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新冠肺炎“零号病人”的“终极三问”

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零号病人”众说纷纭，记者近日采访相关专家回答“终极三问”：是谁？从哪里来？要去哪里？

首先要厘清什么是“零号病人”。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说，对应的学术用语是“原发病例”，通俗理解为在这位患者身上“某种病毒首次从动物进入了人体”。

以这次为例，研究表明蝙蝠最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天然宿主，最新发现是穿山甲比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更接近人类感染的新冠病毒。无论是哪种哺乳动物，接触了它并由此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即“零号病人”。

这里还涉及“指示病例”概念，即传染性疾病暴发时被公卫机构所确定发现的首位病人。大多数情况下“原发病例”早于“指示病例”出现。比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的指示病例是广东厨师黄某，但经追踪发现，黄某出现病症以前已有其他SARS病例。

“零号病人”一词来源有些“乌龙”。20世纪80年代，美国科学家研究艾滋病流行病学规律时，将把疾病带入美国的“原发病例”盖尔坦·杜加用英文字母“O”进行编号，结果被误读为阿拉伯数字“0”。“零号病人”说法不胫而走。

需指出的是，艾滋病、埃博拉、SARS等疫情从未明确找到严格意义上的“零号病人”。2016年有研究者从20世纪70年代的血液样本中分离出HIV病毒，而公认的世界首次对艾滋病病例正式记载是在1981年；几内亚一名2岁男童曾被视为埃博拉疫情的首个病例，但研究者直言是因为“调查在这里停下”。

去哪寻找“零号病人”？

“寻找‘原发病例’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王立铭说，最好在疫情暴发极早期、患者人数极少时完成。他坦言，找到新冠肺炎疫情“零号病人”的可能性不大，但仍要去找，溯源工作至少有三个层面：

第一，研究病毒如何从动物进入人体；第二，研究病毒在人类世界的进化史；第三，研究病毒的传播规律。

追寻“零号病人”需要厘清两个关键信息：何时、何地。

武汉病毒研究所

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新冠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报告中，报告病例起始日期是2019年12月8日。这也是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通报新冠肺炎病例发病的最早日期。

但据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刊发在权威医疗期刊《柳叶刀》文章显示，第一例患者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1日。另据该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吴文娟介绍，这是一位年过七旬的男子，他没有去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记录。有学者说，考虑到潜伏期因素，该患者应在2019年11月被病毒感染。

对于溯源地点，包括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曹务春、中华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邵一鸣等在内的多位专家都提到“重返华南海鲜市场”。他们认为，虽然市场为防疫已进行消毒，但仍可以追踪动物是如何被运来的。黄朝林等专家则认为，从发病情况来看华南海鲜市场不是唯一的暴露源。

“如果在华南海鲜市场出现的是‘人传人’而不是‘动物传人’，很值得追踪‘零号病人’。因为由此可以追到病毒究竟从何而来。”中山大学附属三院感染科副主任林炳亮对记者说。

这场追寻走向何方？

诚然，当下有许多比寻找“零号病人”更为紧迫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追寻。中国疾控中心已陆续派出160名病毒溯源、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等领域的专家赴湖北。

“科研、疾控、临床、动物保护等部门要联合起来。”曹务春此前受访时说，找到病毒源头可以打消疑惑，也可对未来突发传染病疫情防控积累经验。

王立铭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研究场景，比如在新加坡、日本等地，因为患者以输入性为主，基本上可以找到二代病例与输入性患者的交集，特别适合研究病毒从一位或几位“零号病人”到大规模流行的传播规律。而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如果尽可能采集患者体内病毒基因组样本，比较它们的序列差异，“将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病毒进入人类世界以后的进化史”。

专家提醒，在追寻“零号病人”的过程中需要警惕随时可能出现的“污名化”“阴谋论”。以史为鉴，无论是被妖魔化为“艾滋哥伦布”的盖尔坦·杜加，还是被迫隐姓埋名的黄某，他们因“身份”遭受的痛苦不亚于病毒本身。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近日郑重声明，2015年从该所毕业的黄姓同学不是所谓的“零号病人”。该所19日又发出一封公开信，再度声明“某研究生是‘零号病人’”“新冠病毒源于人工合成”等是谣言，“对坚守科研一线的我所科研人员造成极大的伤害”。

好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由虚假讯息造成的“信息疫情”极具危害。继世界卫生组织计划对“信息疫情”开展研究之后，来自英、德、美、澳等国的27名病毒学家在《柳叶刀》联合发声，他们反对阴谋论，支持奋战在疫情一线的中国科研工作者。

或许，谣言如同“病毒”，我们也需提防出现“零号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