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谈判：美国要的“对等” 中国给不了

路透社4月9日报道称，美国白宫官员对阻碍美中达成协议的最后一些问题“还有不满意（not satisfied yet）”的地方，但是谈判仍然取得了进展。中国的官方通报显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已经开始讨论协议文本，标志着中美贸易谈判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那么，中美最终的分歧究竟在何处？

 

  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一）在白宫会晤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左一）（图源：AFP）

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2月份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出，美国寻求与中国发展公平（fair）、对等（reciprocal）和平衡（balanced）的贸易关系。在贸易关系上，“公平”是伪命题，公平既难以定义也难以量化，“对等”和“平衡”才是美国的核心诉求。其中，“平衡”是指贸易额的平衡，通过中美的共同努力，未来能够解决或者缓和如今的非平衡状态。因此，中美的最终分歧将聚焦在“对等”上。

美国要求的“对等”主要针对市场开放程度和产业竞争政策。关于“对等”，中国只能够有选择地接受部分要求，而无法承诺达到美国要求的对等水平。

一方面，中国乐意接受美国从国际贸易市场规则出发提出的对等性要求。事实上，中国自1994年开始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之后，向美国学习了很多关于国际贸易的市场规则。

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虽然早在1984年中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但是早期的专利法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条款，与WTO的要求相去甚远。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中国于2000年8月对专利法进行了修订，并于2001年推出了专利法实施细则。可以说，中国是在美国的谈判压力下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在此之后，海外的高新技术企业才敢于落地中国，而中国的科技创新也真正得到了法律的保护。

借助外部压力推动内部改革，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如果美国能够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中国十分乐意采纳。例如，中国在2019年3月的两会中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新外商投资法既强调对政府行为的限制，也借鉴了发达国家的外资监管政策。在中国，政府层面和产业层面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的保护机制。新的外商投资法正是借助中美贸易战的机会打破了这层保护机制。因此，只要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中国并不介意与美国形成市场规则上的对等关系。

然而，另一方面，在市场准入和产业政策上中国无法做到与美国的完全对等。首先，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在WTO的贸易规则下，中国有权在市场准入和关税政策上设置壁垒。其次，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间较短，且已经发展出独特的经济制度，不可能向美国的经济体制看齐。最后，中国在技术积累上远不如美国，采用对等的产业政策对中国产业的发展是不公平的。

由于美国在资本和技术上具备绝对的优势，因此美国热衷于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然而，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均设置了不同程度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WTO数据显示，无论是关税壁垒水平还是非关税壁垒水平，主要发达经济体都高于美国。因此，美国要求贸易的对等性必然损害贸易的公平性。

4月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发推特（Twitter）威胁向110亿美元的欧盟商品征收关税。特朗普的理由是WTO证实欧盟对空中客车公司的补贴已经损害到美国的利益，欧盟应该停止这种做法。因此，美国也在寻求与欧盟的贸易对等关系。

事实上，自空中客车公司1970年成立以来，美国一直指责欧盟（欧洲各国）对其进行补贴，而欧盟也在指责美国对波音公司进行补贴。1992年为了做到政府补贴的对等，美国和欧盟一度达成了一项限制政府补贴行为的协议。然而，2004年，美国因无法坐视本国航空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落于下风，正式向WTO提起诉讼，指控欧盟违反了1992年达成的协议。欧盟随后做出反击，指控美国同样违反了1992年达成的协议。

美国和欧盟关于政府补贴的争端一直持续至今。WTO在2018年和2019年给出的裁定报告中，分别认定空中客车公司和波音公司从政府获取了不同程度的补贴，但是空中客车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更多。特朗普正是据此认为，欧盟的补贴行为危害到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因此，只要有利可图，美国可以承认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但是要求政府干预的对等性。

此外，从美国和欧盟关于民用航空制造业近半个世纪的补贴争端中可以看出两点：一、由于科技、资本、产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不平衡，经济体之间无法在市场准入和产业政策形成对等关系；二、即使强制达成“对等”的市场规则协议，弱势经济体如果想要发展就一定要绕开相关协议。例如，1992年之后欧盟采取了多种隐蔽化的补贴行为，包括政府研究机构向企业直接转移技术、对新建工厂提供基础设施和税收便利、向关联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等。

因此，在市场开放程度和产业竞争政策上，中国给不了美国想要的对等关系。为了扩大开放和发展经济，中国会在一些方面做出妥协，同时借助外部压力推动内部改革。然而，由于中美发展程度和政治体制的巨大区别，中美注定无法建立全面“对等”的贸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