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战书指桑骂槐 移植“澳门模式”是香港解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赞扬澳门“全面准确实施《基本法》”的一番言论，被认为是对反政府示威持续之香港“指桑骂槐”。

　　中国领导人此前已多次提出香港应在国家安全等方面学习澳门。栗战书这次讲话，是在澳门治权移交20周年快将来临，香港“反送中”示威持续近半年之际，以及星期三（12月4日）中国举行“国家宪法日”前夕发表。

　　香港舆论并未特别关注栗战书的言论，对其是否旨在发出警告，香港意见不一。但一些评论人士对BBC中文记者指出，“澳门模式”难以搬到香港。

　　栗战书说了什么？

　　身兼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栗战书星期二（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并发表演说。

　　栗战书说：“回归20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贯彻实施了澳门基本法的各项规定，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使中央的权力与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在‘一国两制’架构内有机结合、有效运行。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澳门同胞始终坚持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观，有很强的国家观念、宪法观念，国家认同在澳门社会拥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

　　“澳门同胞在珍惜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的同时，坚定维护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历任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主要负责人都由爱国者出任，特别行政区管治团队中的关键岗位牢牢地掌握在爱国者手中，真正实现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

北京认同澳门特区历届领导班子成员均符合“爱国者”定义。新任特首贺一诚这天带领新政府主要官员会见媒体记者。

　　栗战书在演说中对“全面准确有效实施澳门《基本法》提出“四点希望”：

　　严格依照宪法和澳门基本法实施治理——特区“不存在一个脱离宪法的‘宪制’，也不存在一个脱离宪法的‘法治’”；

　　依法行使中央对澳门的全面管治权和澳门的高度自治权——中央的全面管治权是授权澳门特区实行高度自治的前提和基础，“两者相互联系、内在一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继续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机制，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澳门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

　　持续加强中国《宪法》与澳门《基本法》的宣传推广，弘扬法治精神，牢固树立起尊崇《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公众意识与行动自觉。

　　栗战书在演说结束时说：“今天是澳门《基本法》实施20周年的座谈会，所以我讲的这些都是讲到澳门，包括中央全面管治权和澳门高度自治权的关系等等。香港特别行政区也要很好的领会中央的精神，领会宪法，领会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的关系，同时有些工作，中央对于香港、澳门的要求也是一样的。”

　　香港媒体普遍指出这是栗战书“脱稿”之言，官方新华社播发之演说全文也确实没有此段内容。

　　栗战书“脱稿”是意料之外吗？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对栗战书的言论不感到意外，他也不认为有很多人重视栗战书的这番话。

　　马岳对BBC中文记者说：“在区议会选举之后，在美国通过《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之后，暂时没看见中央有一个很强烈的、特别的、新的信息，我感觉他们还没有一个新的定调。”

　　也许确实因为这段“脱稿”缺乏新意，除了直属中国驻港单位的《大公报》与《文汇报》外，星期三大多数香港主流报章均未以此作为头版头条消息。

　　资深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向BBC中文记者评论说，栗战书的言论是“北京心里话”，反映北京希望“温水煮蛙，创造气候”，让澳门成为“先行先试成功”的样板，制造出“香港也该跟随”的舆论环境。

　　“栗战书讲话的内涵包含了许多具体措施，这也就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到的‘保护国家安全执行机制’。”

　　根据10月31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提出，“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在香港《明报》撰文评论说，“在中央眼中，澳门是一国两制‘典范’，香港是一国两制‘麻烦’，挺澳责港，一直是北京的思路”。但吕秉权时引述出席同一场座谈会的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张晓明的话，认为其言论“暗示（北京）将在香港动大手术”。

　　“针对政府人事，北京要求‘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笔者相信，这与反修例风暴中，公务员的‘小政变’有关，未来将会秋后算帐。教育政策方面，张晓明批评香港国民教育长期缺失，要求完善教育制度、体制机制，要不断增加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感。”

　　澳门在“国家安全”领域都做了什么工作？

　　栗战书在演说中主动盘点说：“早在2009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就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法》，在两个特别行政区中率先落实《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宪制责任。此后，澳门特别行政区进一步推进各领域配套立法，成立维护国家安全的专门机构，举办各类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构建全面维护国家安全的防护体系。”

　　“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后，澳门特别行政区未雨绸缪，主动修订立法会选举制度，增加‘防独’条款，明确规定参选人必须拥护澳门《基本法》、效忠澳门特别行政区，并且立法会议员不得兼任其他国家的政治职务。”

　　“201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列入澳门基本法附件三。澳门特别行政区很快就相应修改了《国旗、国徽及国歌的使用和保护》本地法律，确保国歌法各项规定在澳门当地得到贯彻实施。”

　　而就在两周前，澳门行政会（相当于香港行政会议之内阁智囊机关）完成讨论《修改第5/2006号法律〈司法警察局〉》以及《司法警察局特别职程制度》两份立法草案，准备提交立法会，通过后将扩充司法警察局权限，让其管辖侦办牵涉资讯网络安全、国家安全犯罪与恐怖主义罪行等。两部立法草案还牵涉扩编司警队伍，并让行政长官有权括免按照澳门公务员任免制度，公示司警特定职务晋升开考等细节。

　　此举主要为了配合12月22日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其中，澳门境内所有移动电话将从当天起实施实名制。

　　另外，6月份澳门立法会通过《民防纲要法》，规定对散布虚假、无依据或别有用意的消息，会被处最高两年有期徒刑，即所谓“谣言罪”。这部法律是因应2017年天鸽风灾而制定之防灾法律，这场灾害造成十人死亡、逾百人受伤。

　　除此之外，澳门自2015年起推动在全市安装1600个“天眼”监控摄像头，澳门警察总局在11月份宣布，计划在2020年初选取部分“天眼”试行人脸识别监控，引来民主派等质疑警方可对市民实施全方位追踪监控，个人隐私荡然无存。澳门保安司司长黄少泽拒绝承诺不建立数据库搜集这些监控数据，并说：“如果要这样做承诺，警察会很忙：承诺不会抢劫、不会强奸、不会做这个那个……法律规定不能做就是不能做，不能要求警方、警员承诺不会犯法。”

　　那么，香港能否“按照”栗战书的要求“学习”澳门？

　　《香港经济日报》分析栗战书的话时，形容此举乃指桑骂槐，旨在向香港表达北京的不满，向香港施压，并予以警告。其中，“中央高层借赞扬澳门的反渗透、反叛国、反分裂国家、反煽动叛乱、反颠覆工作的表现，暗地里重申中央的政权安全底线，正告香港的示威者勿踩红线”。

　　由中国国务院港澳办支持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籍副会长刘兆佳则对香港媒体称，北京多年来一直有表达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过程中存在“严重不足”之不满，“连指桑骂槐都不需要”。“中央不会再口头上对香港提出要维护国家安全的要求，因为香港缺乏能力和缺心为23条立法，中央或会主动出手。”

　　香港中文大学的马岳博士对BBC中文记者说：“香港不可能学习澳门，香港有很多事情超前于澳门，要是香港学习澳门，那香港也就完了。我觉得（栗战书）这说法对香港人来说参考价值不是很大。”

　　刘锐绍认为，栗战书自知即便北京希望把“澳门模式”引入香港，一旦付诸实行，无论北京还是香港都会受到伤害。

1966年一二·三事件后，澳门普遍被称为“半个解放区”，以亲北京左派社团为首，符合北京定义之“爱国爱澳”社会经已形成。

　　“尤其是现在于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之下，尤其是现在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得到全球关注。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之后，一些西欧国家也蠢蠢欲动。要是在这情况强行把澳门那种‘一国两制’的实践搬到香港，那马上会引起不光是香港人的反弹，而是全球，尤其是西方社会的反弹。”

　　澳门极左派报章《新华澳报》对香港能否“学习”澳门泼了一盘另类冷水。

　　该报社长专栏星期三写道：“澳门的人口结构，占有相当大比例的居民是来自内地，他们自小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爱国意识强烈并坚定，其中一些人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也能正确对待，他们也自觉地对自己的后代进行爱国爱澳的教育，并以身作则地潜移默化影响自己的下一代。”

　　“而且，澳门居民与内地的关系也很密切，深受改革开放成果鼓舞。不像香港，既有1949年逃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大饥荒时期‘大逃港’的灾民，也有长期接受英国殖民教育的所谓‘黄皮白心’，还有从外国留学归来满脑子所谓‘普世价值’的‘精英’，不能接受《基本法》规定的行政主导，及行政、立法、司法既合作又制衡的政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