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 八个故事揭示中共无能 危及世界

新型冠状病毒疾病在中国武汉爆发，并在全球蔓延。在中共处理疫情的过程中充满着谎言和编织的故事。而新冠病毒正在向人们展示相信谎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是前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也是曾获得普利策奖的科学作家。2月15日，《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网站发表了她撰写的一篇文章。加勒特在文章中认为，从新型冠状病毒开始传播以来，中共不断变换说法，除了让中国人民付出惨痛生命代价外，也让世界在盲目的猜测中等待瘟疫降临。

加勒特指出，新冠状病毒的流行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接下来中共领导人采取的措施对抵抗病毒的效果，以及病毒是否会在国际上传播，成为真正的全球大流行病都会产生影响。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地科学家起初曾称认为和SARS相比，中共此次信息相对透明，但现在世界看到，中共其实一直在掩盖、说谎和压制，在不断失误的情况下，未能阻止病毒传播，反而煽风点火可能助长疫情。

文章写道，中共正面临着国际的指责和国内的动荡，其政权正面临着自六四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

中共不断编织故事 信任正在减弱

加勒特表示，中共的政治危机正在促使全球关注中共政府所发布的疫情数据可靠性。自12月30日首次公布这一新病毒以来，出于国内政治目的，中共编织了一系列故事，让官方公布的病例和死亡人数与这些故事保持一致。与此同时，国际卫生界、学术统计人员和传染病分析人员，都试图从可疑的中共官方日常统计中，推断出冠状病毒对世界其它地区可能带来的危险程度。

这种故事编织有一条底线，那就是信任。加勒特指出，对中共政府的信任在中国国内似乎正在减弱，并且在世界公共卫生界也在日益瓦解。然而，除非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信任纽带能够在抗疫的悲痛、混乱、激动和医疗挑战中幸存下来，否则就无法战胜这场瘟疫。中共政府在疏忽大意下破坏了这条纽带，这也许是无法弥补的。

以下是在武汉肺炎爆发以来，中共编织的六个谎言故事。

第一个故事：当地海鲜市场传出病毒 不是非典

在12月上旬至1月19日之间，来自武汉疾控中心的主要故事是，与武汉当地的海鲜市场有关的很少一部分人感染了一种新病毒 ，导致一些人因肺炎住院。不论疾病的起因是什么，该疾病不是非典，或类似非典的疾病。所有发布的数据都非常符合这个故事。于是任何像李文亮医生一样暗示事实的人都受到了压制。

在武汉工作的李文亮医生在12月30日通过社交媒体聊天室告诉同学，他在去年12月收治了貌似非典的病人。几天后，由于所谓的造谣罪，李医生和其他七名医生被带到公安局，被迫签署了一份承认“散播谣言”的文件。几天来，武汉当局一直试图遏制李文亮的声音，即使他因救治病人而感染了这种病毒，并被限制在重症监护病房内时同样如此。2月6日，这位曾经健壮的34岁医生去世，他的离世引发了空前的悲痛和愤怒，民众谴责政府掩盖。

第二个故事：病毒不会人传人 疫情得到控制

在除夕正式宣布新病毒后，第二个故事开始流行，该故事为关闭海鲜市场辩护，并称已有效阻止了病毒的传播，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可以在人际传播。两个星期内官方病例数几乎没有变化，甚至减少到41例。而中共当局向中国人民传达的信息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当地警察和卫生官员已经阻止了一场疫情的爆发，工作做得很好。世卫组织接受了这个故事情节。

在这重要的两周中，对海鲜市场的积极控制可能已阻止那里的疫情爆发，然而新冠状病毒至少从12月中旬起就完全独立于海鲜市场而传播。在整个12月和1月初，武汉大约有一半的冠状病毒病例与海鲜市场无关，并且传播规模每周增加一倍。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估计，到1月12日，武汉已有1,723人被感染。

随着国际社会的日益焦虑，中共控制疫情的故事受到怀疑，并且病毒人传人的证据变得不可否认，中共采取了释放信息的措施。

第三个故事：借鉴SARS应对手法 封城封路

毫不奇怪，中共官方的故事突然有了变化，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的统计也随之出现变化，到1月19日感染病例翻了四倍。新故事不再提及海鲜市场，武汉的领导人互相指责，并将先前的故事和1100万人口的城市大部分地区一道进行封锁。

但是随着中国新年假期的临近，以及对隔离的日益担忧，数以百万计的武汉人弃城而去，去了中国各地的村落和其它城市，许多人不知不觉中就携带了这种病毒。

中共政府借鉴其2003年的SARS剧本，将整个国家置于一系列封锁之下。武汉在物理上被封锁，同时由于持不同意见和批评的声音也将越来越多，所以在虚拟的世界里也被封锁。中共政府不鼓励中国新年旅行，假期在全国范围内延长，以尽量减少病毒在学校和工作场所的传播；在湖北省及周边地区，约有1亿人被鼓励待在自己的公寓和房屋中，以进行自我隔离。

香港大学的病毒学家管轶警告说，封锁策略可能会失败，而且肯定会爆发更大的疫情。他说：“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是SARS的10倍起跳。”也就是说，将有超过8,000死亡病例。

从科学上讲，封锁策略基于一个关键的假设：只有在病源发烧的情况下，病毒才能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因此，中共在全国各地，沿高速公路、在大型建筑物的入口、在所有中转站都建立了体温检查站，甚至是在武汉以外数百英里的城市街道巡逻的警察也可进行体温检查。火车、飞机、公共汽车和高速公路被完全关闭。通过识别中国每一个发烧的人，并将其隔离，该病毒将不再传播，并很快结束疫情。

但是到2月3日，有证据表明，没有发烧，只有轻度感染冠状病毒的人也可以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一个人可能感染另外两个，甚至四个人。该病毒不仅可以通过咳嗽、唾液或鼻液传播，而且可以通过粪便传染。更糟糕的是，这种轻微症状具有传染性的潜伏期可能会非常长，达到24天。

突然，冠状病毒看起来并不像SARS了，SARS的潜伏期只有三天左右，并且只有发热病人才能感染他人。这种新病毒看起来更像是流感，可以通过握手或共享空间区域从无症状的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但是即使那样，这样的类比还是失败了，因为很少有人会在感染流感后24小时以上毫无症状，更不用说24天了。

第四个故事：警察国家严控

到1月下旬，武汉成了一个幽灵城镇，几乎看不见人或车辆，全城人口要么已离开这座城市，要么就被隔离在家。然而，该病毒仍在继续招致新的感染者。中共警告，病毒正在全国“加速蔓延”。由于封锁的故事被证明是容易犯错的，而且武汉以外的城市开始经历这种疾病的可怕蔓延，中共又转向了另一个熟悉的剧本：警察国家严控。

一夜之间，体操房、体育场馆、宾馆、大学宿舍、会展中心等大型设施被转化成拥有数千床位的隔离区，里面为上千人提供食品、盥洗用品、普通发烧检测用具。毫无疑问，这些地方不是医院，许多住在这些临时检疫设施中的人抱怨说，这里不提供感染检查，他们只是被集中起来，并被迫与数百名其他潜在感染者共享淋浴和卫生间等设施。

第五个故事：指责美国政府

随着焦虑的加剧，中共还提出了另一个故事：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国困境负责。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该流行病成为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向美国人发布了旅行忠告，警告美国人不要访问中国。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美国限制了航空公司、机场、中国移民、重返美国的旅客。中共开始指责美国对中国疫情过度反应。

到2月3日，中国全国各地的医院都报告称缺少检测试剂盒，从而大大减少了诊断和病例报告的数量。中共国家卫生委员会的医学专家和高级专家小组成员警告说：“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目前在武汉还做不到，希望全国支持武汉。”

第六个故事：发动“人民战争”

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提出新的故事：由于管理不善，疫情已失控。现在，中共将领导一场针对该病毒的“人民战争 ”，更加严厉地隔离检疫，并控制谣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鉴于80%的受害者年龄超过60岁，75%的人身体有其它疾病，而令人好奇的是，很少有儿童感染，而66%是男性，该疫情应该易于控制。

中共呼吁爱国主义，敦促人们查明患病的邻居，并把他们报告给当局。最后至少有一个城镇承诺有偿告发。识别出的人有时被强行从家中带走，并被安置在学校和体育设施中的临时现场医院。当国际专家质疑这种病毒是否可以被阻止时，北京投入了更多资源用于可疑病例的仓储和患者的住院治疗。

但是据报导，到2月5日，武汉殡仪馆和火葬场在处理死者尸体方面存在问题。尽管没有提供任何数据来解决此问题，但武汉的封锁不仅危及冠状病毒感染者的生命，而且危及数千名需要药物治疗和特殊治疗的患者生命，诸如艾滋病毒感染、肾脏疾病，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但医院不再欢迎他们，药品用完了，也没有关于他们的数量或死亡数字统计。

在整个湖北，到2月的第一个周末，医院的床、呼吸器、氧气等设备用光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看到病例数猛增，他们遵循了武汉的封锁和隔离策略。2月14日，中共国家卫生委员会最终承认 COVID-19正在对医务人员造成伤害，称有1,716人在工作中被感染，6人死亡。

第七个故事：疫情到顶峰 恢复生产

2月9日，官方数字显示新病例报告的速度有所放缓，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月12日数字激增。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又出现了两个新的故事：首先，此次疫情已达到顶峰。其次，是中国该恢复生产、恢复经济的时候了。

但是在全国几乎找不到稳定的地方。中共地方领导人说，在中国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黄冈，该市每天只能测试900人。一项在全市范围内的搜索确定了13,000名发烧患者。根据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全国各地的死亡率各不相同，其中有4%的冠状病毒患者在武汉死亡，而5%的病例在天门证明是致命的。但是人们很难相信这些估计，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基数，即多少人被感染了，这或许意味着某些实验室漏检了一半。

2月10日，湖北省两名高级卫生官员落马，理由是该病毒可能使武汉市5%的人口患病。

第八个故事：坚持认为疫情正在逐渐消退

吴尊友（Wu Zunyou）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首席流行病学家，负责最终估算和计算冠状病毒流行病的死亡率。2月13日，他在与《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主编霍华德·巴赫纳（Howard Bauchner）谈话时维护着中共疫情数字的准确性。他承认诊断试剂短缺，并且可能难以用来确诊，但他坚持认为疫情正在逐渐消退。吴认为，随着更多的感染者进入潜伏期的后期，传播将会减慢，很明显，（按照吴的说法）中共的控制方法确实奏效了。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人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上周对 CNN表示，他远远没有那么乐观。雷德菲尔德说：“目前，我们处于积极的封锁模式中，我们对该病毒了解不多。这种病毒可能会在这个季节，这个年度过后来到我们中间，我认为最终该病毒将找到立足点，并将在我们的社区传播。”

不久前在日内瓦，约400名顶级传染病专家聚集在一起，帮助世卫组织解决围绕该病毒的许多谜团。其中之一是香港大学的梁卓伟（Gabriel Leung）教授，他认为中共的战略不会成功，并担心随着学校的重新开门，以及成千上万的人返回武汉，其它城市封锁，这种病毒可能会再次激增。而且它可能会传播到中国之外，可能会感染世界60%以上的人口。

即使冠状病毒疾病仅杀死了1%的受害者，但70亿人口中60%的人口中有1%的死亡人数也是惊人的（4200万人），这将冠状病毒与人类历史上三大流行病的死亡人数相当，即14世纪的瘟疫、1918年的大流感，以及目前的艾滋病毒。

最后，加勒特指出，不幸的是，中共正在展示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出错，从而使危机成为一场灾难。中共为世界提供了大量数据，但是它们缺乏可信度，与中共的执政、审查、恐吓和奉承的方法密不可分。在不知道冠状病毒这个敌人真正能造成多大浩劫的情况下，世界其它地区只能进行预测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