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习近平如何“拨乱反正”

虽然中共党刊《求是》连续刊发的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和会议上的讲话，要么早已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丛书中公之于众，要么在讲话发出之际经由不同渠道被不同程度传播，但是当《求是》从2019年开始每期一篇，且均是原封不动的讲话稿，话题涉及吏治、生态文明、依法治国、监察体制改革、媒体融合以及社会主义等方面，还是很快引发了外界的一阵骚动。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刊发于4月初的《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是习近平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也就是中共十八大刚刚履行不久。就内容而言，该篇讲话并非首次在公开渠道发表。2014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首次公开发表了这篇讲话；201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再次收入这篇讲话，“供县处级（含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学习使用”。

为何会在这个时间节点将六年前的内部讲话重新刊发？《求是》轮番的发文之举背后，又有着最高层怎样的考量？其实看过《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之后，便不难理解。因为该文不仅问题导向明显，毫不避讳地提到了十八大至今外界争议激烈的问题，而且习近平本人也给出了自己很明确的“说法”。中国究竟该走怎样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真的过时了吗？所谓的“中国模式”又是什么？“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真的如外界所言是在为毛泽东背书和辩护吗？这些问题，《求是》所发文章中，都悉数给出了“答案”。虽然很有限度，毕竟只是“一部分”，但已经足够认识习的思路，以及他“拨乱反正”的用意。

问题之一：中国现在搞的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

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在《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既提及了外界的争议，也给出了不容置喙的回答。

争议是——近些年来，中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回答是——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为什么这么说？实践是检验的唯一标准，习近平的“论据”也是按照这一思路给出的。

从历史上看，“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言外之意是，社会主义之外的道路中国不是没有尝试过，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拘于一格，而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之后，发现很多路走不通。

而经过实践检验最终走通的这条路，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习近平的说法，不说更早的时期，就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风景这边独好”。所以，中国现在搞的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按照西方视角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早已不再单纯，掺入了不少“资本主义”的元素，所谓“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云云。这样的质疑也无可厚非，毕竟西方“排中律”的认知体系与中国将问题有机化的哲学观有着本质不同。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当社会主义以各种形式“出现”在西方世界时，很多人才会大惊小怪。

风物长宜放眼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争”了这么多年，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还会继续“争”下去。非黑即白、要幺姓资要幺姓社的判断，不仅不是中共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且也正在世界范围内落伍、过时。习近平自己也说，“对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对社会主义这个我们只搞了几十年的东西，我们的认识和把握也还是非常有限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

问题之二：马克思主义真的过时了吗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型威权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注重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而且强调思想理论的提出先于实践，实践又反过来丰富和发展理论。可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围绕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共指导思想的争论，比如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共正在抛弃马克思主义等，却时不时出现。

“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习近平内部讲话如是说。此外，“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与新的发展。”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因应于新情况、新问题，还需要与时俱进地反思与再认识。

2018年的民营经济退场论，或许是一次关键的契机，不仅暴露出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局限性，也提醒着中共如何对这一指导思想进行再认识。今天回过头来看已经退潮的那场民营经济退场论风波，最核心的还是理论层面出了问题，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中共至今没有解决一个理论难题：共产党究竟要不要消灭私有制？

如果说毛时代对于马克思的中国化，局限于历史和客观原因还只是简单的遵从，而邓时代因应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紧急纠偏，承认了私有制和民营经济的合理性，可仍然没有从跳脱实践升华到理论，那么到了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比毛邓时代更为严峻，矛盾和问题也更为突出，习近平需要有足够的“理论自信”，开诚布公地将《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诸多前提和假设以及不适宜中国的地方讲清楚，甚至就说明，消灭私有制这个概念对马克思来说是哲学意义的，消灭资本主义并不等同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将会在一段时间之后被取缔，对这类问题做出回应必须是已经提出一年且写入党章的“习近平思想”应有的底气和底色。

抛开民营经济退场论本身，没有思想理论的武装，很难想象实践的最终形态该是怎样的混乱与无序。而这，未尝不是中共高规格纪念马克思的用意所在。

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

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议，早已不再新鲜。只不过，基于现实政治需要，争议时而热烈时而冷淡，时而主动时而被动。

《求是》所发习近平内部讲话，直接以问题为导向提到了“中国模式”，这也是已经公开的习讲话中唯一一次提到这个概念，在十九大报告中还只言“中国道路”、“中国方案”。“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来，其中不乏赞扬者。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西方理论正在被质疑，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

究竟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如果有，内涵和外延又是什么？习近平对于第一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有“中国模式”，但对于第二个问题，却给出了宽泛且开放式的答案——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中国模式”也不例外。此前，围绕这一问题，习近平还有过更通俗直接的表达，也即“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

讲话没有明说的中国模式之内涵和外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中西方学界争论的焦点。支持者往往会从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以及制度的连续性层面延展开来，何况大量事实证明，凡是直接引进欧美经验的往往水土不服，而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改革则可圈可点；反对者则选择揪着中国在政治上的专制与国家强控制不放，所谓“强国家—弱社会”，并进而对中国模式加以否定甚至是挞伐。当然，在诸多反对的声浪中，也有不少西方学者是因为忌惮于“中国模式”可能带来的变局，故而为我所用地反对。

比较而言，历史学家汤因比似乎更冷静，看得也更而长远。他说，“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

习近平也看到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才说，“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还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只是经过一番“结合”，中国会给世界捧出什么样的礼物，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问题之四：前后两个三十年为何不能相互否定

对于“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问题，在习近平此言甫一出来，就引发了巨大争议。很多批评的声音认为，这是在为毛时代所犯的错误和所走的弯路背书和辩护，加之后来发生的系列事件，比如历史教科书弱化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以及越来越多场合毛习并列，更加夯实了人们的判断。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正是“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源头。如果说此前人们对这一判断的理解还停留在结论层面，那么今次讲话的公开，则明确给出了背后的逻辑和考量。

背后的逻辑，习近平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没有后三十年推进改革开放，不仅不会有今天的大好局面，而且还可能面临严重危机，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而改革开放的推进，离不开前三十年积累的思想、物质和制度条件，以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其次，虽然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有很大差别，但不是彼此割裂的，也不是根本对立的，一些在前三十年没有落实的政策，在后三十年才得到了真正贯彻；其三，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积累的条件，而后三十年是对前三十年的坚持、改革、发展。概而言之，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至于背后的考量，苏联解体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也被习近平反复提及。“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其实，但凡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都应该不难理解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之论。而且外界所担忧的习近平为毛辩护，该内部讲话中也有很直接的表达“建国以后的30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只不过，因为很多人对于中国是否在走回头路以及习近平越来越像毛的担忧压倒了一切，并情绪化地认定这样的举措会将中国引向更深度的灾难，进而偏信则暗。

中国究竟如何向前发展？如果人们得出结论的理据只是习近平今天说了“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抑或十八大上台后第一站选择了重走邓小平的南巡路，则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不管是前者和后者，背后的辩证思考和符号意义绝非左转或右转这么简单可以一概而论。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虽然中共不断在通过不同渠道给出答案，但是从外界的反响来看，还是没有带来多大认知层面的改变，反对者、唱衰者还是在一如既往地反对和唱衰。毕竟不管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时俱进的必要性，抑或是中国模式与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各方的判断最终还是落在了很具体的人，也就是习近平身上。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一些大是大非且容易引发巨大争议的问题上，确也需要最高领导出面不断地进行这样的“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