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因新冠疫情大赦囚犯，中国呢？

据中国政法委官方消息，截止3月5日，武汉市内监狱、公安看守所、未成年犯管教所、养老院、福利院、精神病院等特殊场所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795人、疑似164人。中国监狱系统的疫情防治到底存在多大的风险和漏洞?

在武汉指导抗疫的中共中央指导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要求湖北省武汉市有关单位把监狱、看守所等特殊场所疫情防控作为近期的重中之重。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杨子上周在《外交学人》发文分析了中国监狱系统的疫情防控漏洞。他指出，武汉刑满释放人员黄某英离汉进京事件之所以受到万众瞩目，是因为她把病毒带到首都，类似黄的例子在全国到底还有多少？
他通过电邮告诉本台，“整体管控并不是像官方所说的那样严密，具体操作细节也有不少漏洞。”

与此同时，综合多家外媒消息，伊朗为避免新冠病毒群聚感染已释放了大约7万名囚犯。意大利监狱为防控疫情限制探监，家属在狱外抗议，不少囚犯要求“赦免“，或袭击狱警、成功潜逃。

律师谢燕益：赦免所有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

中国人权律师谢燕益近日上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要求他在当前抗疫期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尽快作出释放以及赦免政治犯（包括因思想、信仰、言论、政见遭受刑罚者）、特赦普通刑事犯的决定”。

他希望以此向全社会传递一个信息：刑事司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救赎而非责罚。

谢燕益指出，天下大赦，自古有之：“全世界包括中国，哪怕是封建帝制、专制皇权时期也有实行仁政、德政的举动。为什么古人这么做呢？孔子说过一句话，‘获罪于天，无可祷也’。出现瘟疫和灾难，需要反思，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道德沦丧、缺乏人道、文明和法治思维。”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六年将300多名死囚放回家探亲，结果犯人全部按期归来，李世民遂赦免了他们。诗人白居易就此写下“怨女三千出后宫，四百囚徒来归狱”歌颂贞观之治。

李世民的行为让谢燕益非常感佩，“实行善政和仁政实际上达成了朝野的互信。人本主义、广施仁政也是积功累德，也为社会未来的转型点滴地累积善意。”

中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的职权，人大议案之后通过，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经人民法院裁定、检察院监督，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

谢燕益解释说，按照国际惯例，一般分为政治特赦和自然灾害特赦，国家可以在战争、瘟疫等特殊条件下行使特赦，保护没有话语权的被羁押者。

据新华社消息，1949年至1975年期间，中国先后进行过7次特赦，1959年之后多次对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

最近一次特赦是在2015年，习近平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对四类服刑罪犯予以特赦，主要针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对外作战的人，以及老年人和犯罪时未成年的人等等，共特赦31527人。

因为流行病特赦罪犯的经历从未有过，谢燕益认为，开先例未尝不可：“对全社会和政府来讲，是多赢的局面，可以降低财政压力和管理成本。同时降低在押人员密度，保障生命安全和健康。伊朗可以赦免，为什么中国不能赦免呢？我觉得在技术层面完全没有障碍。”

杨占青：在押犯人，最脆弱的易感群体

中国公益人士杨占青曾因参与就业反歧视维权工作被关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杨占青认为，超高的人口密度、恶劣的通风条件、极低的免疫力都加剧了交叉感染和大爆发的风险：“这个人群其实是风险最大的人群。而且出事了之后基本上就捂着、瞒着，到时候说他是其他病死了。”

据他的描述，15人铺位的房间让睡34个人，牢头和有关系的人可以一人一个占据10个铺位，剩余5个铺位要给19个人睡，都是侧身贴着，互相谩骂，最后地上还躺6个。他们甚至没有汤勺和免费的厕纸。

此外，每个楼层一个医生要照看五六百个犯人，还有人因为要求看医生而被牢头拳打脚踢。

杨占青说，里面十个人里有八九个都长期生病。他在重感冒时也不敢吃药，因为药非常脏：“医生问了八九个人之后，有高血压、糖尿病、感冒发烧拉肚子，问完之后拿（药）出来，没有独立包装，直接通过铁门递给牢头。牢头随手装到口袋……他就凭印象给你分药，他的手也不经常洗，口袋又那么脏。”

同时，由于监狱内严密的封闭式管理，杨占青估计，输入性案例的可能性较大，包括狱警、刚入狱的犯人、服务型人员包括理发的、送饭的人都是新冠病毒的潜在传染源。

杨占青指出，谢燕益呼吁赦免政治犯的意见书虽好，却希望渺茫，当局在疫情期间更加变本加厉围捕政治犯。

3月16日，长沙富能案程渊、刘永泽、吴葛健雄三人的六位辩护律师全部被解除委托关系。三人目前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关在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疫情爆发以来，程渊的妻子施明磊担心丈夫的健康，她在年后送去了75只一次性医用口罩，酒精棉片200片，但是在物资整体紧缺的情况下，无法确认看守所是否如数送至程渊手中。

2019年7月22日之后，她再未见到程渊，甚至不能和他通话。施明磊说，“我们至少可以选择戴不戴口罩、选择不出门，选择网上下单、美团外卖。他们失去自由之后，没有选择权，那就是被动等死。如果（里面）有人感染，一个是所有人没有知情权，我都怀疑他们在里面知不知道这个疫情，外界通讯也被割断；第二个是没有选择权，出入都失去自由。”

谢燕益指出，中国监狱里的犯人只要有一个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这次疫情中公众的反应，包括对于医生李文亮的哀恸，都体现出人性的复归：关注他人的生命健康安危，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关注他人的不幸，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