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商共治终结 香港“二次回归”启动

　　9月16号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的第100天，北京解决香港问题的最终路向已经非常清楚，结束官商共治，启动二次回归。这从其通过各渠道释放的几大信号可证：9月13日路透社发布的一条独家信息：北京召集百家中国国企于深圳开会，要求它们加强投资并深入控制香港。9月17日国内各网站登消息与评论，香港民建联要求政府考虑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向持有约930万平方米农地的香港四大发展商等收回农地兴建房屋；李嘉诚则受到《人民日报》（9月13日）点名批判。三条消息都指向“二次回归”计划中的一项：结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中共全面掌控香港经济。

　　北京称港商“不是自己人”

　　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中国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对受危机影响的香港的投资力度”（China prods state firms to boost investment in crisis-hit Hong Kong）。指出近日中国政府召集百家大型国企在深圳开会，要求参加会议的100余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高级代表承诺，更多地投资于包括房地产和旅游业在内的主要香港行业，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并稳定金融市场，尽其所能帮助政府解决香港面临的最严重政治危机。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借高级代表之口说出：“香港的商界精英肯定做得不够。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The business elites in Hong Kong are certainly not doing enough. Most of them are just not one of us”）。

　　这句话表明：香港商界精英过去依靠中国政府赐予的特权寻租、分利，在陆港两地市场通吃的政商结合之路已走到尽头。即便在香港，这些富商聚财的房地产等行业也将由国企接管。

　　目前并不清楚国企加大投资力度的具体做法，但原则已经定下：“中国国有企业不仅仅是持有香港公司的股份，还被要求控制公司并拥有决策权”，要求香港富豪出让部分股份并让国企掌握控制权，是其可能的一种方式。估计反送中以来在北京眼中表现不佳的企业将会优先排在被收购行列。

　　我在《“二次回归”是陆港的共同噩梦》一文中谈到，结束官商共治模式是“二次回归”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中央政府与统战对象香港商界精英之间出现裂痕并非始于“反送中”运动。早在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发生之时，香港商界大佬很少有人表态支持政府。《中国日报》为此于10月25日发表英文文章《香港大亨不愿意在“占中动荡”中站稳立场》（“Roundup: Hong Kong tycoons reluctant to take side amid Occupy turmoil”），点名批评指香港富豪李嘉诚态度模棱两可，李兆基、郭鹤年、吴光正等富豪则保持沉默，未曾表态支持香港警方处理示威的手法以及香港特区政府。

　　北京对港商的看法：寻租、分利，却不肯尽政治义务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商界大亨确实依靠中央政府的荫蔽寻租分利。相关研究认为， 1978年到1997年，是香港商业和政治的关键二十年。除了主权移交，还有数项相互交织的变化，包括去工业化、英资撤退、本地商业集团化、混合型商业出现、政治机构重组，以及政治本身的再定义，引发了一波经济结构重组。制造业迅速被服务业取代，后者包括银行、地产、旅游和物流等。这个过程形成了一些财阀型的大型企业集团，典型案例就是李嘉诚家族的长江控股，其旗下拥有大量不同行业的公司和控股公司，涉足超过50个国家。研究者认为，李嘉诚上世纪50年代在塑料制造业起家，而其产业真正的集团化始于1979年，当年他从英国商行手上买下了和记黄埔，李氏商业帝国即从这里奠基，此后与北京结成亲密政商关系，得到北京支持，更是得到长足发展。

　　其他财阀的情况与李嘉诚类似，由于因为这些财阀商业集团与北京政府的密切关系，陆港之间的地缘经济迅速融合，这种融合包括港资进入大陆、大量陆资进入香港，以及跨境商业运作的出现。香港本地和大陆的资本越来越多地合并，形成了共生关系，并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发展了大量商业项目和关系网。1997年香港回归之时，十大香港华人商业家族（包括李嘉诚家族、李兆基家族、郭得胜家族、吴光正家族和郑裕彤家族）已经控制了占香港股市市值45%的资产。这种天量财富，对于财阀在政治中的角色有重要影响，这些人都得到北京赐赏的黄马褂——全国人大、政协常委等荣衔，在本港亦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

　　但天下之事，往往是兴一利必有一弊，中资进入香港，改变了香港的财富版图。在1997以后的20年中，香港本地资本的显赫地位逐渐被笼罩于大陆资本的阴影之下，尤其是与国有企业有关的陆资。至2016年底，香港市值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半是陆资，包括腾讯、中国移动、中国建设银行、中海油、中国工商银行、中信集团、中银香港、中国银行、平安保险和中国海外发展。只有四家公司，包括长实（李嘉诚家族）、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家族）、恒生银行和港交所，可被视为香港本地企业。 与1997年香港股市市值45%的资产由十大本地企业把持相比，变化之巨，让香港商界产生受挤压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之后，中港企业交叉持股日渐普遍，这导致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产生了新的混合型商业模式。这种混合型商业的运作基于不同的经济理性，不仅是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还得尽政治义务，充当北京在香港维稳的长臂。

　　李嘉诚为何会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

　　在中央政府眼中，依靠北京政治加持成就商业帝国的李嘉诚至少有三次对不起党与政府：

　　第一笔：从2011年就开始不动声色地从大陆撤资，不断抛售中国资产，自2011年以来就没有在大陆拿地，2012年之后就没有再购入香港的土地，撤资规模以千亿计，据说撤得很干净。当时中国舆论对李嘉诚跑路表示不满，言论中都涉及李嘉诚商业帝国形成的特点。李嘉诚是港商中与北京最高权力走得最近的巨贾，作为香港商界顶尖精英，曾受到中共历届领导人接见。自邓小平于1978年及1990年两度接见李，让他受到最高权力的“加持”，李嘉诚在香港与大陆可谓通行无阻，其特权超过任何太子党成员。那篇《别让李嘉诚跑了》说得很直白：“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历任中央领导人对李嘉诚提了哪些要求》一文更是挑明了这意思：李家资本是中国政府用政策与特殊待遇喂养的名外实内的资本，本应“与国同休”，如今国家经济困难初露，李家就携财外迁，实在是大大辜负了党的殷切期望。

　　第二笔：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发生，李嘉诚不肯表态支持北京与香港政府。

　　第三笔：今年反送中以来三次发言都未表态支持政府，先发表“黄台摘瓜”广告，暗指中央政府对香港严苛，继之又发表“盼年轻人体谅大局，而执政者能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的骑墙言论。

　　有此三笔旧债新帐，李嘉诚必须成为《人民日报》等官媒的批判目标，批判文章连“巧言令色，鲜矣仁”这种重话都用上，恐怕看得香港富商们心底直冒寒气。

　　最后对本文做一归纳：自2014年占中运动发生后，北京就在思谋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实施“二次回归”。促使北京提前结束官商共治模式的原因，一是在反送中运动中，香港商界精英如李嘉诚等对抗议者持同情态度，让北京再也无法忍受，认为“官商治港”导致贫富差距日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是真正的乱港之源，如今中央政府不想再成为香港财阀的替罪羊。二是国泰航空员工参加反送中，据说得到公司支持。北京对此气不打一处来：仗着公司有英国资本，就敢跟中央政府对着干？干脆让国企进驻，控制企业员工的饭碗，不服从者不得食。

　　黄之锋等香港抗议者代表希望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哪怕香港经济将因此急剧衰落、失业上升也在所不惜；北京则加紧推进“二次回归”计划，让中国国企全面掌控香港经济。无论两者实现哪一种，对香港都是灾难；两者全实现，香港将再也不是东方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