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撤离武汉的老外：我经历了魔幻的30天

　　武汉封城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派机撤侨。谁走、谁留？

　　困扰着武汉的国际家庭。

　　一名常住武汉的法籍医生说，“疫情期间，我在武汉能做的比在法国多。”

　　而另一位日籍教授的回应，在网上广为流传：“我的研究室里还有中国学生，我无法抛下我的同事和学生逃回日本。”

　　不论是离开还是留下的人，都在脆弱与温情中坚持着。

　　武汉国际家庭 左：晓宇一家 右：Fred和妻子

　　一条和两个做出不同选择的武汉国际家庭，进行了一次深谈。

　　在武汉的外国人面对哪些独特困境？撤侨到底需经历哪些过程，存在哪些问题？

　　那一个个武汉国际家庭，现在怎么样了？

　　Fred的店开在黎黄陂路上，在武汉小有名气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回爸妈家过春节的晓宇，让英德双国籍的妻子安娜，联系大使馆问问情况。同时另一边在黎黄陂路上，在武汉生活了10年的法国人Fred，已提前把自己的3家小店打烊，并打电话给中国岳父母解释：“今年的年夜饭不能在一起吃了，你们老人家也不要出门乱跑。”

　　一位回武汉探亲的澳洲华人摄于去武汉天河机场的路上在湖北，外国籍常住人口有1.8万，80%集中在武汉。都说每一个数字背后，是一个鲜活的人；而每一个人背后，可能牵动着一整个家庭。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往返武汉与世界各地的航班停飞。疫情风暴中的外国人面临和当地人一样的日常难题：失去公共交通后，购买物资变得很难；儿童和老人需要更多的照顾；本身就有疾病的人无法去医院；有的人本打算春节假期完了就回去工作。此外，他们很可能还多一个问题：中文不够好，不能第一时间获取并理解疫情信息。于是，许多人开始向大使馆求助。

　　综合各媒体报道，截至2月22日各国撤侨人数统计撤侨面前，离开和留下都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关乎个人。一旦去留涉及到一个家庭，问题就更为复杂。晓宇和他的跨国家庭，匆乱之中、压力之下，选择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而Fred和妻子，思前想后，决定一家人一起留下。我们与这两个做出不同选择的家庭，进行了一次深谈。他们的诸多经历，也映射了武汉乃至湖北的整个外国人和国际家庭群体，在这次疫情中的困境与应对。

　　讲述者晓宇家庭成员妻子安娜（英德双国籍）儿子3岁父母、姥姥都是武汉人

　　现状

　　妻子带着孩子离开自己与父母、姥姥在武汉自我隔离 刚逃离澳洲大火，

　　又陷入武汉疫情 我和夫人安娜，从2014年起在牛津居住。我攻读牛津大学政治学的博士学位，安娜在大学工作，研究东亚传统音乐，她是英德的双国籍。半年前，我们从英国搬到澳洲。回武汉是春节过年回家，但比计划得早，我们一月初回来了，逃离澳洲大火。1月23日武汉的对外交通停止后，我就开始督促安娜联系大使馆，希望她把孩子带出去。一开始，她没当作急事，只登记了信息。她异常镇定，比我们逆来顺受，说没关系，从十二月逃到现在，“我已视作常态”。

　　1月25日（大年初一）雨夜，武汉封城第三天，一家开车出来加油，到大年初二就出了加油限制安娜的焦虑始于大年初二（1月26日），广西两岁的小孩确诊。我们的孩子还没到三岁。此前，我们口中说，不会传染小孩，给彼此心里安慰，谁都不敢确信。病毒终究打破了年龄的界限。而孩子的词汇日益见长，在澳洲学会“大火”，在武汉学会了“咳嗽”和“口罩”。

　　1月26日，日经新闻报道了日本、美国两个国家准备从武汉接回本国公民；1月31日BBC报道英国撤侨航班抵达 谁走、谁留，

　　家中开始一场无休止的讨论 1月27日，英国启动了撤侨的计划，安娜打电话录入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她说，我把你的信息写进去了，他们说家人可以一起走。我说，安娜，如果你们能走，我会留下来。我父母、姥姥，还在。年轻人最有可能扛过病毒，我要留下来，直到封锁结束。安娜说，我能理解。家里开始一场无休止的讨论。父亲说：“能走一个是一个，你留下来，能干什么？”我说：“我要蹭长假期。”母亲问：“你留下来到底有什么目的。”父亲答：“他不想被人说是逃兵。”1月28日，德国派军机来的请求被拒。连着两天，安娜挂在嘴边的话是，法国人居然做到了。她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两个祖国落后了邻国。她终日在房间里打电话、发邮件，不放过一条小道消息。她远在欧洲的父母也已俨然生活在中国的时区。

　　1月31日，多家媒体援引德国外长Heiko Maas，报道德国将派包机从武汉撤侨终于， 一家人看《别告诉她》时，坐在椅子上的安娜突然立起，我们等她的宣告。“德国人要来了”，她说，“但是，我们要被强制隔离两周。”麻烦不止于此，离开的人要经过医学检查，有症状则不能走。没有说孩子和家眷可否同行。英国撤侨飞机想在1月29号起飞，在机场被困两天，争论的焦点是孩子与家属问题。在家中，母亲把大人的口罩改成儿童用，向内折，用线缝上。父亲找开车去机场的上报机构。安娜不情愿地签下了强制隔离的同意书。我为隔离期间准备儿童电影。孩子惊奇地发现，我们在为出行准备大量日常限额的饼干和电影。我说，这是中国新年，还没有过完。

　　1月31日夜晚，晓宇全家前往机场 临行前没有人知道要在机场等多久，

　　我们也没有过多的告别 一月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出发了。德国飞机抵达的时间临时提前一天，要求我们八点前到机场。红绿灯时遇到飙车的摩托，一左一右，在空旷的大路上疾驰。手持名单的检查员在机场收费站，确认后再过军队的岗。机场门口的防爆检测变成了体温测试。出发大厅里有韩国人、印度人、孟加拉人、斯里兰卡人、土耳其人、德国人。三名德国官员出现，穿橙色马甲。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中式的木桌，两把椅子。从包里，掏出德国国旗放在桌角，开始登记。多亏英国人前面的拉锯，孩子、家属今天都可以上飞机。我们心中卸下了一块石，但是没有人知道要等多久。

　　1月31日深夜的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时间从八点到了十一点，孩子在机场跑乏，也不愿再戴口罩。我把他抱到车上睡觉，远离机场人群。他非让我抱他在前座睡。过了午夜，我的手臂麻了，也困得睡去，直到手机响起。凌晨三点半，没有一点进展。机场冷飕飕的。起初防护严密的人群，这时候被击垮，他们摘下口罩和手套，敞开地吃零食和泡面。又这样过了两个小时，我们把行李登记，开始排队体检。安娜怀中的孩子，穿着红色的袄子，像一团火，睁开眼睛说：“回家，爷爷奶奶家。”我们没人搭话。我说，“这次不陪你和妈妈了，要是妈妈不让你看佩奇，你打电话给我。”他说，一起走。行事匆忙，我们都没顾得上给他打要分离的预防针。我们没有过多的告别，两天没怎么休息，口干舌燥、头昏脑胀。他们消失在白色和黄色防护服的身影里。飞机第二天早上九点才起飞。

　　德国盖姆斯海姆军营隔离区外景 离开后的隔离：

　　每个家庭成员压力大，孩子尤其煎熬 现在，我们保持每天的视频聊天，包括和夫人的父母，他们比我们更焦虑。德国的隔离政策是：每天检查，如果在一百多名隔离的乘客里发现新的感染者，隔离时间就要重新计算，也就是重启两周。这给大家都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撤侨航班上有2个确诊病例。）营地是单间隔离，和酒店房间差不多，有公共活动的空间，可下楼在院子里活动。隔离区由德国红十字会的志愿者运行，亲友不能送包裹进去。一开始的条件不能满足家庭的需要，比如孩子用的食品和餐具欠缺，吃的也较简单，后面做了调整。第二天，志愿者带来了孩子的玩具，饮食上也逐渐丰富。同行的隔离人里有瑜伽教练，组织了瑜伽课。现在大家心态上都轻松多了。但对于孩子来说，他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不能出去，这对他是考验和煎熬。14天隔离期结束后的2月17日，他们又再次进行了检测，确认同批隔离的人都没有出现反应，已经回到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