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东：自由城邦共和国还是特别行政区？

　　原题：（李伟东：港人治港：自由城邦共和国还是特别行政区？）

　　香港的民众抗争以特首宣布撤回引渡条例为标志，完成了第一阶段目标。四个月以来，香港的危局持续升高～对港民、特区政府和北京来说都是危局中的博弈，香港市民提出的五大诉求在第一阶段实际争取到了三个半：条例撤回、取消暴乱定性（特区政府早就不说暴乱了，并否定北京指责的恐怖主义）、特首下台（林郑女士已表达辞职意向并为自己造成香港浩劫痛悔不已，只是中央不许辞职），半个成果是在警监会中加入了独立人士（市民诉求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在现代的城市（总体和平的）群体抗争历史中，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重大成果，香港堪称翘楚（能媲美的只有台湾的几次抗争～都是华人城市）。当然，香港市民能取得如此“战果”，也说明北京并非想蛮干到底（如六四般对待香港），还是顾及国际压力和舆论及算计各方面得失的，是“理性”的和并非冥顽不化的。诚然，舆论可以说北京是在香港勇武派激烈抗争和国际多方声援前提下，“不得不暂时退却”，因此不能有丝毫放松，一定要激烈抗争到底，争取五大诉求的完胜。但是，在我看来，北京真正在意的不是勇武派～因为勇武派恰好可以提供镇压前提和定义港独的借口，北京真正在意并作出适当退却的原因，是200万人和平示威所表达的根本民意：自2014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双普选。如何在双普选议题上找到北京与香港的最大公约数，达成最终谅解，完成六年前被搁置的议题（北京承诺普选日期是2017，无限期搁置这个议题是违法的），才是北京真正重视的，也是香港市民应从激烈争议的街头警民暴力到底孰是孰非中摆脱出来，重点关注的中心议题。就是说，大家都应“不忘初心”：送中条例只是导火索，双普选才是根本议题。

　　一，港人治港的本来含义

　　如果回到双普选这个初始问题，我们就应从历史和战略高度，重新检视一下在一国两制中，港人关注的侧面～港人治港，到底有什么“原则规定性”和哪些是可以与北京重新讨论的，哪些是难以逾越的，诉求的天花板在哪里，如何真正达到那个高度。在我看来，港人治港这个法律术语，22年前就没从根本原则上解释清楚～被终审法院等具体条款淹没了，或者是北京和港民都对此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态度，因为那时回归是主题，港人治港是次要问题。但时隔22年，次要问题终于成了主要问题。我也注意到，国际舆论自香港抗议爆发以来，都集中在声援抗争和批判北京的顽劣态度上，包括建议北京如何深刻反思。很少有人对香港的抗争路线做一番深刻检讨，从战略高度评估一下市民诉求达标的可能性及天花板高度。也没人愿意在充分理解北京所持的无法退让原则的基础上，建议他们如何更加弹性处理香港问题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很多传统媒体和大部分自媒体，都是站在对立立场上鼓动一方打倒另一方的：如环球时报是鼓励小粉红打倒港独的，某些西方媒体和众多自媒体是鼓励抗争到底的（底在哪里，没人说明）。岂不知，香港市民与中央政府本来就不存在谁打倒谁的关系，真要打，港民与中央也是严重不对称的。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却是可以谈判博弈的。

　　问题是：香港市民的根本目标到底是什么？是从“宗主国”手中争取独立？还是在中央那里争取特别行政区更加特别？还是让中央兑现基本法～相当于香港宪法的普选承诺？

　　诚然，这次香港抗争从一开始就是无组织无中心和无系统文宣的，它是由一句能表达大家共同感受的口号“反送中”而骤然号召起来的（从3月开始小规模游行，到6月21号变成大规模）。后来的五大诉求（7月1号）是随着抗争激烈化而梯次提出的，最后一条争取双普选，似乎是随着运动进展而忽然回忆起还有一个2014年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问题，这次要一并追索的。从7月21日包围中联办开始，港独人士梁天琦2016年提出的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再次成为以后各次示威中与五大诉求并列的主导口号。勇武派就是随着这句新口号冲上前线的。也是从这时起，本来装着没看见并在大陆封锁消息的中央政府突然把香港的这次抗争定义为港独式的颜色革命（8月7号深圳座谈会）。这很令人困惑，原本香港市民提出的五大诉求，核心只有一个意思：由于没有实现双普选导致大陆政治意志逐渐强加给香港，现在又来了遣送条例，必须撤回，等到双普选之后有了民选议会和特首，才能再讨论这类问题。因此反送中运动可以看成是争双普选失败后的一个次生问题，但总体上仍属于如何落实基本法范围。问题是香港市民及反对派，凡属在基本法框架内提出的抗争议题，北京都置之不理或不好好回应。只有当更激进的口号出现时，北京才把预备好的大帽子拿出来扣上并开始打压。这很像是又一次的“引蛇出洞”行动。那么，北京要引蛇出洞做什么～自2014年以来他们对香港是怎么盘算的？北京在等什么机会？后来通过新加坡学者郑永年之口，北京终于和盘托出了他们的潜在计划：北京认为香港回归22年来，治权仍未收回，香港的管理权至今不在爱国爱港的人民手中，而是被很多外国势力控制了，因此才有此次港独大规模闹事。出现这种情况，正好可以让北京在强势平息乱局后，开始实施“二次回归”计划～把治权夺回到忠实北京的代理人手中。

　　港独定性与香港大多数市民的感受及国际社会的感受出现了巨大反差，他们普遍认为香港此次抗争是对大陆违反基本法强势干预香港司法和言论出版自由的反弹，是在基本法框架内的合理人权抗争，理应支持并得到合理回应。

　　那么，这么巨大反差的定性是怎么发生的？回归22年来，陆港两地的心理认知为何发生

　　了如此巨大的冲突性反差？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初始问题：北京和香港市民从一开始到底是怎么认知“港人治港”的？裂痕是从哪里开始的？

　　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后的管制方式是由《香港基本法》规定的～包括三个附件。这部法律起源于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及三个附件。该声明于1984年12月19日签署，1985年5月27日生效并报联合国备案。中方认为该声明的失效期是1997年7月1日即香港回归日，中方意思是这份声明只负责约束香港基本法原则和回归过渡期安排，一旦香港回归了就完成使命，自动失效了。英方认为失效期是2047年7月1日即基本法规定的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截止日。英方意思是尽管香港移交了，但英国仍有权监督基本法的实施情况并对香港民众负有道义责任，直至2047年7月1日。中方多年来一直不认同英方还对香港负有这些“遗留责任”，并认为香港回归后如果英国再说三道四就是干预中国内政。这个分歧为后来的一系列变故预埋了伏笔。

　　这个声明和后来的基本法体现了英国把原殖民地移交给新主人～中国时的嘱托性的制度前瞻期待，也体现了1984年时空条件下中方要努力改革并用五十年时间逐步向香港看齐的自我预期（邓小平有一句广泛流传的话：五十年之后就不用变了。人们解读为五十年后中国大陆就与香港一样了）。后来基本法起草完成后，被香港市民（有很多香港专家参与了起草）、大陆民众和国际舆论广泛高度评价，认为是一部很好的基本法。大陆很多人包括我甚至认为香港基本法就是大陆未来民主改革的参考范本～因为那毕竟是中共改革家赵紫阳领导起草的（赵紫阳曾在主持起草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决议时说，用三到四个党代会即15～20年时间完成大陆的政治改革）。英国下决心把香港三地～港岛九龙新界完整归还，也与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上升期有关，国际社会普遍预期，以中国当时的改革势头用一两代人时间就可以基本实现民主化，所以对香港未来并不担心。香港市民也基本持此心态。

　　香港基本法几乎完整保留了英国管制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言论等制度。在香港市民看来，只是走了总督，来了中国代表（中联办），其他都没变，而且还比英国管制时更进步：原来香港司法并没有终审权（终审权属于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回归后香港将首次拥有司法终审权；目前特首和议会暂由中央同意的提名委员会选出并由中央任命，到2007年就会实现普选～英国在香港建立了法治但从未给过民主。中国接管后不但会给真正的民主，而且特首产生方式和权力基本相当于自治共和国的总理模式。新的“宗主国”～中国，比英女王还宽松，他们并未派总督来，只是派来个联络员代表中央～相当于中华民国对西藏的统治方式。香港既不用给中央交税，又不用承担国防驻军费，保留独立货币区和关税区，还有司法终审权，还有自己的区旗（想想中国哪个省有自己的旗帜），行政长官在国际多边场合还可以与“宗主国”元首并立（如APEC会议）。香港居民护照可以得到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入境免签～大陆护照的免签国则少的可怜。香港居民还可以有双重国籍，大批香港人拥有英国海外护照BNO，还有很多人拥有美加澳韩日的永久居留权。香港海关可以挡住大陆居民涌入～他们来旅游只能呆七天，而西方人来此却可以停留90天。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八十年代的收入水平高出大陆几十倍。这真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市民大概就是这样想象香港未来的。

　　现在回头看，香港市民当初大概误会或没注意回归后发生的与英国海外领地时期的实质区别：香港实际成了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而不是貌似的自治共和国或自由城邦。虽然有很高的自治权，但这些权利都是中央自愿赐予的，哪天中央不自愿了～比方说从赵紫阳的中国变成江胡习的中国了，“宗主国”换掌门人了，改章程了，自治权随时可以被收回，并没有什么真实可靠的国际保障。当初不是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疑虑，而是无能为力，因为领土主权变更只是冰冷的土地移交，并不天然包括居民的权利问题～这是目前国际治理体系的缺失。现在的港人治港只是英国的遗留善意和中国当时掌门人的主动善意安排。如果居民～相当于土地佃户，与新地主闹僵了，地主善意不再了，一切制度安排都可能推倒重来。佃户只能与地主商量减租减息和更宽松管制，无法把自己变成地主～除非学习共产党来一场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特区居民与中央或中国不是夫妻关系～不愿一起过了可以自由离婚，也不是有各自独立产权的邻里关系～关系不好可以不来往，也不是父子关系～长大了可以另立门户。特区居民与中国的关系只是有些特权的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这就是特别行政区的本质规定性。想脱离这个本质，除非中国本身大变或被国际强行改变秩序。

　　二，陆港两地人民和政府自中英声明签订以来的心态变化

　　香港市民当初乐观的想象，或者说中英港三方的移交蜜月期，还没等到1997回归就突然变得冰冷了，因为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打破了所有的美好预期：六四事件。

　　六四天安门屠杀不仅终止了中共十三大开启的政治改革进程，也使香港人从此丧失了对“五十年不变”的预期。这个美好前景的丧失，使香港人变得恐慌和愤怒，他们纷纷移民或取得外国居留权（回归前两年，大批港人申领英国海外护照，英国方面一直保守地说总共有17万人，而大陆统计说有340万人～见百度百科），再就是年复一年地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纪念六四惨案，抗议大屠杀，要求平反。1989当年，全港有100万人上街抗议游行，以后每年都有十几万或更多人参加纪念集会和游行，一直坚持了三十年。直到占中前后，一批再也不对大陆政改和平反六四抱希望的年轻人提出了港独诉求（中国的事与我们没关系了），维园的抗议人群才降到十万以下（六四三十周年时再次达到18万人）。这是一个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一个在“宗主国”内完全无法纪念的事件，它的附属特别行政区人民却年年不忘，而且每一年纪念都与当年港人争取的公民权利相关联。并且随着大陆法治的倒退，对香港越境执法的增多和政治思想管控的增强，及大陆强势崛起后与香港经济落差的迅速缩小，使香港民众对大陆的好感越来越低。这个纪念六四现象的持续出现，其实构成了香港与大陆关系的温度曲线，并呈现逐渐趋于冰点的趋势，说明两地裂痕越来越深，直到2019年两百万人（相当于香港大部分青壮年）涌上街头抗议一个大陆人看起来不太重要但却对每个港人生死攸关的条例。这一切都因为从1989年起，香港人对回收他们的祖国，再也建立不起来政治安全感了，直到出现大逃亡思潮：要么让我们独立，要么重回英国统治。这就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来源和含义。对大陆来说，所幸的是，香港的主流人群和主流诉求仍然是希望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框架内争取到合理的普选权利和高度自治权利。港独思潮还不是主流。下一步的发展就看北京方面有没有善意的大智慧来改善香港的离心倾向了。

　　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看三十年来，中央政府和大陆民众对香港的心路历程。并由此分析一下三十年来，陆港两地日益加深的分歧在大陆这个侧面的逻辑链条。很遗憾，海外媒体在每次陆港两地冲突时都侧重报道北京“邪恶政权”及小粉红们的祸心，然后沿着一个正邪分野的逻辑描述事件。严重忽视了北京作为香港主权的回收者和新统治者，不得不固守的一些底线～虽然这些固守的方式令人厌烦（共产党的统治方式可能是令人厌烦的，但作为主权方的中国在基本法范围内的管制方式又是不得不尊重的。把这两者混在一起反对可能是失之偏颇的）。

　　香港作为英国海外领地有长达155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屈辱记忆。虽然英国从到处征战的日不落帝国，经历两次大战后逐渐修炼成了现代民主国家并放弃了众多殖民地，它也把香港培育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法治和良好人权保障的地区，但英国作为初始野蛮占领者的历史定位却无法在大陆人民心中改变。回收香港和澳门，在大陆执政者和人民看来，是终结百年耻辱和大陆人民终于扬眉吐气的标志性事件。大陆人民经历了三十年的闭关锁国，在他们心目中对国家主权没什么切实感受，甚至还有些厌烦，因为主权边界困住了他们，使他们无法自由出入国门。但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使他们对主权有了切实有用的感受，因为这个主权居然可以让他们把祖先丢失的国土再要回来，所以这个独立自主的祖国还是有些可爱的。除了对回收国土的期待，大陆人民还想当然地认为那块国土上还有他们丢失了一百多年的“游子”，我们应该像母亲欢迎孩子一样欢迎他们回家（今天回头看，大陆人民一直到今天还骄傲持有的慈母心，其实与香港人民的游子心是极不对称的）。恰巧在中英签协议的那一年，香港歌手张明敏到央视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轰动也感动了大江南北，更加强化了大陆关于香港那种游子归来的感觉（一个附带的心态是，游子寄养在外多年，如果养成了些坏习惯，回家后也是理所当然要调教的）。其实大陆人民至今都无法理解港人那种法治习惯、自由意志和民主诉求。他们只知道，香港回归中国了，不容再改变，其中的游子～香港人民也回家了，与家长有心理隔阂也是自然的，可以慢慢磨合，但要再次离家出走，是不可理解和绝对不可接受的（这就是香港今天感受到的大陆爱国群众）。因此，如果说香港人民要争的是民主权利，大陆人民内心应该是支持的，因为他们在内地争不到。但如果有人闹独立，大陆人民肯定不假思索就会激烈反对：好不容易收回的祖宗土地岂容再丢失？他们不一定爱党，但他们爱国。前者说明他们可能成为香港民主派的同盟军～需要争取；后者说明他们不会支持和容忍港独（游子如果学坏了，就该打）。

　　大陆人民从最初的收回主权的兴奋，到1989年也和香港人民一样经历了六四的痛苦。到1997年回收香港时，至少大陆的知识界已经开始嘲讽前去接管的江、李遭遇的某些尴尬了，并传播“香港沦陷”的说法。我们从那时起就忧心地看待香港的前途并预感会发展到今天的僵局。

　　而普通大陆民众的心态则略有不同。六四带来的愤怒，很快被邓小平南巡后开放的市场经济所替代，大家都涌入商海一心赚钱去了。香港人民也被大陆的新机会所吸引，很多六四后出走的人又都回来了，感觉那时大陆对香港的政治压力还不大，游行和言论自由都在（基本法23条的具体立法居然被50万人游行给顶回去了，还导致了特首下台），大陆又多了赚钱机会，总体尚可接受。

　　香港和大陆人民都没想到的是后来20多年的发展逐渐发生的两大逆转：

　　一是大陆经济快速增长而香港经济相对衰落。原来趾高气扬进入大陆投资经商的香港人，从被大陆人民仰视羡慕的一族，慢慢失去了光环，被大陆人逐步超越了，而且大陆人做的并不差，甚至更好。连那些导致大陆万人空巷观看的金庸琼瑶电视剧及电影、歌曲，大陆也拍的更好了，甚至香港艺人都必须来大陆讨生活了。成千上万涌入香港的大陆游客，以疯狂的购买力震惊了香港，同时也带来了文明秩序的巨大反差，“文明冲突”时有发生。终于有一天因为某个不文明的游客行为，两地民众通过自媒体互相骂起来了。自媒体上的香港人表达了对大陆人的总体蔑视和排斥，大陆人才第一次恍然大悟，原来你们从来就没有回家的感觉，早就不把自己当中国人了。好吧，那么狭小的地方我们还不稀罕去了昵！深圳上海早比香港好多了！咱们如今要去欧洲了。但你们要分裂，那可没门！这个巨大的心理裂痕，其实是后来一系列政治动荡的潜在原因。如何修补这个裂痕，也是陆港两地政府最难的课题。

　　二是两地在政治上再也无法相安无事了。江胡时代，大陆尚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宽容，对香港就更加宽容（街头那么多法轮功骂江的广告牌和随处可见的描写大陆政治黑幕的书刊杂志，江也没下令去抓人扫荡）。但2013年起，大陆更换了极为强势的领导人，香港的“自由散漫”的好日子到头了。“反共书报”迅速被整顿，甚至把出版商绑回大陆整治，舆论哗然。2007年承诺的2017年普选，终于在2014年商量具体办法时，爆发了长达两个月的激烈冲突——占领中环。

　　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中央政府和中共在香港回归后的22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和不为外人道的思考。

　　前面说过，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是在邓小平赵紫阳主导下完成的，他们那时的价值取向是香港回归五十年后，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会基本与香港一致，香港是大陆的榜样和改革开放桥头堡。所以他们把对香港的管制权确立在两个基点上：1，驻军，2，特首确认和任命权（“确认”是指如果香港选出大陆不认可的特首，中央有权不批准。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尴尬，所以选前由中央先确认几个候选人就成为一个必备程序。这也成为后来争议的焦点）。除以上两点外，其他都不变。中央基本把香港当成一个仅有象征性主权管理的高度放任地区来对待（这也导致了香港人误以为自己类似于自治共和国）。但是，六四导致香港百万人上街抗议后，“新中央”与香港市民之间实际上变成了心理对立关系。中央不再把香港当成学习的榜样，而是当成“乱华基地”“反共桥头堡”和需要收紧管制的地方了。但碍于基本法，并没有采取公开的打压方式，甚至2003年迫于香港五十万人上街游行，把基本法23条立法都搁置了。不过潜在的打压却悄然开始了，包括1，向香港大量注入中资，取得经济控制权（同时是当时“贪腐中央”及权贵们的白手套）；2，在深圳上海广州兴建大型集装箱码头，替代香港的转口贸易中心地位；3，在上海深圳建立新的金融中心，试图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由于大陆的资本管制，这个意图至今未能实现）；4，加入WTO，直接与全世界做贸易，降低香港的转口地位；5，直接引进台资，不再用香港做桥梁（以上各项当然有大陆自身发展的需要，不仅仅是针对香港的）；6，拉拢驯服香港建制派议员，压制泛民主派议员；7，选择更爱国的特首；等等。这些做法的显著特点是，北京仍在基本法框架内和国家层面应对香港问题，其中并没有过多体现共产党的意志。

　　但2013年“习中央”执政后，，对香港又多了两个体现共产党意志的新趋势：1，由于反腐的加深，香港作为大陆“逃犯天堂”的特殊地位凸显出来了，同时各种腐败的行贿方也与香港多有牵扯（这一点是香港市民对后来的引渡条例很恐惧的原因之一）。大陆的司法标准与香港还有巨大差距，但大陆的那些选择性反腐经常会涉及到逃亡香港的企业家，因此大陆方面开始不顾香港的法治体系，直接强行把他们抓捕或逼迫回来。引起了香港方面对大陆破坏香港法治的指责。2，由于新中央在大陆强势整治思想和公共知识分子及维权律师，强调党媒姓党，大陆的公开异议声音几乎被打压殆尽。在这种背景下，隶属于中国的香港居然还可以天天“胡说”，这让新中央很不爽，于是一改江胡时代的宽容，迅速出手了：封书店，抓书商，给书刊零售商施压。很快，香港街头就剩下苹果日报一家明显不服的报纸了，各种“反动书刊”几近消失。对香港来说，这是回归多年来第一次感受到真的“变天了”。

　　三，关于“香港中间道路”的讨论

　　在上述背景下，北京和香港民众终于在普选问题上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占领中环。（说明：中共在香港大规模整治书报出版，是占中之后发生的。但香港占中时已感受到了高度政治压力）

　　北京曾根据基本法承诺2017年香港将普选特首。但特首候选人的产生有两个约束条件，一是必须由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初选出两到三名候选人，不能放开公众提名和党派提名；二是特首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特首在如上“普选后”，即放开立法会的真正普选（公众提名，自由竞选）。应该说，这个方案还是尊重基本法的，并没有加入多少共产党的独特意志。就是说，中央还愿意按照基本法和承诺，如期兑现2017年大选。只不过，在香港日益离心的态势下，中央必须抓住唯一“抓手”～特首，不能让香港轻易“脱手”，成为中央连提名权都不能控制的事实上的自治共和国。这是北京的最后底线，在中央看来，这是退无可退的。在北京日益向右翼的红色帝国迈进的时代，尚能容忍香港在一个“半民主”框架下运行（即完全的议会民主+受控但也是普选的特首），这是2014年新中央刚上台不久，主要注意力还在激烈反腐当中，给香港留下的唯一先拿到“半民主”权利的时间机会，如果没有“袋住先”～先拿到再说，以后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机会，已经不好说了。

　　但是很可惜，由于北京日益加深的思想打压与香港的价值观发生了激烈冲突，香港自然产生了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心态，在讨论普选提名权问题时终于爆发了不妥协甚至分离主义即港独的思潮和运动。泛民运动对中央有关提名办法的批评是：假民主！他们试图像所有西方国家那样一次性拿到完整的普选权利（包括公民和政党提名的权利）～他们忘记了香港仅仅是一个特别行政区，而不是完整的自治共和国。这个争议的实质是，香港人民需要一个完全听命于选民的、完全为选民服务而不是听命于北京的特首（实际就是民选总统了），北京需要一个既听命于选民（因为是普选的，特首不听命于选民就无法当选），又听命于北京的特首。公正地说，北京并没有背离基本法。但泛民过高要求了，而且毫不妥协地占领了中环两个月。最后无果而终。2017特首选举又回归了老办法，“半民主”也没得到。假如2018年实现了议会真普选，一个民选的议会就不会轻率对待逃犯条例了，2019年的冲突就不会发生。

　　但是，泛民运动和其中的激进派，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公众舆论也是一边倒地批判北京。他们似乎总结出的经验是，应该对北京更激烈才能取胜，不给我们真民主，我们就掀起分离运动。于是，2016年，主张香港独立、本土自决的梁天琦就创造出了一个新口号来表达独立意志：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因此到了2019年由于逃犯条例引发的新一轮抗争，实际上是两个混合运动和双重目标，一个是绝大多数人继续沿着一国两制框架争取双普选（中端目标），另一部分勇武的少数人在争取独立，包括回归英国、让美国出兵来解放香港等等（最高目标）。“香港学生动源”召集人钟翰林在他的推文中明确宣称：如何光復香港，完成時代革命？就是推動香港獨立直至香港共和國正式成立。而民阵组织的争双普选运动则宣布不与勇武派“割席”，两个运动互相支持，“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是任何政治运动一般都会被最极端的力量所代表，温和的声音会被极端的声音淹没和绑架，而对立阵营～北京，也会同时把温和声音过滤掉，只以最激进的声音定义运动为“以港独为目标的颜色革命”，并开始严厉打压，同时启动所谓“二次回归计划”。历史的悲剧在于，在极权国家，当“极左自由主义”成为主导力量后，一定会出现“极右保守力量”来打压，这是个求仁得仁的结果，最后是连温和的诉求也得不到。

　　在我看来，香港的激进派正在犯当年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时犯下的“左倾冒险—机会主义”错误，是一种“左派幼稚病”。这个病态正在毁掉可能争取到的有限民主（以此为阶梯再登高）。严格说来，在中国没有整体实现民主化之前，香港能维持一个“半民主”架构已是万幸，这是一个需要“认命”的现实。在大陆极权统治下，要想实现完全普世的选举方式或香港独立是不可能的，大陆不是新加坡当年面对的马来西亚。要想争取到完整民主，必须要帮助大陆人民一起去实现全国的民主化，而不是用分离主义态度对待～中国的事与我们无关。台湾的问题也同样是这个道理。香港的反对运动正在发生政治改良（在基本法框架内争取最大限度民主）和勇武革命（实现香港独立）的路线分歧。改良派或“和理非”派与勇武派“不割席”的后果最后一定是整个运动都被勇武派的目标和口号代表了。到底是和平争民主还是武力闹革命？这个问题对香港前途生死攸关。反对运动内部需要好好检讨一下方针路线问题了。

　　那么，今日的僵局，如何解决？出路何在？

　　香港目前有13个方面的力量在参与博弈，这13方是：香港和理非派、香港勇武独立派、香港商界、港府、中共、中国、大陆民众、英国、美国、欧盟、台湾、中国海内外民主派、海外各种独立派。这么多力量的介入，使香港的事态变得扑朔迷离，很难梳理。其实，在错综复杂的态势下，最极端的两翼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两翼是：香港的勇武独立派和北京强势的二次回归派。化解了这两翼的主张，事态就有了出路。

　　我提出一个“中间道路”方案，给香港人民和北京中央政府参考，希望能“各退一步”，达成谅解，结束香港目前的危局。

　　这个中间道路方案，对香港泛民和泛独运动来说，就是放弃独立目标，暂时接受“半民主”架构。但在特首提名方面，应要求候选人委员会参考网络投票倾向，增加提名人选和公开竞选辩论时间，并允许国际中立观察和评估。请勇武派不要追求无望实现的独立目标，也不要主动要求外部来干预内政。应该向和理非靠拢。不要用激进不妥协的态度激起北京的镇压冲动，像1927年412国民党在上海对待共产党那样对待你们。袋住先，一步步来。先把局势稳定下来，由泛民阵营内部仔细商讨谈判对话条件，回到“议会斗争”的轨道上来。

　　下面我要就这个中间道路方案，着重劝说北京几句：

　　香港的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先生高度智慧的产物，在世界史上也不多见。香港回归22年来，总体保持了稳定，既发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作用，也给世界和台湾评估中国能否保持一个特殊地区的民主运作增加了信心。如果香港能够顺利完成有条件的普选，世界和台湾都将对中国刮目相看。对保持中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很有助益。香港目前发生的乱象，总根源还是没有按时完成普选造成的。香港人民总体上是支持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少数人的激进诉求代表不了香港的普遍民意，而且这些激进诉求也有故意提出过头要求，内心实际只为求得一个中正结果的意思。只要实现了双普选，激进思潮就会慢慢退潮。香港仍然会回到比较平稳的发展状态。切不可用阶级斗争思维看待香港，夸大敌情，贸然作出所谓“二次回归”的决策，使香港陷入长期动荡，并失去应有的国际地位。

　　香港的中间道路状态，其实就是一个“半民主”的管制框架，既不追求一国一制，也不放任中央无法控制的大民主。我相信这对维护中央权威和满足香港民意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

　　香港是通过国际协议回收的，又是经过严肃立法来确立与中央关系的。因此凡事都应以国家角度来依法处理，不应像内地一样用党化思维来干预或超越法治来对待。以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应该通过特区政府作出合理解释和了结。

　　同时，还应该根据中共中央作出的依法治国决策，对内地司法体制做进一步靠拢国际司法标准的改革，增加透明度和程序正义，让香港民众对大陆的法治逐步增强信心，再来继续讨论合理的司法引渡办法。其次，应遏制国营资本对香港地价楼市的炒作，帮助香港想办法降低楼市价格，增加廉价房供应，也增加就业和工资水平。中央政府现在拥有庞大的专业人才队伍，治国理政经验也日臻成熟，相信一定会找到缓和香港局势的合理途径，为陆港两地人民找到一个和平友好共处的制度框架。香港和北京如果都能放下极端意见，善意追求妥协共识，所有外部势力也就没有可乘之机，也就不用担心所谓外部干涉内政了。

　　以上关于中间道路的建议，希望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认真思考，作出合理妥协，让香港尽快恢复秩序。

　　（作者系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杂志社社长）

　　2019年9月17日于美国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