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评论员高新向读者介绍：2015年2月习近平在西安逗留三天整，期间由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和时任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全程陪同的情况下，习近平对他魏民洲留下了“殷殷嘱托”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习近平在听取了时任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的工作汇报之后 ，极大地增加了他对适时正式推出“文化自信”口号的自信。
习近平当时的那次陕西和西安之行，最后一项公开活动是夜登西安古城墙向游客拜年，“并肯定了对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工作”。而之所以特别把他在西安的亲民秀安排在西安古城墙，一是因为这所重要文物在中共建政之后全仗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力挺才得以保存下来，二是当时全程陪同习近平考察陕西和西安的时任中办主任栗战书也一定要现场炫耀一下自己当年主政西安时对习仲勋指示的继续大力落实。
习近平离开西安的第二天，中国内地的媒体“澎湃新闻”即发表了题目为《西安古城墙两次险被拆，习仲勋等人三次力主保护终得存留》的长篇记实报道。文中介绍说：西安古城墙这座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建筑，在600多年的沧桑岁月里，饱受摧残。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古城墙还曾两次面临被拆除的危险，所幸在危急时刻，习仲勋等人出手救护，终得以存留并被保护。
……1950年，西安为加快工业建设，曾提出拆除古城墙的计划。这是西安古城墙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第一次被拆危局。当年4月7日，习仲勋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集体办公会议，拆除城墙是议题之一。在听取大家意见后，他认为不但不能拆除城墙，而且要予以保护。随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的名义，发出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 这一次，西安古城墙得以幸存。
习仲勋的“二护西安古城墙”是在1958年，当“大跃进”运动席卷中国大地时，北京等地为了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开始拆除旧城墙，不少人向政府建议西安古城墙也该拆除…….
1959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夜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打电话给文化部，说北京城墙保不住了，要赶快把西安城墙保下来。文化部连夜赶出了一份关于西安城墙的资料递到国务院。1959年7月22日，经习仲勋多方协调，国务院发出《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同年9月26日，陕西省和西安市开始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西安古城墙。1961年3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古城墙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过，由于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等因素，城墙的保护工作开展的并不尽如人意。在成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后，西安古城墙部分地段还发生过坍塌，墙砖也曾被人拉走。至20世纪80年代时，西安古城墙已经千疮百孔……。
习仲勋“三护西安古城墙”的故事发生在1981年习仲勋复出工作后在协助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 1981年11月22日，新华社专供中央领导人的《国内动态清样》第2852期刊登了由新华社记者撰写的《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遇到严重破坏》一文，反映西安古城墙遭受破坏的情况。 习仲勋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后批示，由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进行查证。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按照习仲勋的批示，于同年12月31日形成了《请加强西安城墙保护工作的意见》……。 1982年8月20日，西安市政府发布了《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告》。1983年2月，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成立……。自此，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工作走上正轨。
总之，如果没有当年习仲勋的多次努力，西安古城墙就会与北京古城墙的命运一样，早已化为乌有。
如上报道文章被“澎湃新闻”记者于2015年2月16日，也就是习近平当时离开西安返京的次日公开发表，即刻被众多大小报刊网站转发。但事实上该篇报道的主要故事内容，都是魏民洲由陕西省委秘书长转任西安市委书记之后嘱托下属们陆续整理出来，而且大都是已经在当时的西安和西安市下属的政府公开网站上刊登过的。习近平以总书记之尊首次君临西安期间，魏民洲用回顾总书记之父习仲勋“对家乡的最重要历史贡献”向总书记献媚，令总书记龙颜大悦的必然的。所以当时的习近平这位“中央主要领导”对他魏民洲“有殷殷嘱托”，没有什么好疑问的。
习近平2015年告别西安的第二天，魏民洲在西安电视台和地方党报及官网上代表习近平向全体西安市民拜年。他说：“腊月廿七日，习总书记来我市考察调研，晚上离开南门的时候，特意地嘱咐我，代他向西安人民问好!给全市人民拜年!总书记祝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居民、每一个孩子，在羊年生活幸福、工作顺利、事业有成!祝福老人们健康长寿! 总书记的祝福让我们倍感温暖! 总书记的关怀使我们倍受鼓舞! ”
回顾2016年6月底，习近平在胡锦涛所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的“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在庆祝中共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加了第四个“自信”，即“文化自信”，从此所谓“四个自信”就再和胡锦涛没有任何关系，成为习近平“新思想”的重要组织部分。但有消息说，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提及“文化自信”四个字就是在考察西安登上西安古城墙，听完魏民洲的西安文化发展汇报之后有感而发的。
当时的魏民洲向习近平汇报说：“西安是华夏文明之源，丝绸之路起点。我到西安工作后的第一天，就持续努力把传承好历史文化，发展好文化产业，建设好文化工程，努力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市民群众当成主要工作重点之一。如今，让西安文化特色充分彰显、走向世界的目标已经实现……”。
魏民洲的在西安受到习近平的表扬之后，北京方面也立刻有所行动。习近平从西安回到北京的当月，2015年2月28日的中共各大官媒均报道说：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上， 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走上颁奖台，郑重地接过“全国文明城市”的牌匾……。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也已经分析过了，因为魏民洲从2007年到2012年的五年时间里以省委秘书长身份随扈赵乐际整整五年。仅从这个角度分析，当时的赵乐际的住在陕西省委大陆里的某位“亲属”被魏民洲拜为“干妈”的可能性最大。也许是赵乐际自己的母亲，也许是赵乐际夫人的母亲。
1999年6月19日，1934年4月出生的赵乐际父亲赵喜民在西安去世，时年仅65岁。在其长子赵乐际率领其他三兄弟陪伴母亲为赵喜民送终的整个过程中，时任商洛地委副书记的魏民洲代表商洛地委和地区行署赶到西安，从赵喜民的弥留之际一直陪伴到火化下葬，令当时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并已经被内定为青海省长的赵乐际大为感动。
赵喜民生前好友回忆说：向遗体告别时，魏民洲拉着赵乐际母亲的手一口一个“玉冰妈妈”，哭的比所有家人更伤心无比。
有道是，如今已经官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位赵乐际不但也是官二代出身 ，而且他的父亲赵喜民还曾是习仲勋的老部下。他的父亲赵喜民十五岁即从西安跑到延安，进入延安大学。一年后随校迁入西安，该校即更名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是现在的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中共官方的相关介绍是：“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由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政委习仲勋亲手指导创办，是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其前身是抗战时期的陕北公学和后来的延安大学。”
1954年，已经在西北革命大学（当时已经更名西北政法干部学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任职的赵喜民有幸与中共前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当时在团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钱其琛等人一起被时任团中央主要领导人胡耀邦选拔推荐到前苏联的中央团校受训，两人是同班同学。钱其琛学成后被选拔留在中共驻苏大使馆工作，赵喜民学成归国后自己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于是便有了他包括赵乐际在内的四个儿子都是在青海西宁出生的后来。
在青海西宁长期从事党报领导工作后，赵喜民1980年被安排外放至海西州任副州长。当年，赵喜民的长子，1975年下乡插队时即已经加入中共，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的赵乐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学习期满，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分配原则，赵乐际回到青海省城被分配至省商业厅当政治干事。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延安时期的直接部下、曾经是习仲勋兼任校长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的副校长、中共建政后陆续出任过西北大学校长，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和陕西省社科院长的刘端棻文革初期曾经和被造反派 押回西安的习仲勋一起接受批判游街……。他的儿子刘斌在其追忆文章《往事悠悠忆习老》中有如下 一段描述：“父亲晚年多病。他在病中完成了一本书的写作。这本书1990年6月出版，至今已过去17个年头了。这本书叫《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他在这本书中，记载了自己1937年——1949年期间，在延安办教育的往事。也记录了他与习仲勋同志的友谊和习老的革命事迹……。《回首延安》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赵喜民同志亲自关心和安排了此书的出版。赵喜民社长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国初期他曾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他也是习老的老下级。”
也是在当时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耀邦的关注下，当时身体情况不太好的赵民喜于1981年2月被如愿调回他的陕西老家，平级出任了商洛专区的行署副专员。而已经是省商业学校团委 书记的赵乐际选择了继续留在西宁。
在商洛任职两年半时间，因为自己的夫人、也就是赵乐际的妈妈离开青海后直接进入省委机关报工作，带着赵乐际的两个弟弟住在西安，不情愿长期两地分居的赵喜民直接向他在中共建政之初投身革命的老上级，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请求，顺利调进省城，被任命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期间成为1990年成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4年度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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