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北京高层苦无对策! 香港抗争运动有奇迹

　　香港反送中运动中运动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似乎并没有平息的迹象。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公民抗命运动中，香港人表现神勇，打法创新，四面开花，反观中共和港府则处处被动，进退失据，疲于应对。香港人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原因是他们推陈出新了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模式，而中共和港府至今对此束手无策、望洋兴叹。这是一种什么秘密武器呢？那就是无大台抗争运动。

　　

大台就是香港人所俗称的领导者，也就是领袖或组织机构。无大台就是没有主导运动的领袖和组织机构。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前不久，特首林郑月娥邀请多家大学的学生会参与对话，但对方都以自己“不是大台”为由拒绝。泛民组织“民间人权阵线”多次发起游行，但只是为市民提供一个抗议的平台；“民间记者会”只在舆论上与政府抗衡，他们都不是抗争活动的大台。这下中共和林郑有点懵，找不到对话的对象。这个武器对他们而言的确太新了，不知如何下手？

　　下面，我们一起分析一下香港无大台抗争运动的特点：

　　第一，是对2014年雨伞运动的反思和扬弃

　　长久以来，香港社会运动一直都是由工会丶政党丶以至民间组织领导。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年复一年的“六四烛光集会”丶民间人权阵线举办的“七一大游行”，他们由上而下号召市民参与。然而，香港年轻一代对传统社会运动模式很不满，认为大台扼杀了他们的声音。“六四烛光集会”三十年如一日，形式很陈旧，没有成果。这种不满，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达到了高峰。民众对传统政治领袖的不信任丶年轻人对社会运动的新想法，掀起了“反大台”的浪潮。无大台抗争模式，揭开了香港社会运动的新一页，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高潮。无大台抗争运动一扫过去单一的游行集会抗争的阴霾，不合作运动丶政治性罢工丶众筹、海外连侬墙、刊登广告等抗争手法，在香港前所未见。

　　岭南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袁玮熙说，香港过去的社会运动，都不算真的有大台。香港的政党政治较弱，多数政治团体也没有经常性活动，整体而言，是政治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社会。2014年雨伞运动时期，无论是“占中三子”或“学联”和“学民思潮”两个学生团体，实际上都未获得群众足够的认同，只可算是“幻想中的大台”；而“民间人权阵线”在雨伞运动中，只是出面申请场地的代表。无大台模式可以包容多元的抗争方式，示威者不断构思新的抗争手法，照顾不同政治光谱的市民，避免了长期依赖单一的行动模式，令抗争运动丰富多彩、生机盎然。

　　第二，借助因特网构建交流平台

　　香港反送中运动主要依赖网上Telegram（电报）与连登讨论区。在示威活动中，示威者通过“哨兵”群组向其他示威者通报信息。在另一个“大消物”群组中，群友在示威前就公布头盔、药水等物资的收集和领取地点。当示威者撤退时，该群组又会发布供撤离的上车地点，信息细致到“可接载人数”。总部设在柏林的Telegram是由来自俄罗斯的杜洛夫兄弟两人在2013年创立的。Telegram软件的最大优势就是“私密性”的保护，至今中共黑客难以攻克。

　　除了Telegram外，网上“连登”讨论区（LIHKG）是香港示威者另一个网上讨论平台。袁玮熙说，这次运动整合资讯的角色由“连登论坛”等网路平台承接。在连登上，网友提出各种不同的行动策略，其他人再给正、负评的方式参与讨论，逐渐凝聚共识。连登讨论区上“百家争鸣”，每天有上万条留言和建议。在过去近三个月的示威里，讨论区会在同一时间讨论多个行动方案。这样的辩论，每天都在讨论区的不同角落里上演，但每每都能迎刃而解，寻找最终共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苏浚锋观察到，运动参与者在商讨行动过程时，会以“直接民主”方式来化解矛盾。

　　借助现代通讯的帮助，抗争运动尽然有序，有人负责文宣，有人帮忙运送物资，有人负责秩序，有人负责传输水和食物，有人在周边观察警方举动，也有人站在最前线。大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并没有领袖发施号令，只有默契工作。苏浚锋说：“每个人有不同职位丶不同岗位，但大家一起做决策，商议式民主丶直接民主对整场运动而言，是最好的。”

　　第三，青年人走上政治舞台

　　年轻人有不同专长，在抗争运动中，不少参加者是中学生或大学生，或是刚毕业的职场年轻人，他们有冲劲，有创意，能以个人专长想办法推进抗争行动。例如熟悉外语就写信给外国政府，诉说香港反送中运动情况，寻求国际社会关注；熟悉法律人士就将法律知识加入文宣之中，以理服人；擅长平面设计者，就自发制作吸引眼球的宣传品，抗争方式多到令许多政治老手眼花瞭乱，望尘莫及。游行现场，年轻人自发互助，帮忙回收和将垃圾分类，每当有救护车经过，人群中便有人自发维持秩序去让路，大家又在通讯软件中不停发放有用资讯，秩序好得令外国记者叹为观止。

　　第四，人民战争

　　香港市民二百万上街游行，除了老弱病残，基本上都出来了。这说明反送中运动已经变成了一场香港人民战争。香港中文大学周保松教授在《我们的自由要一起争》一文中写道：如果没有无数香港人在不同岗位默默努力，彼此扶持，这场运动不可能坚持到现在，而且是有理性、有原则、有尊严地坚持着。这场运动中的五大诉求，这些不仅是前线示威者的诉求，也是法律界、学术界、商界、医疗界、艺术界、新闻界、社工界、前政府高层、政府公务员，以至许多社会知名人士的共同诉求。香港这场浩浩荡荡的抗争运动，说到底，就是香港人不甘于认命，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争取自己应得的民主和自治，大家一起站出来的公民抗争。

　　香港无大台抗争运动是对2014年雨伞运动的反思和扬弃，也是对2010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借鉴。乔晞华博士在与他的导师怀特合作出版的《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一书就分析了这种的新的社会运动模式。乔晞华先生指出：“阿拉伯之春”的特点不仅因为参加的人数众多和非暴力等特点著称，而且有三个特点引人注目，也就是“三无”运动：即“无线”、“无领导者”和“无阶级”。但香港无大台抗争的政治诉求和所处环境与阿拉伯之春运动存在很多不同特点。我们可以说，无大台抗争是一场民主、自治的抗争；是一场青年人的抗争；是一场高科技、高智商的抗争；是一场知识的抗争。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运动新模式。

　　面对香港无大台抗争运动，中共和港府猝不及防，束手无策。中共和港府固然有年青官员和公务员，但港府只是中共的附庸，而中共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极权政体，真正最终决策就是中共高层的一群老人。他们的知识结构、治国理念和科技能力与香港示威者相差得太远。他们处理香港抗争运动的思维与三十年前的八九民运几乎没有区别，仍然是暴乱定性，武装戒严和暴力镇压。仍然认为这场风暴是由境外反动势力操控，幕后黑手指导，是一场迟早要发生的政治动乱。但这些陈词滥调在香港无大台运动面前显得多么落后、苍白和愚蠢。外交部发言人只用罔顾事实的冷嘲热讽，把耍流氓当机智。中共发起的海外小粉红军团和亲共团体游行，除了羞耻的国骂和豪车炫富外，结果就是丢人现眼。

　　在大陆，中国人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认为自己完全无力左右命运，只能跟着大船起起落落。船决定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但香港人不这样认为，他们勇敢抗争，用无大台运动的事实告诉我们：不是船决定着人的命运，而是船里的每一个人，决定着船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