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坐过共产党的牢，今天不会让年轻人孤单”

香港旺角，入夜后，楼宇林立的西洋菜街上霓虹灯闪烁，鳞次栉比的店铺，光怪陆离的广告牌，打扮时髦的年轻人匆匆走过，很少有人会留意路旁一个衣着质朴的老人。

他固定好一辆简易的小推车，沿街插上写有“我要真普选”的旗帜，拉起“为下一代自由撑下去”的横幅，撑开象征抗争精神的黄色雨伞默默站在路旁。

从2014年11月底，雨伞运动旺角清场后的第一天起，他每晚出现在这里，风雨无阻，迄今已经1800多天。

吴伯也有同伴，他们自称“鸠呜团”，起初成员很多，渐渐地，人越来越少，以中老年人居多。从雨伞运动失败后到今夏“反送中”抗议爆发的五年间，这一小群人继续坚守旺角街头。

用吴本笃自己的话说： “保留火种，一有机会便继续燃烧。”

中国官方把“鸠呜团”称作“扰民祸港”的“路霸”。警察、便衣对他们也盯得紧。吴本笃说，每晚来旺角前，其实都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吴本笃不怕坐牢，早在半个世纪前，他就尝过共产党监狱的滋味。

1969年，在香港跑出租的他突然接到电报，父亲病重，要他马上回雷州半岛老家（今雷州市）。

刚到湛江，就有两个雷州公安一路跟着他。他被抓进了海康县看守所。

“那时候是文革期间，共产党开第九次大会，出入境好严，他们怀疑我回去是不是做特务之类的，”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知道我家是信教的，信天主教……说我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迷信分子等等，我又没有身份证，就被扣留了，扣留了三年零七个半月。”

吴本笃所在的看守所距离他家只相隔10分钟，看守所的厨子是他哥哥以前的同事。即便如此，家里没人知道他在哪里。他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吴本笃至今记得，他和两个犯人同被关在一间牢房。那两个人总是盯着他，想从他的言行中找出什么过错。牢房的地上有一个床板，大小便都在牢房的一角，每天两顿腐乳粥，几根青菜，一点咸鱼。

“那种咸鱼可不是香港那些名菜来的，那里的咸鱼猫都不吃的，咸得不得了……吃得很惨，所以骨瘦如柴，”他说。

在看守所被折磨了9个月，接着又赶上“一打三反”——这是“文革”期间又一场大规模镇压思想犯、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的政治运动。在那场运动中，吴本笃和一个修女一道被送进了学习班。

“共产党迫害宗教，这个修女的修道院被解散。在学习班学习后，其他人可以回家，我仍然不可以，被安排到一个农场劳动，”他说。

在农场养猪、种西瓜、种花生，就是不准他回香港。吴本笃不断地写信申诉，从县里写到市里，从市里写到省里，从省里写到中央，最后直接上书周恩来，但这些信都石沉大海。

“那段时间非常痛苦，前路茫茫，不知会怎样，父母、全家人为我忧心、痛苦，”他告诉美国之音。

直到有一天，有人偷偷告诉他，林彪摔死了。过了一阵，他可以回家见父母了，又过了一阵，有一天，一个姓吴的人到他家来，对他说，“明天要放你了”。

“哇，明天要回香港了，好高兴，赶紧买车票，出发去香港，”半个世纪后，回忆起那天的场景，吴本笃仍然笑得像个孩子。“1972年10月28日，跨过罗湖桥，你说我多开心，真的，非常开心！”

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出于对未来的不安与担忧，香港爆发移民潮，50万港人远走异乡。

吴本笃日子如常，继续开他的出租车。“不用移民啦，香港不会变成怎样的，”他说。

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

“那个人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吴本笃苦笑了一下，“梁振英也上台了，2012年一起的，到现在的林郑月娥，他们的政策完全是跟着习近平走的。习近平是个非常独裁的人。”

2014年，时年78岁的吴本笃冲在雨伞运动的前线。79天的占领运动中，他每晚都睡在街头。旺角、金钟、铜锣湾清场时，他都在现场，数度被捕。

这些年来，吴本笃见证了港人抗争运动的起起落落。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次的抗争不一样，年轻人决心很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一次的运动不会这么快停止的，这些年轻人天天出动。我们都感到疲倦了，他们不倦的。其实我们以前十几岁时，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十几岁的年轻人对民主、自由、政治这方面，性格好强。你看，12岁，13岁都被捕了。变化好大。原因是什么？共产党一步不让。不管你民意如何强大，他们就是不让。共产党一日存在，我们都会很辛苦，除非它内部改革，民主化，那就有希望，但是共产党还是这么专制，很难。”

他又说：“不过，但凡民主斗争都要经过一段流血、流汗的时刻，特别是面对一个专制政权。……道路是艰辛的，我们差不多是一条血路走过的。这批年轻人不怕的，他们有胆量，有意志。我们做老人家，做长辈的，就是支持他们，不会让他们孤单。”

“直到真普选为止，”他强调。

在吴本笃看来，人生要有些起伏才有意义。日后回忆起来，那些经历过的大时代都是光辉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