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权法案》的震波与实际打击力

　　香港勇武派在香港理工大学的反抗终战之时，被视为“核弹级”的《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在美国两院以无异议多数票通过，无论白宫是否签署，都将形成法律。痛恨中国专制政府的人士一片叫好声，看来直接受益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却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对示威者保持士气有作用，但不认为法案的通过能够对香港的局势产生立即影响。

　　《法案》的震波

　　法案的主要条文分为政治与经济两类制裁措施。政治方面的比较直接，大概包括以下内容：

　　1.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列出侵害香港自由的人士，对他们采取制裁措施；

　　2.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双重把关一国两制的执行情况；

　　3.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审议香港一国两制的执行情况；

　　4.无论香港还是大陆，迫害香港人权都将被制裁。制裁内容就是要求美国政府制裁压制人权的香港官员，包括拒绝其入境，以及冻结在美资产等。法案还对申请美国签证、因参加民主抗议而有案底的香港人予以通融。

　　用推动法案通过的议员的话来说，这份法案的特点，是美国把焦点放在了“问责”上，“没有问责，就不会有改变”。

　　除了问责追责之外。同时扩展了制裁物件范围。凡是任意关押、酷刑或强迫认罪、屡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严重侵犯其它国际认可人权的人士，都在制裁之列。分析者认为，从此以后，侵犯人权的香港官员不能再躲在制度后面，不承担个人责任，也因此，堵绝了他们将子女亲属移居海外的可能。

　　我觉得这些条款重点在于表明美国支持香港的态度，而不是实行。因为这一问责的力度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即大陆与香港官员都以美国为移民目标国，因此有可能堵绝他们的移民之路。至于他们的子女如果成年且已经移居美国并取得公民身份，美国没有株连政治，不大可能取消他们取得的公民身份。鉴于江苏省徐延军纪超群等三位国安官员被美国逮捕的前车之鉴，有过人权迫害纪录的官员应该不太敢冒风险来西方国家旅游定居。

　　经济方面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经济方面主要是针对美国赋予的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该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审核香港的自治状况，只有在其仍充分独立于中国内地的情况下，才能有资格获得在贸易上的特殊地位，这一特殊地位曾帮助香港发展成现在的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的地位，是《法案》核心条款，但这条实施后，打击的是香港经济，于大陆并无直接损害。几个月来，我反复陈说如下事实：1992年美国制订《香港政策法》时，中国还未加入WTO，香港作为中国对外沟通的主要桥梁与视窗，作用特别重要，制裁香港就等于制裁大陆。自从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香港的桥梁与视窗作用就日渐弱化，服装、电子与玩具等三大产业早就转至中国（现在也由中国转至东南亚及其他国家与地区），只剩下金融中心这一作用。

　　关于香港的金融中心功能，说白了，一、香港是中国主要的外资来源地，到中国投资的外资70%左右多是中资漂白后假道香港回流。二、香港是中国大陆洗钱的后花园，国内权贵、官僚与富豪阶层需要这个后花园。研究洗钱的专家严立新保守估算，即使按占GDP的2%这一较低水准来估算，中国的洗钱金额也将超过每年1万亿元，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流向香港或经香港中转。详细情况可阅读我的旧文《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

　　这两大功能其实不可分割。权贵高官家属通过腐败聚敛的财产如果不洗白，就无法以“外资”的身份回国投资并享有外资待遇。胡温时期曾想整顿资本外逃与洗钱，在2005年时提过一次，发现操办起来极困难，且涉及权贵家族利益，以后再也不提。直到习近平上台立意反腐，对香港金融中心的洗钱功能深恶痛绝，从香港望北楼抓回了肖建华这个几大政治局新老常委家属共用的超级白手套，却无法让“望北楼系列”中止洗钱行为。更何况“外资”与洗钱两大功能不可分割，犹如一碗粥上有几只苍蝇，重不得轻不得，这才有了香港《逃犯条例》（铜锣湾事件的影响相对小于抓捕“望北楼系”：望北楼，香港四季酒店，香港富豪李兆基的物业。地理位置优越，被誉为风水福地，有评论这么写香港四季酒店：“一地三功能，割得了韭菜、换得了身份，跑得了路”。2013年中国掀起反腐风暴以来，四季酒店成为部分内地富豪（tan guan）的临时避难所，大家站在酒店遥望北方思乡，因此名为望北楼。有各种收费情报随时递送，收到好消息，则重回内地，收拾旧山河；收到坏消息，则远走他乡，深藏功与名。中国保监会官员项俊波、明天系肖建华，佳兆业郭英成，山西联盛邢利斌、北大青鸟许振东、都曾住在望北楼里计算归期。如今或入狱，或出走。为避免中国腐败官员与富商犯罪后利用香港两制的缝隙藏在香港，是港府制定逃犯条例的真实原因之一）。

　　《香港人权法案》一旦实施，受打击的主要是香港经济，而不是中国大陆经济。中国政府当然也受损，但受损的主要是“面子”。只是于中国政府而言，外交事务的“面子”远重于“里子”。香港商界与中产当然会因此受损，尤其是就业岗位将因此减少。

　　美国其实也是这个《法案》的受损者，美国在港企业约有1300家，香港是美国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地之一，2018年美国在香港赚取的贸易顺差高达31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同时，川普(川普)总统一心想要中国尽快签署贸易协定，这个法案的出台，无疑会大大增加中美贸易协定的谈判难度。

　　关于法案的震波与打击力

　　我想以推特上两段对话来结束本文：

　　11月21日，一位推号为“大马@johnma102”的网友在给我发了一推：

　　“法案出台的后果：1、首先受压的是香港市民；2、然后是中国人民，刚刚承诺对中国人民好，要区别中共（注：副总统彭斯与国务卿蓬佩奥最近都说过要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对待）转头露出尾巴；3、然后是8万个居住在香港的美国人和1300家美国企业和300亿美元的顺差。4、最后才是中共。这个硬币怎么都翻不到中共哪里去。”

　　我的回答如下：“这些我知道。美国这是为了履行大国责任，不惜牺牲本国利益，以促进香港人权的改善。中国政府大大地伤了面子。对于一个总有受压迫感的大国政府，面子比里子重要。因此，这块硬币就这样翻到中共那里去了。香港勇武派早就做好“揽炒”（港语“玉石俱焚”之意）的准备了，香港市民也知道，这是他们的“内政”。”

　　我现在居住在美国，对这个法案的签署，还有一种期盼：这是本届（116届）国会履任以来做的少数正经事情之一，也是它做过的最大最好的正经事。其余时间，总统在做事，国会拆烂污，没做什么像话的正经事。希望他们借着这次做了一件好事提振起来的道德感，不要再在权力斗争的烂泥潭里继续打滚。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