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许多内地人支持北京对新疆和香港的政策

上个月难得和几位大学时期的好友在一家川菜馆里重聚，几个人却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大规模镇压和香港示威游行而争论了起来。

他若无其事地说完这句话，令在场的人都相当吃惊。

“你们没有在新疆生活过，大多数报道新疆的西方记者也没有亲自到过新疆，”Adrian说。

后来，你当然能想象到其他几位朋友对他的抨击有多激烈，直到他最终决定先走一步。

他不明白为什么在场的每个人都觉得比他更了解新疆。

作为一名记者，出生在中国的我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持续报道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的镇压，这期间，我每天都能听到人们对北京在新疆采取再教育营方式的各种不同看法。

但是，在那家川菜馆里的局面却是我第一次在工作以外的生活中遭遇类似的分歧。

尽管许多中国内地人支持人权和民主，但仍有大批人支持中国政府通常言行不一的做法。这是为什么呢？

暴力与不安全

近年来在新疆的暴力事件及其引发的社会不安全感，是许多内地人支持北京政策的主要原因。

Adrian说，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过去在新疆和少数民族一直都相处密切。

但他说，自从2009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七五事件后，一切都变了。

那场逾1,000名维族人参加的游行逐渐演变成暴乱，夺去了将近200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数死者为汉族人。

最初，这起事件是维族抗议者为了两名在中国东南地区一间玩具工厂被打死的同族人发起的游行，但随后，据称警方过度使用武力驱散抗议者导致游行升级为一场暴乱（然而，中国当局至今否认警方过度使用武力）。

“汉族人觉得很恐惧和不安，我们对政府的不作为觉得很不满，还游行了几次，”Adrian说。

“后来，大量的武警从全国各地调度到新疆...... 他们来了以后，再加上现在的‘学习班’，把新疆变成了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听到我的转述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专门从事新疆历史和政治研究的麦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e）副教授说，那几场暴乱后，人们在乌鲁木齐感到恐惧和不安全是毫无疑问的。

但他认为，这种不安和恐惧感不仅笼罩着汉族人，还有维族人。

“官员们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维族人家，拘捕或秘密抓走了那些被认为参与了任何暴力环节的人，”克拉克博士说。

他说，汉族人也有暴徒，他们在暴乱后的几天举行集会并且也和警方发生了对峙，但当局并没有像事后对待维族人一样对待那些汉族人。

主权与分裂势力

在数不清的中国官方声明和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北京将维族人和香港的抗议者都称为“侵害中国主权”的“分裂势力”。

这在中国内地触发了大规模的舆论，因为中国人对国家主权问题相当严肃。

中国人权律师陈秋实曾在今年八月亲自前往香港参加了几场游行，目的是为了辨别出中国内地新闻报道中关于这场乱局的真真假假。

他在现场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微博和抖音向他一百多万名粉丝直播了那几场游行，以引起中国互联网防火墙内的民众对这场亲民主运动有更多的了解。

“大多数人都在进行和平示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理解内地媒体偏颇的报道影响了内地人的理解，”陈秋实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

很快，他的社交媒体帐号被永久封号，当局要求他立即返回内地。再后来，他的律师资格证被取消了。

陈秋实说，他非常担心社交媒体对内地人造成的影响，大量近期诞生的红色公众号和红色抖音号，正在直接引导内地的舆论。

“这会让收看这种媒体报道的人更加拒绝接受别人和他们不同的身份，”他说。

Adrian说，他认为一些维吾尔族人“有不好的思想”，他们“需要受教育”，他觉得，“教培中心”有助于各族人民在新疆实现民族团结。

但国立大学的克拉克博士并不这么认为。

“这似乎是字对字地重复[中国共产党]的说辞，”克拉克博士说。

“当然，问题在于，中国民族团结的概念几乎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单一的操作...... 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人士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规定的民族团结路线。”

不一样的“精神财富”

香港传媒界大亨黎智英（Jimmy Lai）在年幼时逃离中国大陆，他搭着渔船以偷渡者的身份抵达当年的英治香港。

黎智英12岁那年，他在一家服装厂工作，月薪只有4.5澳元，但当他27岁时，他已经买下了自己的服装厂。几年后，30多岁的黎智英创立了自己的国际服装品牌——佐丹奴。

他于1990年创办了一份亲民主的传媒公司——《壹周刊》。此后，由于《壹周刊》发表了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文章，中国当局威胁将关闭他在内地的多家佐丹奴连锁店。

因此，黎智英卖掉了他手中掌握的佐丹奴的股份，并于1995年成立了其第二家传媒公司——《苹果日报》。

“许多在大陆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自由，他不知道这个感受是什么，”黎智英告诉ABC。

自香港从今年六月爆发大规模“反送中”示威游行以来，黎智英一直都在这场亲民主运动的前线。

“他们不明白香港人在抗争什么，他们可能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过日子，你不可以呢？’”他说。

“我们的精神财富是我们的法治、人权、自由市场、私人资产，和我们免于恐惧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跟内地人不同的基本价值观，”黎智英说。

但是，正如许多身在新疆的维吾尔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中最重要的民主和自由，如今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北京的侵蚀。

比方说，2012年，当香港政府试图在学校推行支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民教育课程时，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公众抵制活动。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那场抵制——这就好似香港人感觉中央政府不理解他们的价值观那样，有些亲北京阵营中的人士认为香港人同样误解了中央。

中国港澳研究会的理事邓飞是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Heung To Secondary School）的校长，他告诉ABC，这场亲民主示威运动传递出的一个信号是，香港人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太少了。

在我个人的微信账号上，我也和这种“缺乏正面报道”的指责有过一段渊源。

上个月，我写了一篇关于香港示威运动的报道，它所呈现出的与中国官媒的说法不同的事实。当我在微信上群发那篇文章时，微信提示我，有六个好友把我拉黑了。

我决定打电话给其中一位。他说，他不屑于读那些西方媒体的偏激报道，因为那些报道中选取的事实与中国官方的说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