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波三折 关键时刻北京不应继续错估民意

北京时间8月18日，时值周末，香港“反修例”运动又现高潮。数量众多的香港人涌入街头和公园表达抗议。

“民阵”方面声称在铜锣湾、天后和维园一带参加集会的人数多达170万。香港警方则表示在反对通知书所列的集会地点，同一时间出席的最高人数为12.8万。

这两个数字或许都不够准确或全面，不过客观而言，当天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确实极为可观，或有百万之众，是2019年6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三次游行示威之一。考虑到香港当天有雨，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民意”可以说仍然十分高涨。

北京不应错估香港民意

需要指出的是，自进入8月以来，香港的街头运动一度激进暴力化，引起香港普通市民的不满，遭到香港警察的强力压制，香港商界、媒体等方面也有所发声。因此曾有推测认为“反修例”运动有所降温。不过以18日的情势来看，这种推测仍然没有把准香港的脉搏，正如外界以往对香港局势判断屡屡失准一般。

而且，当天的示威运动并未出现过多激进暴力行为，落实了“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可以视为一种自我约束的实现。这也预示着这场运动将比外界预期的更为绵延持久，香港民间反抗意志的坚强程度绝对不可低估。

需要承认，港人在国家认同上仍未回归。此前文章曾指出，和主权回归相比，人心回归需要更有耐心，更懂策略，需要的不是力量和斗争思维，而是更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理念，和在“一国”前提下的包容、团结精神。推进香港人心回归的工程就像是香港的二次回归，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将基本法规定的“一国两制”全面准确落到实处，就像习近平这次在视察讲话中所做的宣示一样，这个工程也是“行得通，办得到”的。

2016年获得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的《北京折叠》，已经先被用来形容现今的香港社会。位于风暴中心的香港政府，就像被掏空根基的“空中楼阁”，没有了与香港民间的沟通渠道，对民情动向缺乏准确了解和判断，更难主导香港局势，以商界富豪为代表的精英阶层明哲保身、作壁上观，中央政府则受制于“一国两制”的约束，香港这颗“东方之珠”继续动荡沉沦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走过了一条与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的道路，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而且有着相当的独立性。根据《基本法》规定，“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事实上，香港政府在外交方面也被允许拥有一定的施展空间。而中央政府以往默守“一国两制”之中“两制”的限定，让香港这座城市演化出了特立独行、自成一体的社会生态。香港不仅有完整的政治架构、法律制度，还有融杂中西的教育模式，在粤语基础上有所发展的港式粤语，高度地方化的媒体、网络和舆论环境亦与中西大不相同。

香港这片由曾经的几座小渔村联结起来的小小地块，作为中西力量碰撞交合的联结点，不自主地被托举到历史的风口浪尖。深深植根于当地土壤的文化、风俗乃至思维等内在因子一直顽强延续下来，并于今日得以急剧放大，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

香港被很多人视为最反共的地方。亲西方的教育、媒体、舆论的长期滋养和发酵，西方式政治程序的体验和自满，以及大陆政治运动消极影响的汇聚，让香港成为了一个与中共“绝缘”的坚实的意识形态堡垒。

打开香港症结的钥匙并不在于香港

尽管今日的香港不再被英国殖民，在中国“一国”之下获得“两制”的许可享有近乎一个国家的自主性，表面上看香港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实则仍然无法逃脱中西两方博弈与运势轮转的隐性力场。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东风与西风各自劲吹，此前尚能偏安一隅的香港危楼一时间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其实也不必太过意外。

中国古书《太平广记》有语称，“鯸鲐鱼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其所称的“鯸鲐鱼”欲称河豚。其实如今的动荡混乱的香港对于中国而言就像是一只挺刺膨胀、内含毒素的河豚，急切之间难以收拾。

打开香港症结的钥匙或许并不在于香港，而在于中国与西方之间，香港与大陆之间实力的消长。

只要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节奏，政治制度的优势进一步显现，社会整体生态持续好转，很多相对次要的矛盾都会水到渠成般得以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