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武汉病毒实验室无法平息阴谋论？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4病毒学实验室一直是阴谋论的风暴眼，美国《石英》（Quartz）杂志周四（2月20日）指，这也是新冠状病毒爆发以来公众对中共政府信任程度急剧下降的又一表现。

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最早质疑出自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的研究团队，他们于1月31日在生命科学领域最大的预印网站 BioRxiv发文称，在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S蛋白中发现了4个插入物的氨基酸残基与艾滋病病毒HIV-1 gp120和 HIV-1 Gag的氨基酸残基高度相似。

论文称，“令我们诧异的是，这片段不存在于斯萨（SARS）的S蛋白中，而且在冠状病毒科的其它种类中也未观察到。这令人震惊，因为病毒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偶然地获得这种独特的插入片段……”

外界认为，该研究在暗示新冠病毒是人为操作、非自然生成，这激起了围绕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热议。随后印度研究人员撤回该论文，研究人员自称，他们“打算进行修改，回应收到的学术界评论”。

对这一研究最强硬的反驳出现在20天后，27位著名全球公共卫生科学家于2月19日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联合签名文章。

文章说：“来自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发表并分析了病原体的基因组……他们压倒性地得出结论，这种冠状病毒起源于野生生物。”文章还批评了“认为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并非自然起源”的说法。

不过，顶级卫生专家的反驳只是解决了其中一部分，如果新冠病毒起源于野生生物，那是否可能是从实验室泄露出去的呢？

新冠病毒是否可能通过实验室事故流出？

第二种阴谋论一直在网上获得广泛传播，以致于武汉病毒实验室从事蝙蝠病毒研究的首席研究员石正丽于2月2日在个人微信朋友圈发文称：“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我石正丽用我的生命担保，与实验室没有关系”。

但是石正丽的微信帖子并未平息其中的疑点。1月21日湖北成立新型肺炎应急科研攻关研究专家组，组长正是石正丽。

1月23日，石正丽团队公开的研究成果称，对新冠病毒和萨斯病毒的基因组成分析后证实，初始宿主是蝙蝠。

这其中的学术关系说明什么？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莱特（Richard H. Ebright）曾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Nature）对石正丽的蝙蝠实验表示关注。

他在2月5日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根据目前对病毒的基因组测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病毒经过人工改造。但他补充说，这并不代表可以“完全排除”此次疫情的病毒由于实验室事故进入人群的可能性。

“基因组测序显示，此次爆发的病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2003年在云南某个山洞采集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非常接近，它从2013年储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至今。”埃布莱特说。

中共科技部突然强调实验室安全

更让人不解的是，在第二种阴谋论渐渐变淡的时候，中共科学技术部在2月15日的通知再次引发外界对武汉实验室的新一轮怀疑。

中国科技部推出《关于加强新冠病毒高等级病毒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对实验室，特别是对病毒的管理，确保生物安全。

中共官方没有透露强调实验室安全的背后原因，但外界不自主地将其与武汉实验室扮演的角色联系起来。这种质疑不仅出自对华鹰派，就连中国国内也出现很多猜疑声，因为关于病毒及其起源本身就还有很多未知的地方。

“在这个阶段，没有专家可以绝对确定爆发（疫情的）原因。这种不确定性会让一些人更容易认为所有解释都具有同等效力，他们不在乎把具有广泛知识的专家置于边缘位置。”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锻治本正人（Masato Kajimoto）告诉《石英》。

在石正丽发表声明后，武汉实验室也多次尝试平息阴谋论传闻。

2月15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女研究生黄燕玲是新冠肺炎零号病人”的传言在中国社交媒体广为流传。“零号病人”一般指第一个被病毒感染，并开始散播病毒的患者。

武汉病毒研究所与黄燕玲所在公司在2月16日先后进行“辟谣”，指该女士“毕业后一直在其他省份工作生活”。

石正丽告诉媒体，“我们所没有一个人被病毒感染过，我们所是零感染。”

2月19日，该所再次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称有关传言“对坚守科研一线的我所科研人员造成极大的伤害”，并且“严重干扰”了战“疫”任务。

中共信任度崩塌 越辟谣百姓越当真

但是，中国互联网上对实验室的多个辟谣声明显得并不放心。“真相是什么？媒体和政府信任度崩塌不仅令双方悲哀，也令我们公民感到悲伤。”一名网民写道。

还有另一人说：“有人认为所谓的谣言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遥遥领先的预言。”

譬如：最早的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官方辟谣最后都成了真。

早在去年12月新冠病毒传出时，中共的宣传机器就在消除武汉医务人员最早发出的疫情预警提示。当局指控李文亮医生是“煽动恐慌”和“传播谣言”，尽管该医生最初只是试图通知同事关注这种源于武汉的冠状病毒及其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直到李本人悲剧性感染病毒死亡。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杨达利接受《石英》采访时说：“因当局对武汉市疫情处理不力，还有疫情带来的痛苦和不确定性，以及当局在应对疫情上做出的反应，（已让）公众信任度明显下降。”

那么对时不时涌现的实验室阴谋论有什么解决办法吗？香港大学助理教授锻治本正人也表示，没有什么办法可解。

他说：“（中共）当局和专家都有不透明历史的记录，他们说的话听起来就像他们在试图隐藏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否认实验室与冠状病毒之间的联系，更会让那些相信阴谋论的人解释为这是‘证据’，因为否认就是隐藏真相的‘标志’。”锻治本正人总结说。

如《纽约时报》驻华专栏作家弗兰基·黄（Frankie Huang）在其自我隔离的文章中所说：“这里的每条新闻都必须经过审查，以便于用它来巩固政权统治。即使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仍不能免于这种令人筋疲力竭的活动，党永远都（想）要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