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中 中国的宣传利器不好使了

疲惫不堪的医护人员因长时间佩戴护目镜和口罩而在脸上留下勒痕。剃光头的女性，呈现出一种奉献的姿态。在政府的办公地点捐赠毕生积蓄、不留名的退休老人。

在与无情的新冠疫情的对抗中，北京正面临数十年来政权合法性的最大挑战，而它还在沿用陈旧的政治宣传策略。为了让人们团结在北京的统治之下，官方媒体在智能手机和广播电视大量炮制关于团结、牺牲的影像和故事。他们甚至一度推出了名叫“江山娇”和“红旗漫”的卡通吉祥物，意在危机时期激起年轻人的爱国热情。

网络上，人们公开地批评官媒。他们严厉批评在前线的医护人员依然缺乏像口罩这类基本物资的情况下，进行鼓吹个人牺牲的报道。他们强烈抵制江山娇、红旗漫。他们纷纷鄙夷女性剃光头的照片，质问这些女性是否自愿，以及为何没有男性剃光头的照片。

一篇批评博文的标题是：《丧事变喜事，不是疫情报道该有的姿势》。

23岁的北京居民黛西·赵（音）说，她曾经信任官方媒体。而现在，她对那些将8名试图警告新冠病毒威胁的医护人员贴上散布谣言者标签的报道感到愤怒。八名医护人员受到公开谴责的照片和视频在网上广为传播。

“官媒现在真不太相信了，”黛西·赵说。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日益精进的政治宣传机器一直在帮助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而现在它正面临一次最大的挑战。

政府迟迟没有公开新冠病毒的威胁，并且试图压制向全国人民发出警告的声音。这样一来，它就打破了自己与人民之间心照不宣的契约：以个体权利换取安全的承诺。

为了平息民愤，北京下定决心“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官方派出数百名记者前往武汉等地，大量炮制一线医护人员和公众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

中国的政治宣传工作者面临不少强大对手。中国人民看到，一名年轻女子在母亲的尸体被拉走时哭喊“妈妈！妈妈！”的影像；他们看到，一位女性在阳台敲自制的锣，泣求一张医院的床位；他们还看到，精疲力尽的护士崩溃嚎哭。

他们都看过李文亮医生的脸——他曾试图发出关于病毒的警告，最终因感染这种病毒离世。

这场危机让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看到了强权政府之下让人不安的种种方面。让李医生这样的人封嘴，令他们看到了压制言论自由的危险。患者和医院在网上发出的令人揪心的求助，让他们看穿了一个表面无所不能的政府。

北京正竭尽全力夺回话语权。官方媒体持续地报道在政府办公室扔下捐款转身就走的人。有人汇总了41个“丢下就跑”的报道。

还有一些报道的是“妈妈刚过世”或“孩子刚出生”就加入前线的医护人员。它们听起来相互雷同。

另一些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西安的一家报纸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位护士刚出生的双胞胎宝宝问爸爸“妈妈干嘛去了”。这家报纸为此道歉，称之为编辑错误。另一家报纸写道，一名护士去了前线后，2014年起就处于植物人状态的丈夫，每次听到她的名字就会微笑，“好像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做着一件伟大的事情”。这篇报道后来被删除。

在中国，人们普遍对一线医护工作者感到发自内心的钦佩。但官媒的报道并未揭示出许多医务人员缺少防护用具的事实。目前已有300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

“他们的牺牲应该被铭记，”在中国最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有用户这样写道，“我们应该做的是引以为戒，不再让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再次发生，而不是去标榜‘牺牲光荣’。”

邓学平，那位写下“丧事变喜事”博客的律师，提到了一件事。一个病人疫情期间从武汉一个方舱医院出院，新闻报道说，她很喜欢医院，住得还不想走了。

“武汉的许多病患正苦于无处收治，可是我们的电视镜头却偏偏对准了这样一名喜不自禁的出院患者，”邓先生写道，“把个别人的喜庆放大，把大多数人的愁苦遮掩，很难说这样的报道所呈现的就是疫情的真相。”

人们同样感到愤怒的，还有官媒对女性医务工作者剃光头的报道。在一段广为传播的视频中，来自西北省份甘肃一家医院的十几名女性工作者，在出发前往疫情中心武汉之前剃了光头，她们中有些人哭了。

这段视频引来网上的质疑：她们是被迫的吗？为什么男性不剃？甘肃省的这家医院回应说，这些女性是自愿的。

最让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机器受挫的是江山娇、红旗漫事件。上周，中共共青团推出了一对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姐弟卡通吉祥物，他们的名字出自毛泽东的一首诗，其中“江山”指代中华民族，“红旗”则是共产党党旗。

“快来给团属爱豆打call吧。”共青团在社交媒体上号召说。

人们没有打call。几小时后，共青团删除了帖子。评论者指责共青团试图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变为娱乐偶像与粉丝的关系。其中一条评论——“我是你的公民，不是你的粉丝”——获得超过5万点赞。

这种反弹也许表明了年轻一代对国家的一些新态度。

“这一个月年轻人在网路上阅读了大量一手资料和深度报道。”现年26岁在上海生活的史黛芬妮·夏（音）说。他们对于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感到愤怒与困惑，她说。

“年轻人的真实状态和官方以为的年轻人的真实状态之间是有距离的。”史黛芬妮·夏添了一句。

尽管质疑越来越多，共产党政府依然拥有广泛支持。其中占主体的虽是依赖官方媒体的年长者，但共产党依然期望得到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的撑腰，比如我在十月份写过的爱国青年的例子陆颖欣。

陆颖欣说，关于前线医务人员的牺牲和普通人向武汉捐款的报道，让她感动。她对李医生的去世感到难过，对警方指控他散布谣言感到不满。

尽管如此，她并不对政府感到失望。她解释说，政府现在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如果我说我不信任政府，我又能做什么？”陆颖欣说，“我好像什么也做不了。”

在中国，缺乏评估公众情绪的科学手段。但她的态度可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是中国政府希望培养的态度。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北京在过去的几周加强了网络审查。社交媒体账号被删除或禁言。从周六开始，线上平台将受到新法规的约束，以确保更严厉的控制。

老一辈中有人担心，这次的疫情会被遗忘，就像中国许许多多其他悲剧一样。

“不能做李文亮那样的吹哨人，就让我们做一个听见哨音的人。”小说家阎连科本月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次讲座中说。

“不能大声地讲，就做一个耳语者；”阎先生说，“不能做一个耳语者，就做一个有记性、记忆的沉默者……成为一个心里有坟墓的人。”

为了建造集体记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正将那些可能被删除的关于疫情的帖子、视频和媒体报道发到国外网络，建立数字档案。

一些年轻人已经是阎先生所说的“心里有坟墓的人”，而且想要确保更年轻的人也有这样的坟墓。

北京的黛西·赵说，在见证了疫情期间网上两极分化的话语之后，她决定以后从事教育职业。“关心世界，关心世界上的人。”她在一个微博帖上说。

史黛芬妮·夏因为发表疫情相关的帖子，微博账号被禁言30天。她说不管审查多严，她都决心继续发声，只有这样下一代人才能记住。

“尽你最大勇气去讲，”她说，“尽可能说话终归比什么都不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