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请摆正心态 骆惠宁不是“香港党委书记”

在转战中国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仅仅一周后，“退居二线”的前山西“救火”省委书记骆惠宁突然二度出山，南下香港接任香港中联办主任，令不少人错愕不已。一周以来，骆惠宁见媒体，拜特首，访深圳，进广州，可谓脚不着地忙碌不已。

但是请舆论场中的各方，无论是大陆民众还是香港乃至外媒，都请摆正心态：骆惠宁仍然是负责沟通的中联办主任，他不会也不可能是“香港党委书记”。各方应该虽然对骆惠宁寄予厚望，但是中央既不想打破“一国两制”，干涉香港；舆论也不要指望骆惠宁是“万能灵药”，能够让香港立刻“药到病除”。这是中央坚持“一国两制”的心态以及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所决定的客观现实。

对于这次异乎寻常的任命，多维新闻此前已有多番分析讨论，外界也以种种所谓理由研判骆惠宁的出马，将对“后修例运动”的香港产生深远影响；甚至以骆惠宁政治个性，既往从政经历以及此次任命的反常性来判断，认为骆惠宁必会在香港掀起不小的风浪。

坦率讲，这其中不乏合理性的判断。的确，骆惠宁不是一般意义上涉外、涉港台系统培养起来的“自家人”，也并非中央机关空降或者闽粤沿海交流任职的后备部级官员——这二者在此前数任中联办主任（或前身新华社驻港分社社长）中颇为常见。相反，骆惠宁可以说是个中共涉外涉港台工作中的“生面孔”，但是他不是迷信“业务范围”的技术派官僚，而是在秘书岗位上工作多年，又主政过至少两省区的封疆大吏。从主政青海到“救火”山西，他所要面对的局面远较一个中联办主任要全方位得多，而所承担的责任也更繁重复杂得多。这样一位封疆大吏主政香港中联办，尤其是香港刚刚经历反修例运动风波人心浮动的时间节点履新，被外界寄予过多的想象，甚至被认为是北京问责甚至洗牌香港中联办、强势介入香港直接管辖的信号，自然不足为奇。

但是，这种想象或者期待是相当危险的，而且也是不切实际的。人们不应该对骆惠宁的履新赋予如此之重的期待——这种期待有时候已经超过了北京赋予香港中联办主任这一角色的界定。

这要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从骆惠宁本人来说，骆惠宁从政经验丰富，从知青到工人，从安徽地厅级主官到文宣负责人，从青藏高原多民族多宗教杂居的青海到官商勾结窝案丛生的资源型省份山西，其能力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就在2019年秋卸任山西省委书记时，与之搭伴的新任书记楼阳生评价说，“三年半前，惠宁同志由青海来山西工作之时，正值山西政治生态在治乱中奋力治本、经济发展在下行中奋力前行的关键时期。三年多来，在以惠宁同志为班长的省委正确领导下，全省上下按照‘一个指引、两手硬’的工作思路和要求，持续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反腐败斗争在形成高压态势基础上夺取压倒性胜利，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显著成效……”。他并总结道，“骆惠宁同志政治坚定、经验丰富、做事严谨、待人宽厚，善于把方向、谋大事，善于创造性开展工作，善于抓班子、带队伍，勇于担当，真抓实干……”

这些评语或有溢美之嫌，但空穴来风总能让人解读到某些蛛丝马迹，比如“创造性开展工作”即点明骆惠宁并非一个守成之人，而是一个勇于担当的；但是，他同时又是“政治坚定”的，应该说是懂规矩、讲政治，能够独当一面的实干型大员。

其二，香港刚刚遭遇修例风波的重创，其社会裂痕和相互敌意已经深埋，恐怕时间内是不可能涣然冰释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今天社会问题泛滥，乃至今天酿成旷日持久的街头暴力运动，其背后的香港经济停滞、产业不合理问题，后殖民地教育和官商共治问题，政治转型改革停滞与特区政府“不作为”问题等等自身的深层次是不言而喻的。这一节，多维新闻已多有分析，不再赘述。

事实上，这些沉疴痼疾是需要抽丝剥茧的耐心，需要一一找出应对方法并“拆弹”操作的智慧，乃至管治团队自我转型的勇气的。所以说，问题的严重性摆在那里，容不得任何人抱持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

其三，香港中联办不是代表中央政府的香港“管治机构”，中联办主任也不是香港的“党委书记”，所以中联办代替不了港府，骆惠宁也不会取代林郑。根据1999年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央人民政府授权的工作机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国务院同时赋予中联办五项职能:联系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联系并协助内地有关部门管理在香港的中资机构；促进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联系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增进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对内地的意见；处理有关涉台事务；承办中央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同时，北京也在修例风波背景下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表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但这不是对中联办角色的新设定，而是对中联办角色的本质要求。无论骆惠宁肩负怎样使命，他都不太可能突破既有的“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框架之外，寻求解决香港危局的方式。

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言，香港之病病在“腠理”、在“膏肓”，所以终究要靠香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当然，曾经，香港中联办的确奉行“井水不犯河水”的角色，即使“联系”“架桥”也从不承认自己对香港本土事务有指手画脚的行为，角色确实尴尬，也确实被动，因此在当前形势下需要化被动为主动，但是主动不意味着“插手”。

总之，人们宜以用一种比较“保守”的心态来看，不要指望骆惠宁能够大破大立。如同当年调任山西，骆惠宁更多应该是个逆转颓势的破局者，只要迈出这一步其政治任务即算完成。

“破局”在这里有两层含义，对于活跃在香港的中联办力量来说，中联办首先要界定好自己的角色，甚至进行内部队伍整肃。联络不是官商勾结，不是贩卖“赎罪券”干扰香港经济发展和陆港合作关系，而是要洞察香港的社情民意。

另一个层面，香港中联办要扮演好自己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之间的“联络关系”。骆惠宁一定会立足政治高度，将北京中央政府要求香港管治团队完整准确、不走样、不变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的信号清晰准确不折不扣地传达；也不会对港府采取绥靖政策，熟视无睹于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漠视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