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运动 香港青年人成主力

　　香港政府无视反对声音力推《逃犯条例》修改草案，引发了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官民对抗。在这一运动中，大批90后的年轻人成为反抗力量的主力，并迅速自我组织化。有专家分析说，香港青年人从上一次的雨伞运动中总结了很多经验。

　　因担心政府秋后算账而不愿意透露全名的三年级大学生周同学，6月9日之后参加了绝食抗议。她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绝不放弃抗争。

　　“说真的，没有很乐观，但也不是说一点希望都没了。就是香港人一定要努力坚持下去。”

　　她表示，如果向中国引渡嫌犯的法律通过，香港独立的司法制度必然失去，香港也将不再是过去的香港，为了自己的未来，她一定会坚持到底。

2019年6月12日，香港市民反《逃犯条例》的示威活动中，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法新社）

　　和周同学有同样想法的，还有硕士毕业不久的费先生。

　　“我们难以确信，将来会不会有《基本法》23条立法。如果那个立法也通过，和这个法律（引渡条例）配合，所有有关政治犯不会被遣送的条文就会被打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信任不是我们选举出来的立法会。”

　　今年27岁的费先生，是在得知警方对示威者发射橡皮子弹之后赶到现场的。他表示，绝大部分身边的香港年轻人都和他有同样的想法和冲动。

2019年6月12日，香港市民反《逃犯条例》示威活动中，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法新社）

　　香港教育大学教师李一鸣表示，年青人在所有的社会运动中都扮演主要的角色，但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经济变差，年青人压力越来越大，不满情绪在这次反送中运动中被再次激发。但她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香港年青人不认同中共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

　　“近几年，中央施加压力，香港政府的配合，包括推动国教（中国历史教育）、强行推动普通话，以及取缔一些学生独立组织，都引发了香港年轻人对立的情绪。”

2019年6月12日，反《逃犯条例》的示威活动中，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法新社）

　　“这次运动，从头到尾都是自发的组织，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大（平）台，基本上年轻人都是自发参加，而且随着形势变化即时反应，产生了某种默契去对抗。”

　　外媒记者也留意到，香港年青人不再通过日常的社交媒体进行有关行动的讨论和沟通。法新社的报道称之为社媒数字黑屏现象。抗议者不愿意有关的留言被当局用于秋后算帐的证据，采用更为保密的加密通讯软体相互沟通，他们也避免使用信用卡和八达通，使当局的数字监控更加困难。这凸显了数字时代官民对抗的行动特征。不过，星期四有报道说，加密通讯软件电报（Telegram）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被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