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察面对未见降温的抗争活动，已从街头进入校园扫荡，香港理工大学甚至成为火海，民阵也因此向国际社会求援。而目前的声援，如美国参众两院刚通过的香港人权法案，最为明显。只是此等法案内容，最主要是针对施暴者的限制入境、财产冻结等，但各国能否以普世管辖原则，来对施暴者为诉追，却是一个重要且严肃的课题。
目前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司法机构，主要是联合国之下的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CJ），其主要针对国与国之间的民事纠纷为解决。此外，于海牙，还设有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PCA)，而此机构，虽有法院之名、却无法院之实，虽其仲裁的事务繁多，从领土、领海争执，到经济海域等等，却因是由当事人出钱，并提出仲裁委员名单，致使仲裁的结果，大多仅具有宣示性的意义。最显著之例，即是几年前，菲律宾针对与中国在南海的争议，请求仲裁法院为仲裁，即便最终由菲律宾获得胜利，但实质意义并不大。
故上述两机构，基本上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争执，至于对政府有组织性与结构性侵害人权犯罪之究责，实皆非属此两司法机构所能处理的事务，而是得依赖同样设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来管辖与处理。只是因香港并不具有国家地位的适格性，就使香港人民诉求国际刑事法院，以来审理中国、香港执政者的镇压犯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普世管辖权可制裁港府暴行
惟类如残害人权的暴行，从来不能将之当成是别人的事，而以无关本国利益，致等闲视之。故基于人性与人道尊严的考量，于国际刑事司法上，就发展出所谓普世管辖权（Universal Jurisdiction)。而因此于1998年所出现的罗马规约，也要求各国将此规约国内法化，以借由刑事管辖权的扩张，来有效防止残害人权的恶行，一再出现。而关于普世管辖权的落实，当属西班牙法院对智利独裁者皮诺契特（Pinochet)发出的逮捕令状，为最明显的例证。
皮诺契特于1973年发动政变，取得智利总统之位后，就采取高压统治，并大肆逮捕反对人士，直至1990年因总统选举失利而下台。在这长达约十七年的统治期间，官方统计有两千多人被杀害、一千多人行踪不明，但根据智利情治系统的内部资料显示，被杀害者恐得从两万人起跳。只是皮诺契特虽然下野，但在其仍具有实质影响力下，对于这些残害人权的暴行，似也只能记于史册之上。
惟在1997年，皮诺契特来到英国就医。也刚好在隔年，西班牙因签署罗马规约，并根据此规约的要求，将其中残害人权的行为入罪化，更明文此等犯罪，并无追诉权时效之适用，就使西班牙法院对皮诺契特发布逮捕令，并向英国请求引渡，其也因此被逮捕与软禁。虽然最终，西班牙仍未能引渡成功，却已凸显人权保障的普世化价值。
也因此，关心香港处境的任何国家，面对下令镇压与施暴者，恐都得宣示保有对之诉追的可能性。且就比邻香港的台湾来说，虽尚未将罗马规约国内法化，但早在1952年，立法院即制订有残害人群治罪条例，其中的第2条，即列有残害人权的刑罚，致成为我国对香港残害人权犯罪的普世管辖权之基础。凡此作为，或于一时之间难以实践，却是给坐困围城的香港民众，免于陷入绝望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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