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发脾气外交”遭遇两大咒语

　　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案遭遇北京强烈反弹，在孟晚舟暂获保释后事态微妙发展，被认为是不寻常的一场外交大戏。

　　综合12月16日媒体报导，不少观察认为，中共一贯的“发脾气外交”到这一步可能更加适得其反。而红卫兵式的外交官已经给外界深刻的印象。有评论说，2019年中共将面临“逢九必乱”和“七十大限”两大咒语。华为事件是否会成为厄运第一波？

　　一是中共的科技和通讯企业的野心，正感受到发达国家的断然抵制，并造成严重打击。二是中共似乎想依靠治国手段作为工具，来管理更加动荡的全球环境，但效能非常有限，而且往往适得其反。

　　文章认为，孟晚舟被捕引起中共的强烈抗议。中共外交部要求立即释放孟晚舟。北京当局也拘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令人怀疑，这是北京对孟晚舟事件作出报复。

　　华为最大的麻烦来自美国。如果华盛顿最终发现华为违反了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将如同今年年初对付中兴公司那样，禁止华为接触美国供应商。那将对华为造成沉重打击。

　　文章指出，中共的“发脾气外交”治国本领，无助于华为的公关工作。在该公司开拓海外市场时，完全不能使大多数人理解安全关注和文化敏感性。这是一个触及中国体制核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和价值观的问题。

　　文章认为，中共外交部和国营传媒，奉命对孟晚舟案作出的反应广受批评，被指对司法独立缺乏认识。北京如此行动不可能改善局面。

　　文章在列举最近多桩反映中共外交粗暴的例子后认为，“发脾气外交”可能成为头条新闻，但损及中国在国外的形象，并在过程中为自己造成问题。北京企图以笨拙而过于咄咄逼人的方式，一劳永逸地实现所有的目标。结果只会使北京化友为敌，收获甚微甚至一无所获。此时此刻，中国的科技企业正在为北京领导人的误判付出代价。

　　“厉害国”外交遭遇两大咒语

　　自由亚洲电台未普评论文章，谈到华为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事件的北京反应时表示，中共自从建政以来，搞外交虽然一以贯之地不输面子和不输口水战，但具体操作还是有些能人去谈判和做交易。文革中的乔冠华就是一例，毕竟那一代官僚都受过完整民国教育。而现在强国第一个红卫兵出身的外长是李肇星，当年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外国语学院造反派为主，李肇星就在其中。而1953年出生的王毅当时是小学红小兵，他粗鄙强横的言行比起李肇星有过之无不及。记得王毅怒喷加拿大记者，口水掷地有声。这近乎国耻的一幕，被中共喉舌渲染为长民族志气的壮举，真令人讶嗟十年文革的刻痕，区区50年光阴实在无法将之磨平。

　　文章认为，中共建政史里有一句传言：“逢九必乱”，这是屡经验证的。还要加上2019年正值专制制度的“七十大限”，这是一个奇特定律，冷战时代共产阵营扩张到极致，人类约有三分之一生活在那种体制之下，但能与美国抗衡的苏俄也没有熬过七十大限；国民党两蒋集权体制和韩国军人独裁亦未熬过七十大限；实行三级选举和许诺民选执政党的越共已经“自宫”了，也没熬过七十大限；六十年代才建政的古巴离大限还有时日，而朝鲜金家政权为熬过此劫，已向美国低头。当今之世惟独中共未见衰竭，但社会转型也有各种方式，外部压力未必不是国家蜕变的契机。

　　分析认为，2019年中共将面临“逢九必乱”和“七十大限”两大咒语。华为事件是否会成为厄运第一波，尚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想搭救孟晚舟女士，靠“战狼”外交是无法指望了。

　　被利用的“民族主义愤怒”

　　前述美国《真实清晰的世界》网站文章指出，借助民族主义愤怒来达到外交目的，已经成为中共领导层越来越常用的一张牌。

　　今年6月，澳大利亚电视台的报道批评了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政策，结果中共驻堪培拉大使馆新闻主管打电话粗暴斥责节目制作人。

　　今年9月，中国国营媒体驻英国记者闯入英国保守党研讨会闹场。此事之前数周，瑞典发生中国游客与警方冲突事件。中国驻英国和瑞典的大使馆均采取强硬立场，言辞激烈地要求英、瑞政府道歉。

　　11月的亚太经合首脑会议（APEC）也爆出中共外交官因会议公报措辞争议闯进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办公室被警方拒绝消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时反问，中共外交官文质彬彬怎会这样。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Josh Rogin）撰文直指中共外交官真的会耍脾气，还列举了相关的现场情况佐证。

　　“发脾气外交”与红卫兵外交官的祸害根源

　　在无神论的中共统治下，中国大陆人士如不注意，难免被党文化毒害，使国情礼崩乐坏，即使代表国家形象的外交官员同样粗鲁失礼，在国际上留下不少笑柄。

　　曾任中国驻美大使、外交部长的李肇星，因言语粗鲁，给国际社会留下的印象并不好，美国媒体称他为“红卫兵大使”。

　　王毅也一样。2016年6月1日，时任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加拿大一个记者会上对一名提及中国人权问题的加拿大女记者失态发飙，指责该记者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傲慢，甚至称这名记者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没有发言权”。其失态表现令西方主流媒体大跌眼镜。

　　清华大学政治系原讲师、时评人吴强曾批评中共外交官员形同“红卫兵”，目的是向党表忠。他说：“外交官员是所有政府部门当中，应该说是最具有马列主义色彩，意识形态最保守的一个部门。在工作纪律方面也是严格的按照党的纪律来行事，从思想到行动上面都是非常的忠诚，非常的保守，非常的僵硬，宁左勿右。”

　　时事评论家横河指出，中共奉行斗争哲学，外交人员的粗暴野蛮是获得鼓励的。中共官员最早的类似行为体现在对待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和宗教人士的做法上。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和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上，海外的中国流亡团体，包括宗教团体和新疆独立团体代表在发言过程中，常常被中共外交代表粗暴打断。而这些强硬的外交表现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媒体还吹嘘他们是捍卫中国尊严和形象的英雄。

　　横河表示，中共外交官沙祖康和李肇星都是典型的强硬派，甚至还和外国外交官发生肢体冲突，回国却受到表彰。这鼓励了外交人员在国外为了中共面子而违背基本外交礼仪。

　　横河解释说，中共向来的文化就是奉行斗争哲学，不讲礼仪不讲文明，而且这些官员在国内训练成习惯之后把野蛮粗暴表现在国际舞台上。官员们的最大任务是维护中共政治正确，其教育体系与中国传统礼仪是背道而驰的。过去是外交官强硬对付西方强权是光荣的标志。现在，他们对第三世界或者小国也使用同样的手法。这样的做法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以大欺小，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对于这样的风格，美国牵头说不的时候，各国纷纷站起来反抗。这也是导致中共外交走向失败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