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川普和习近平该坐下来谈谈了

　　如果我有一个企盼的话，那就是让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以及贸易谈判代表在一个周末找个地方聚一下，我建议在新加坡，我还建议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做东，不对媒体开放，也不许发推，双方尝试对主宰两国未来关系的基本贸易和地缘政治问题达成共识。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和经济体。它们的经济也完全交织在一起。如果它们开始摧毁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对方进行的电信连接、制造业供应链、教育交流以及金融投资的话，我们都将会生活在一个不那么安全、不那么繁荣、不那么稳定的世界里。

　　如果你认为这不大可能发生，那是因为你没有关心时事。

　　川普总统对北京采取某种贸易休克疗法是对的。中国不再只想把玩具和网球鞋卖给美国。它现在想出售跟美国所擅长的同样的高科技产品，比如5G电信、机器人、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系统。因此，必须单刀直入地让中国认识到，美国不会再对中国长期的贸易滥用行为视而不见，也不会被买通。

　　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但不是一个新的战场。

　　“需要有一个与21世纪的中国相关的战略重置，但危险的是，我们正在梦游般地进入一个既无必要，而且西方并不比中国准备得更好的代际冲突之中，”Macro Advisory Partners的联合创始人纳德·穆萨维扎德(Nader Mousavizadeh)说。这是一家地缘政治咨询公司，为许多跨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提供咨询服务。

　　穆萨维扎德还说，西方的对华政策有一种倾向，那就是“从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因此应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其不受普通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压力影响这种懒惰的老生常谈”，突然倾斜为“有关与中国发生一场新的大国冲突这种同样懒惰的宿命论。但新冷战并非不可避免”。

　　然而，这似乎是我们正在陷入的境地。“与中国的新分歧可能始于技术，继而涉及金融和制造业，但最终会落到人身上，”穆萨维扎德指出。“如果目前正在进行的关税战的最终结果是，出于对间谍或盗窃的恐惧，中国公民被赶出西方企业，美国公民被赶出中国企业，这将是朝着一代人的敌对迈出的不可逆转的一步。”

　　虽然我同意川普的核心直觉，即贸易问题需要以战略的方式来解决，但我不同意他完全依赖关税来迫使中国坐到谈判桌前的做法。关税很容易被滥用，因为美国经济的每个部门，比如农业，都在要求特殊的豁免或补偿。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让冲突成为只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问题，而这本该是世界与中国的贸易问题。因为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和中国有与我们同样的贸易问题。

　　川普本该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它把太平洋地区除中国之外的12个最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40%），联合到美国的贸易标准体系中来。这样做了之后，他本该试图把欧盟也拉进来，形成一个单一的联盟，与北京谈判建立一个新的贸易体制。相反，川普撕毁了TPP，又通过对欧洲国家征收各种钢铁和铝制品关税，疏远了它们。太愚蠢了。

　　但那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事情。

　　川普的团队曾认为，他们的做法正在奏效——关税压力加上谈判，会使中国制定法律，减少知识产权的网络盗窃、强制技术转让、对中国企业的某些补贴、非互惠的贸易规则、操纵汇率，以及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壁垒等问题。谈判代表还讨论了解决争端的详细过程。

　　不过，中国人一直抱怨说，美国寻求的语言是单方面的，相当于让中国认罪，这将让人觉得习近平主席是在向美国卑躬屈膝。

　　中国人还抱怨，为了减少贸易失衡，川普对他想让中国购买的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就这样，美国仍不会保证取消已经加征的关税。此外，北京的一些强硬派希望给美国人点教训，让他们弄懂当今真正的力量平衡——或者，如他们当中的一位去年对我说的那样：“你们美国人已经太迟了。我们太大了，不能再被随意摆布。”

　　无论是什么原因，今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在北京进行了一轮紧张的贸易谈判之后——那轮谈判让美国人认为他们正在接近达成协议——中国人把他们对协议草稿的最新修改发了过来。消息人士说，在一页又一页纸上，双方为之谈判了好几个月的几乎所有条款都被整行整行地划掉。协议没了。

　　川普怒不可遏，他在5月10日将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从10%提高到了25%。随后，北京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了新关税。

　　另一方面，川普将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列入了需要特别许可才能购买美国制造的微芯片、软件及其他零部件的公司名单。原因是据报华为有长期窃取知识产权的历史，以及人们担心，如果我们的盟友购买华为的5G电信系统，那会让他们和我们都面临更多的中国间谍活动。作为报复，中国宣布将对任何抵制华为的外国公司予以反击。

　　这就是贸易战如何升级为全面的美中经济战的方式。也许，中国政府根本无法或无意改变其增长模式——努力工作、聪明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投资、高储蓄率，加上大量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共产党统治的终结。

　　也许2019年将标志着中美地缘政治和经济冷战的开端，以及在全球技术市场上建造一座类似柏林墙的障碍，把那些信任安装中国技术来支持他们的5G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系统的国家与那些不信任中国技术的国家隔离开来。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处于这种境地。但我的确知道，我们迫切需要尽可能地避开这种境地。双方需要最高级别的会晤，并探讨是否有一种可信的——但更为渐进的——方式来改变中国的贸易做法，让其成为我们都能接受的做法。

　　他们必须探索，除了禁止华为这样的公司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选择，比如对滥用的公司处以罚款或暂停其业务，同时给他们一个明确的重返美国市场的路线图，如果他们证明已经整顿了自己的行为。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推动中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采取全球最佳做法，而不是孤立中国，制造一个分裂的世界经济、互联网和技术市场。

　　如果我们为此动员我们所有的盟友，而不是也用关税来打击他们的话，那将会有所帮助。如果我们有一位在全世界更受尊敬的总统，而不是一位总要让别人视他为“赢家”、视他人为输家的总统的话，那将会有所帮助。

　　这都将会有所帮助。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作者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纽约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