了階級。”真是愚昧之極！

　　可見，“窩裡鬥有益論”其毒無比，相信者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俄羅斯的咒語“我們敗給了戰敗國”！

　　一戰時，當俄國與德國打得難分難解的時候，列寧接受德國的大力支助回國搞階級革命推翻自己的政府，使自己國家戰敗，鼓吹“戰敗引起革命”、“變外戰為內戰”；推翻的還不是沙皇而是民主共和的俄羅斯——現在的俄羅斯政權（張聞天也鼓吹過列寧的這些事跡）。當列寧拿到政權後，力排眾議，簽定喪權辱國的《布列斯特和約》，向德國投降並割地賠款。

　　1917年底當列寧想退出戰爭之時，美國已經參戰半年多，德國在被世界群毆之中，戰敗已經不可避免，傻子都能看出來。蘇聯拋棄與之同盟的其他國，獨自與敵國集團簽定喪權辱國的《布列斯特和約》，使德國得以從蘇聯調回二百萬軍隊用於西線作戰，也未能挽救德國戰敗的命運。總之蘇聯不退出戰爭，德國戰敗得更快更徹底，蘇聯也不至於喪權辱國，並失去許多國土、物資和人心。

　　一戰剛開始，連懦弱無能的中國北洋政府都看到德國必敗，選擇支援協約國集團，給他們派勞工，並最終參戰，為中國獲取了豐厚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是一次輝煌的外交勝利，是中國終於走出腐朽沒落清朝的開端。而列寧卻向幾乎已經戰敗的德國投降，喪失國家利益、信譽與民心，是一次徹徹底底的全面失敗，他的水準不如懦弱無能的北洋政府。

　　蘇聯是幸運的，幾個月後，德國被打敗，英法的停戰協定有一條就是讓德國廢除《布列斯特和約》。列寧也據此宣布廢除它，和約雖然廢除，蘇聯已經送給德國大量物資、割讓的領土大都沒有回來。

　　列寧號稱“無產階級沒有祖國”，要借“戰敗引起革命”推翻了俄羅斯民主臨時政府，他雖然打出“現在就要和平”的旗號奪權，但兩國交戰中“和平”可不是一方能說了算的。長期以來只做“反戰”(還不是和平主義的一般“反戰”，而是“變外戰為內戰”、“使本國政府戰敗”這種單方面損害本國戰爭努力的極端“反戰”，甚至極端到鼓吹與外國敵軍“聯歡”、槍殺己方軍官並倒戈進攻本國政府!)功夫的列寧一旦上檯面對德國人，比沙皇和俄羅斯民主臨時政府自然更加不堪一擊，垮得更慘，以至於他很快下決心力排眾議，簽訂徹底屈服於德國的《布列斯特和約》——實際就是戰敗條約。此約一簽，俄國不僅丟掉幾乎半壁江山，而且剩餘版圖內也頓時叛亂蜂起，用蘇聯時期的話說，從“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凱歌行進時期”變成“全面內戰的艱苦時期”，新政權一度幾成孤島，岌岌可危，其實這仍然是“戰敗引起革命”的邏輯，只不過如今這邏輯是衝着列寧自己來了。當時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大多數也反對簽訂這一戰敗條約，並不是由於他們“愛國”(他們與列寧一樣當時都是信奉“國際主義”和“工人沒有祖國”的)，而是害怕承認對德戰敗會引發推翻新政權的又一輪“革命”(用他們的話說是“反革命”)（注5）。

　　如果德國戰敗來得不那麼快，使得《布列斯特和約》很快廢除，那麼蘇聯政權會可能很快就在俄羅斯人民的反抗中被推翻，列寧及蘇共將被人民的怒火焚毀。“戰敗引起革命”的擊鼓傳花遊戲恰巧在列寧掌權的一棒中止了。顯然，協約國方面如果提前一年獲勝，或者，無論沙皇還是臨時政府如果能夠熬到1918年終戰，列寧得以奪權的概率就極小；大戰如果比實際結束日再拖延一年，列寧政權能夠延續的可能也不大。

　　十月革命就是為了暴力奪權。列寧不跟德國打，是為了集中兵力，全面鎮壓國內的反對派，保權力才是第一位的，就只能出賣國家了換取自己黨的利益。它們把沙俄從一戰的戰勝國，變成了戰敗國，還割地賠款、污辱國格。

　　現在大陸主流媒體還讚揚說，列寧為了給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有喘息的機會，使新生的蘇俄政府有了鞏固政權的時間，為此後維護政權創造了有利條件。而且，在失敗的時候在敵人槍口下簽定的，不算賣國，夸列寧英明。

　　按照這個邏輯，滿清沒有賣國，滿清也是在槍口下籤不平等條約的，保住了第一核心利益。50、60年代對越南、朝鮮、緬甸送的領土，雖然不是槍口下簽定的，但也是為了革命友誼，也不能算賣國。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統治者可以用賣國一詞來定義。只是，抗戰的時候，中國打得那麼慘烈，蔣委員長為什麼不簽定和平條約？他不知道向列寧學習嗎？

　　當時，德國如果不是過分貪婪，逼迫蘇聯簽定異常污辱國格的喪權辱國條約，不但浪費了4個月時間，更重要的是無形之中煽起敵國的士氣，逼得他們不得不同仇敵愾、抵死戰鬥；德國如果在列寧開始拋棄盟友之時就與之簽較為平等的條約（降低協約國的抵抗意志、煽起協約國與蘇聯當時及戰後的矛盾，過後還可以再收拾蘇聯），提前4個月調回二百萬軍隊猛撲英法聯軍，在美軍大力進入歐洲之前，把英法打敗，那麼第一次大戰勝利者就是德國。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各國更難抵擋德國，那麼德國可能又是二戰戰勝國，世界將被法西斯統治，人類將墮入黑暗之中。

　　蘇共不只是出賣俄國、讓蘇聯喪權辱國，他簡直是出賣世界、把人類推向危險之中。

　　俄羅斯總統普京說：“我們敗給了戰敗國。我國輸給了這場戰爭的失敗方。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我們輸給了戰敗的德國，事實上是向它投降，後來它又向協約國投降。這是當時的國家領導背叛民族行為的結果。”

　　普京還說：“列寧創建的蘇聯是人間地獄。”

　　據俄羅斯官方歷史書《二十世紀俄國史》記載：蘇聯政府實行“要強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把日常生活條件社會化；消滅家庭，掀掉一家一戶的鍋灶…全國1,500萬—1,600萬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時。僅聖彼德堡一地，從1917年到1920年該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飢餓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這裡1917年的46名科學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僅有23名。其他如俄國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總數為6,800萬，到1920年僅剩下3,800萬。”1928年—1933年牲口總存欄數劇減，直到蘇聯解體，牲畜總數也沒有恢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913年的水準。

　　契卡們（秘密員警）奉有列寧的指示：“你們審問被告時不用找什麼證據，只消讓被捕者回答他是什麼出身，受什麼教育或職業。靠這個就能決定此人的死活。這就是紅色恐怖的實質”。列寧稱“契卡在直接行使無產階級專政，這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在這方面契卡的功勞之大無法估量。”、“共產主義理論家們設想，‘紅色恐怖的目的，不僅僅是恐嚇，還要人為地選擇適合於為社會主義的’明天‘傳宗接代的人’”。這是民族大屠殺、是人類大屠殺，是反人類罪行。

　　蘇共不搞階級革命，這一切就不存在，階級是在民族內部劃分的，搞階級革命就是搞民族窩裡鬥，傷害的必然是自己的民族。

　　可見，鼓吹“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這一學說，其真正的目的是毀滅民族。

　　2017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前蘇聯時期政治鎮壓受害者紀念碑“悲傷之牆”落成。普京出席了揭幕儀式並發言。他說：“當時各個階層、全體人民：工人、農民、工程師、軍官、宗教界人士和國家公職人員、學者、文化界人士都遭遇了殘酷的迫害。大清洗不吝惜人才，不吝惜為祖國做出貢獻的人，不吝惜對祖國無限忠誠的人，每個人都可能以杜撰的、荒唐的罪名被指控。幾百萬人被控為‘人民的敵人’，被槍斃或遭受精神折磨，飽受監獄、集中營和流放之苦。這段可怕的過去不能從民族的記憶中抹去，尤其是不能以任何方式、以任何最高的所謂人民的利益為名而正當化。”

　　“我們敗給了戰敗國”，這個咒語久久地在俄羅斯的天空中迴蕩。

　　民族鬥爭（矛盾）是國家毀滅的動力

　　民族是國家的成員。一個國家一般由多個民族組成，如果民族不平等，必然造成民族糾紛甚至仇恨、殘殺。仇恨一旦形成，一般百年內難以化解。國家就會在民族鬥爭的內耗之中自我毀滅。現在非洲也現出了這種情況。解決這一問題的臨時辦法是國家分裂，分裂成幾個新的國家，原來的國家就滅亡了。國家即使分裂也很難化解仇恨。

　　在漢族內部，也經常出現村斗——村與村的械鬥，怨恨代代相傳，久不久又發生械鬥，要解開怨恨真的很麻煩。人類不但文化與血緣是繼承的，愛和恨也是繼承的。

　　公平是我們應該宣導的。父母對兒女不公平，是造成兒女糾紛的最重要原因。本人見過一些父母偏心，導致兒女心中抑鬱不平，許多在父母去世多年後雖然化解，談起來還是感嘆不已。可見，父母偏心，盡毀兄弟情，為人父母，千萬別偏心。盧旺達的民族大屠殺就是因為民族不平等造成的。

　　公平的制度是美好的制度。專政的政權鼓吹的是反公平，世界上那些階級專政的政權，都是最不公平的政權。專政是獨裁加上了暴力，是最暴力的獨裁。共產黨鼓吹的階級社會，是人類最黑暗的制度。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以致我們要不斷地追求公平。只有達到某種程度的公平，矛盾就減少，社會就和諧，就能生存和發展。民主制度是現在較為公平的制度，所以我們要追求民主。

　　國家鬥爭（矛盾）是人類毀滅的動力

　　國家是人類的成員。人類是由一個個國家組成的，如果部分國家總是相互打戰，怨恨越來越大，最後，一方首先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對方報復，瞬間互扔核武器，於是人類就滅亡了。鬥爭的最後手段就是戰爭，鬥爭的最高形式和最劇烈狀態是戰爭，戰爭的最後手段就是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不降低鬥爭動力，戰爭無法避免。連不打戰的、很和諧的國家也跟隨人類一起滅亡。人類是一個整體，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我們需要的是全部國家的和諧，而不是部分國家的和諧。

　　由此可見：國家鬥爭是人類毀滅的動力。

　　矛盾鬥爭性是事物毀滅的力量

　　內鬥——事物內部成員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它是事物滅亡的根本原因，滅亡的不僅是矛盾的各方，而是事物和事物中的所有成員。內鬥是毀滅的力量。

　　事物內部存在兩股力量，矛盾性與和諧性，和諧才能使事物生存，生存才能發展。和諧越好，發展越快。

　　將帥不和容易壞事！中國歷史中，戰爭中有一條規律，就是將帥不和、內部的不和諧非常容易被敵人鑽了空子，從而自我毀滅。

　　鬥爭是矛盾的主要表現形式，鬥爭產生仇恨，仇恨加深矛盾，反過來推動鬥爭。形成一個循環，不斷升級，如果不回頭，一定會把事物推向毀滅。仇恨是深層的原因，是關鍵的東西，是動力的源泉，矛盾和鬥爭是表現，毀滅是結果。可以說，仇恨使事物毀滅。

　　和諧是事物發展的力量，矛盾是事物毀滅的力量。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認為“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無論是出自什麼原因，其結果必然是毀滅事物。可見辯證法有多邪。

　　1927年至1937年，被喻為中國經濟的黃金十年，當時中華民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接近10%，為後來的衛國戰爭打下了物質和精神基礎。當時日本已經侵略中國東三省，中國內部的階級革命正如火如荼，某黨正在進行工人罷工、農民暴動、軍隊起義的階級革命戰爭；地方軍閥也搞割據，內戰不斷，國民政府實際控制地盤狹小；在這種內憂外患、處境險惡，又幾乎沒有外國投資的情況下，獲得近10%的經濟增長。在中國歷史上，凡是戰爭年代，都是人民生活困苦、人口巨減的年代，但是當時雖有內戰，人口卻在增加，經濟卻在發展，科技也在進步，各方面成果巨大，功德無量。說明當時的戰爭是局部的，社會的整體還是和諧與進步的，並不是“萬惡的舊社會”。如果是沒有內憂外患的和平環境，國民政府又能控制巨大的地盤，再有外國投資，我看20%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都能達到，抵抗日寇就更加容易。

　　和平環境，人有精力能力和心情搞發展。斗爭鬥到最後是戰爭，人類最劇烈的鬥爭手段就是戰爭，那時人首先考慮的是活命，能活下來就是萬幸，哪有可能搞發展？戰爭是最大的毀滅，和平才是發展的動力，戰爭是毀滅的動力，這是常識，中國與世界上多少文明毀於戰火！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的破壞是巨大的，造成生產力倒退。開歷史的倒車。可是辯證法者把鬥爭、戰爭當成發展的動力，真是太愚昧。二戰時，中國的文史科學已經走在世界的前列，如果沒有日本侵略，中國再獲30年和平時期，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未必是美國，極有可能是中國，中國的科學技術也會有長足的發展，中國人對人類的貢獻將是巨大的。八年抗戰，中國打到山窮水盡、玉石俱毀的地步，與日本兩敗俱傷。日本人的侵略打斷了中國的發展，是戰爭毀了中國夢。

　　矛盾和內鬥是事物毀滅的力量，這是非常顯淺的道理，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非常奇怪的是，我們為什麼反過來相信呢？相信了什麼“矛盾鬥爭是事物發展的動力”，這不是非常詭異的事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