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示威半年：经济跌入谷底 路在何方？

　　香港社会动荡已持续半年，大部分冲突发生在周末，往日熙熙攘攘的街头，成了警察和黑衣人的战场，时常充斥着燃烧弹和催泪烟。

　　原本人头攒动的尖沙咀海港城，少了操着普通话在奢侈品店门口排队的游客。奢侈品销售连续三个月降幅超四成。

　　有人欢喜有人愁。对于一些香港居民而言，一夜之间，原本狭窄的人行道有了腾挪的空间，自己绝不会光顾的水货店关门歇业，挤在居民区成排的旅游大巴忽然消失，萧条之下的“难得清静”，不失为一件好事。

　　但对于旺角女人街的摊主来说，日子不好过，租约早已签，租金还要交，收入突然腰斩。当萧条持续半年还不见好转，脆弱的小商贩不得不停止营业，另寻活路。

　　在官方的语境中，社会动荡和贸易战使香港内外交困，一场“经济台风”直扑香港，破坏力更甚于2003年的“非典”疫情（香港称“沙士”）。

　　香港经济跌落谷底？

　　“直观上看经济形势确实很严峻。”香港中文大学房地产及金融助理教授胡荣表示，主要原因是连续半年的局势不稳，这给旅游业带来持续负面影响。

　　旅游业相关产业，如酒店、零售业受挫最严重。据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粗略估算，在第三季经济2.9%的负增长中，超过2个百分点的跌幅是源于零售、餐饮及酒店等行业受到直接而严重的冲击。

　　游客的多少、店铺的兴衰，可立即被居民和媒体感知，这些产业又吸纳大量就业，因此零售业两位数的萎缩，不免让人有经济骤然遇冷之感。

　　那么当前的“冷”真的冷过“非典”时期的香港吗？

　　如果仅看就业，现在香港的经济要好得多，在示威爆发后，失业率仅微升0.3个百分点至3.1%。而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二三季的失业率都达到8.6%，比此前一年平均上浮一个百分点左右。

　　但不代表现在的日子更好过，更宏观数字反映的画面要暗淡得多。今年第三季度香港GDP下跌2.9%，而在非典最严重的2003年二季度GDP仅下跌0.5%；当年香港零售业连续数月跌幅一成多，目前跌幅则在两成左右。

　　虽然香港经济萎缩，但整体而言，离“谷底”还早得很。受重创的旅游业，其实只占香港GDP的4.7%。

　　原因是占比最大的贸易和金融受影响有限。贸易虽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但跌幅还维持在个位数；金融领域甚至还迎来阿里巴巴在港上市，募资额史上第三，使香港今年的IPO总额有机会登顶全球第一。

　　非典疫情对香港经济的打击是短暂的，当年最难过的二季度过去后，三四季度迎来4%和5%的反弹，使全年增幅达到3.3%，甚至比疫情之前的2002年还要高。

　　与此相比，当前香港经济面临的困境则显得更长期。

　　“香港在多个方面都面临困难。”安德思资产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陆修泉（Brock Silvers）分析认为，在外部，中国经济放缓、贸易战等会拖累香港，但是暂时的；在内部，香港与中国内地紧张的政治关系和社会情绪，引发社会动荡，使很多外国公司不愿投资香港业务或设立子公司，如果这些投资流向其他地方，金融领域的高质量工作会流失，香港将变得无关紧要。后者才是对香港繁荣真正的威胁。

　　“香港需要记住，金融行业的流动性很高，如果动荡变得过于极端，或者中国介入的方式过于激进，新加坡会仍然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

　　不祥的苗头似乎已经出现。高盛一份报告称，在六月到八月间，已有大约40亿港币存款从香港转移到新加坡。反映商界信心的采购经理指数（PMI）也从七月的43.8，进一步降到40.8，该指数低于50即代表衰退。

　　经济下滑折射结构困境

　　香港经济无论是狂飙之时，还是没落之际，总会被拿来与新加坡比较。

　　两个经济体相似点很多——数一数二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亚洲顶尖大学、拥有亚洲最大的法律服务体系，以及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

　　但两者的不同点更明显——香港服务业占比逼近99%，几乎没有工业；新加坡GDP中则有26%左右的工业，占比仍相当可观。

　　新加坡的工业主要集中在电子制造、生物医药、石油化工等高端制造业。这些产业往往能创造出大量的工程师、管理职位，在就业市场属于优质职位。

　　相比之下，香港占比18.9%的金融行业，仅创造6.8%的职位，专业服务领域创造14%的就业岗位。而2003年后香港失业率高居8%，其后中国内地开放“自由行”，旅游业迅速膨胀，创造出大量新增就业，但它们大多集中在零售、酒店、餐饮等行业的低端职位。对于香港年轻人而言，毕业后摆在面前的选择大多是这些低端职位。香港工作月收入中位数在1.7万港元左右，新加坡为2.5万港元，差距近50%。

　　香港在发展制造业上并不是没有机会。上世纪后半叶，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轻工业，比如首富李嘉诚靠制造塑料花起家。工业产值一度占据香港GDP的近三成。

　　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中国改革开放正处于快车道上。“资本开始自然选择，香港轻工业逐渐北移到营商成本更低的珠三角区域。”胡荣表示。

　　但香港并未立刻放弃制造业，而是试图对其进行产业升级。1999年，从台积电离职的张汝京和汉鼎亚太风投徐大麟希望在香港推行“矽港”计划，但彼时香港舆论质疑实为“炒地皮”，港府最终没有拨地。与此同时，上海以近乎免地租和五年免税的优惠措施，吸引这一计划落地，建立“中芯国际”。目前已发展成拥有七个工厂，市值500亿港币的晶圆生产商。

　　胡荣认为，对于香港而言，错失这个项目是一次很大的失误，这些高端制造业原本可以为香港科技背景的高学历学生提供大量优质的工作岗位。

　　错失工业升级的香港，在港府“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指导下，尽量不干预经济。新增利润溢出到地产行业，地价不断高企，发展工业的成本变得更加高不可及。

　　这种经济模式下，香港年轻人面临低端工作和高楼价的双重挤压。2017年香港年轻人（18至29岁）中贫困人口达到12.2万，贫困率为12.4%。而高房价、高物价和助学贷款成为年轻人三个最繁重的负担，不高的薪水很快被消耗殆尽，由此进入“穷忙”的恶性循环。

　　香港经济的未来

　　新加坡的高端制造业香港没有，香港的金融行业又可能被替代，香港的经济前景在哪里？

　　持续半年的示威活动，继续激化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负面情绪和政治矛盾，使香港经济的前景更加堪忧。

　　如何转型的问题，香港早就有所考虑。在经历2008年金融海啸的重创后，香港政府也曾思考产业单一化的弊病。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提出发展六大优势产业的计划，包括文化及创意、教育、医疗、环保、检测认证，以及创新科技。但这六项产业发展并不顺利，十年过去，它们在GDP中占比依然处在个位数。

　　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蔡洪滨则撰文指出，香港支柱的金融服务和贸易物流在数字革命的去中介化下，难以为继，而在科技创新方面数据、市场和人才方面香港都没有优势，因此，香港未来应转型发展以医疗、教育、文创为主的高端服务业。而要释放这些产业的供给能力，导入国际需求，需要政府大力进行制度创新。

　　胡荣也认为，香港在服务行业对比其他城市非常有优势，这些优势自然也可以推广到教育和医疗产业，发挥这些产业优势，再加上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潜力市场，如果实现转型，香港的经济困局将会慢慢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