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意大利《星期新闻》（Settimana
News）近日发布文章分析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目前的处境，似乎与当年六四之前的赵紫阳有点相似。时任党总书记的赵紫阳为了厘清党政军权力的混淆，他的班子提出了所谓的“新权威主义”论，目的是要将所有的决策权统统交由党的总书记执行，今天中共7个常委之中的王沪宁，就是当时这个“新权威主义”论的支持者。
分析指出，在中共十九大和今年的中国全国两会之后，党总书记习近平成功地将党政军大权一把在握，党对政府和军方的领导拥有无上的权威。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因此而推动改革呢？分析文章指出，当年国际对赵紫阳的改革满怀憧憬，但经过30年之后，西方对中国的改革似乎已经不再那么乐观，对习近平会否推动有如赵紫阳当年未竟的改革，怀疑多于希望。
分析指出，西方政治的自由制度其实是从极度高压权力的桎梏破茧而出。在17和18世纪，英国和法国开始将权力集中在一个领导人的手上。
分析指出，中共十九大之后将党的权力凌驾一切之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它可以引起正面或反面的后果。理论上，党国的分界，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的结果。当时的军方处于权力最高峰，也是最后真正的权力所在，但它却置身于党的管辖之外。
继而出现的是一个奇怪的政府架构，中共有一个五人政治局常委，由赵紫阳领导，他也是军委的副主席，但军委的主席邓小平以及另一个副主席、身兼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却不在五个常委之中。
中国在这个时候缔造了一个古怪的三头马车权力架构，军委处身权力的最高峰，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只不过是军委的副主席。这个架构本身无疑引起混淆，因为党大会重申党是最终的领导者，因此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其权力理应在邓小平和杨尚昆之上。
分析指出，犹有甚者，这个架构还拥有其它古怪的机制，例如一个由邓小平领导，成员都是80岁或以上的党国元老们所组成的委员会，它拥有指导权力但却不需负责决策，但一旦假如五个政治局常委未能达至一个共识，这班老人就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权力之大还在五个常委之上。
分析指出，上述这个架构用意本来是提供一个辨证的空间，防止毛泽东当年一人大权在握的错误，从而为这个老人政治提供介入的空间。但由于他们年纪老迈，未能亲自过问日常事务，因此将权力交由年轻一辈执行。
这样一个欠缺稳固基础的上层建筑，跟西方式的权力分配大相径庭，尽管不太牢靠，但无疑也存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影子。
赵紫阳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1988年夏天，赵推出物价改革方案，一下子解放所有的物价，但改革带来了重大的通胀危机，商店货物被抢购一空，领导人都为之紧张兮兮。物价改革于是立即被叫停，赵紫阳对经济管辖大权亦遭到旁落。到了1988年秋季，赵和他的一些班底推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理论，即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当时还算年轻的王沪宁，就是其中一个支持者。
分析指，新权威主义认为，所有的权力都应该集中在党总书记一个人的手上，然后经过必须的架构改革之后，透过民主改革逐步将权力分配。
美国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情况大致是：权力混淆不清问题越形严重，民主化或可能解决问题，分析指出，共产党大概有一半人认为，民主或可正式解决混乱的问题，而另一半人认为希望继续延续这个混乱情况，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而捞取利益。
但金融危机爆发，改变了一切，并且使得几乎所有的人相信，中国必须审慎作出政治改革。但在此同时，问题依然存在：谁领导国家、谁领导党以及谁领导军方？谁有能力担当那一个位置？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稳定，每样事情都依靠个人政治操作的能力。
在过去的五年内，习近平基本上就是要厘清这个混乱的情况，做法就是消除国家、党和军方之间的区分，制造一个清晰的指挥制度。
今天党领导一切，领导国家和军方，已经是非常清晰，同样非常清晰的，就是再度取得权力中央化的中共，将是一个启动未来政治改革的地方。当然，没有人可以肯定这会发生，又或者中国的改革会否达到西方的预期。
分析最后指出，赵紫阳当年的理论30年之后终于可以实现，但中国已经改变，世界亦已经改变，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像1989年那个时候，对北京不再那么的正面和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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