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人物崔永元爆料娱乐圈的“阴阳合同”之后,在公众讨伐冯小刚和范冰冰(专题)的同时,对崔永元这个人的争议也不断白热化。
随着崔永元爆料娱乐圈“阴阳合同”的不断发酵,争议的焦点开始发生变化
对崔永元的态度逐渐裂变为三种:第一种是反对,持该态度的人认为,崔永元之前对待转基因的态度、靠红色电影治愈抑郁症、以及认为崔永元此举背后是有某种力量的支持,因此他不值得被歌颂;第二种是支持,将崔永元、柴静、袁立等并列,认为他们是公众人物中的一股清流,代表着正义与敢言,但同时也指出,支持崔永元并不意味着赞同他全部的观点和观念,而是追求、捍卫一种现代自由民主社会最可宝贵的东西:名誉权、批评权、人格尊严;第三种,则是将崔永元奉为中国的脊梁。
对于这三种声音,各有不少拥趸者,甚至不同观点的支持者间掀起骂战。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崔永元爆料演艺圈的“阴阳合同”以及认为中国作家刘震云有辱知识分子的人格,而随着事情的发展,一方面国家税务部门也开始介入影视圈的纳税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如上所述对崔永元其人的争议。
与由此掀起的“阴阳合同”、娱乐圈的种种潜规则的声讨相比,围绕崔永元的争议,这一现象引发的问题能够引起如此深刻的关注,背后映射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可以看到,在反对崔永元的声音中,他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崔永元是公众人物,对他的道德理应高于对普通人的要求,他“公器私用”泄私愤,不是君子所为;并认为攻击范冰冰与刘震云的女儿、徐帆等行为是比较龌龊的,已经超出他讨伐刘震云冯小刚等同态对抗的范畴。崔永元指责范冰冰冯小刚等,已经上升到正义对邪恶的程度,上升到理性主义对丑恶势力的程度,这已经是公共事件,所以应当以公理论之。在这个意义上讲,在反对声音中,认为公器私用是不对的,不配做“国家的脊梁”。
而崔永元在接受专访时曾坦然承认,自己就是为了保护妻女,就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从来没想过做什么”国家的脊梁“,不要把他架到这样的高度。
关于崔永元其人其事的各种分析文章,也不断出现在互联网。客观地讲,对他的各种解读以及由此引发的潮水般争论,这个应该更引起关注。公众寄予了这样一个人物太多的期待,把他按照理想人物的模板去设定,用道德的极高标去做出要求,容不得瑕疵,甚至是圣人的标准。这大致是对现实失望的投射,而他承受不起这么多被假定的理想主义的光环。
社会各个领域的专业道德普遍出现颠覆性破坏,可以说,这种“怪象”,也是社会出现全方位的底线危机所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崔永元和柴静等的坚持,才更可贵,才是这个欲望无限膨胀的社会中,最稀缺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