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开头的身份证”，啊？“吓都吓死了”

3月14日，李峦英和丈夫吴庆德第一次从湖北恩施出发返黔，直到3月25日才在贵阳被通知可解除隔离，期间屡屡受挫。“很多人看到42开头的身份证，吓都吓死了。”3月26日，李峦英谈及返岗经历时表示。一些湖北籍返岗人员在外遭遇差别化、歧视性对待的案例，时有发生。

齐成从湖北荆门回贵州贵阳工作，她一开始并未料到返岗会这么“麻烦”——她拥有湖北的健康码以及复工证明，但因为健康码无法互通，到了贵阳后仍需要做核酸检测、CT检查，一一“过关”后才能正常复工。

齐成的遭遇并非个案。目前仍有不少湖北籍人员试图回贵阳复工未果，在一个微信交流群中，有关返岗的好消息与坏消息不间断传来，他们返岗心切却只能选择等待与观望。

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于稳定，企业复工复产也按下了快进键。但与此同时，一些湖北籍返岗人员在外遭遇差别化、歧视性对待的案例，仍时有发生。包括“湖北籍返岗人员到达目的地高速收费站被劝返”“当地居委会工作人员禁止湖北籍返岗人员下车如厕”“湖北籍返岗孕妇因隔离期未满不能就诊”等等。

“很多人看到42开头的身份证，吓都吓死了。”3月26日，李峦英向《财经》记者谈及返岗经历时表示。3月14日，李峦英和丈夫吴庆德第一次从湖北恩施出发返黔，直到3月25日才在贵阳被通知可解除隔离，期间屡屡受挫。

一位湖北籍返岗人员被解除隔离。受访者供图

早在3月11日，湖北方面就发布通告称，要采取“点对点、一站式”的办法，集中精准输送务工人员安全返岗，帮助外地滞留在鄂人员安全有序返乡。然而各地接纳湖北人的态度与政策并不一样，导致一些湖北籍人员的返岗之路并不顺畅。

湖北籍人员返岗的大环境无疑在变好：在北京，已有越来越多滞留湖北的人员陆续返京；在杭州，持有湖北健康码的人员不需隔离就可直接返岗；在珠海，市委书记甚至亲自前往高铁站迎接湖北籍返工人员……

但在有些地方，湖北籍人员返岗仍存在一些障碍，包括湖北的健康码在复工当地不被认可；拥有健康证明仍被要求进行核酸检测与CT检查；返岗前被要求隔离等待等等。

3月20日，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强调，要推动湖北的健康码与更多省区市互认。3月19日，应勇在湖北荆州站为赴粤返岗人员送行时，呼吁请求全国各地、全社会善待湖北人民，善待湖北农副产品。

健康码不互认，“我们被劝返了”

3月22日早晨7点，齐成从湖北荆门驾车出发，在当日抵达贵阳。上二广高速时，齐成被要求测量了体温，并向交管人员出示湖北健康码和复工证明。在贵州省界大兴收费站，齐成再次被要求测量体温，并在扫码填写了个人资料后才通过。随后，齐成到达了其单位在贵阳当地为其安排的酒店，接受隔离。

除了前述两份材料外，齐成还随身携带了自己的健康证明。健康证明是单位要求的，由本人到村委会开具，用以证明身体健康情况。只有在拿到健康证明后，工作单位才能发放复工证明。

3月26日晚，齐成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终于解除隔离。齐成被允许可以出门买菜，但居委会同样叮嘱其“不要乱跑”，并要求每天2次上报体温，必须满14天，“湖北来的都一样，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和齐成“相对顺利”拿到贵阳健康码不同，李峦英夫妇从湖北回贵阳的返岗之旅更为波折。3月14日上午，李峦英夫妇从湖北恩施出发，开车数个小时，在到达贵州铜仁地界时，他们被当地交警劝返。

3月中下旬开始，随着湖北多个城市陆续释放解封信号，不少湖北人开始尝试返黔。如李峦英夫妇一样，这种尝试可能不止一次——被劝返一次后，看看风头和新发的文件，他们会选择鼓足勇气再出发。

3月17日，李峦英夫妇再次出发，这一次，他们终于踏上贵阳的土地。但抵达贵阳只是第一步。持有湖北健康码、健康证明材料、社区证明材料的李峦英夫妇发现，这些在湖北有效的东西在贵阳并没有实际效用——主要是当时湖北的健康码并不被贵阳方面认可，所有的证明材料加起来也不足以给李峦英夫妇一个正常返岗的“通行身份”。

这之后，和返黔的很多人的遭遇一样，李峦英和丈夫吴庆德陷入了与社区工作人员、当地防控工作人员的漫长拉锯之中，双方无法就是否需要隔离、能否居家隔离、隔离费用由谁支付等问题达成一致。

李峦英夫妇到达贵阳的第一个晚上，就与社区的工作人员“讲道理”讲了7个小时，双方的僵持与争论从晚上10点持续到次日凌晨5点。最终，李峦英夫妇二人妥协，由工作人员将其带到贵阳花溪区麗枫酒店进行隔离。开始几天，按照工作人员要求，李峦英夫妇必须分住两间房，并支付两间房的费用。

吴庆德称，在酒店隔离期间，他和妻子分别做了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3月25日下午，他们被解除隔离。

正是在3月25日，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湖北来黔返黔人员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该文件明确指出：“除武汉市以外湖北省低风险地区来黔返黔人员，扫健康码为正常的，由所在地政府开展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不再集中隔离14天；扫健康码为正常，并能够提供近14天内已做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不再进行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对目前尚在隔离且已经核酸检测为阴性的解除隔离。”

上述《通知》指出，省有关部门要加强与国家有关部门和湖北省有关方面沟通，实行健康码数据互联互通互认。

3月27日上午，贵阳市疾控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湖北健康码已与贵阳健康码互通。“虽然健康码互通，但仍然需要做核酸检测，费用由政府承担。在做核酸检测并等待结果过程中需要在酒店隔离，隔离费用自理。”

不过，同在3月27日上午，《财经》记者拨打了贵州省健康码热线，接听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尚未接到湖北贵州两省健康码互认的通知，湖北人员入境后需要用微信扫一扫，填写完成贵州当地的健康码。湖北低风险地区在贵州扫描后会显示为黄色健康码。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试图从湖北回贵州工作，在一个微信交流群中，大家仍在热烈讨论各个社区的要求：包括需不需要做核酸检测、CT检查；要不要在酒店隔离等结果；费用谁来出等等各种问题。这种讨论已经持续了很久，“前辈”们积极分享经验，但几乎每个人的具体际遇都不一样。

3月27日，胡玉舞终于下定决心由鄂返黔。胡玉舞在出发前已给社区打电话报备，虽然很多细节还不清楚，她从自己打听到的消息中隐约判断到，（返黔）应该没有大问题。

“我每天都发好多信息，问能不能回来？”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2月10日左右，柳善明的工厂就该开工了。在柳善明身后，站着200多位“急着上班”的工友，他们的工作地都在河北廊坊市安次区仇庄乡的一座工业科技园内。

时间一天天流逝，一起流逝的还有柳善明工厂每月6万多元的房租和无法完成的订单。3月26日接受采访时，身在湖北随州的柳善明仍然很是焦急：“离开湖北的通道都开通好些天了。为什么还没有个明确的政策呢？”他不断和前述工业科技园市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络着。“我每天都给他发好多信息，问能不能回来？”柳善明当日告诉《财经》记者，他已经持续咨询了至少半个月，但得到的答复要么是否定的、要么是模糊的。

柳善明的遭遇并非个案。在河北省网络问政综合平台网站上，一份名为《湖北居民能否返回河北廊坊》的投诉称：“你好，我们是滞留湖北廊坊居民，在湖北已居家隔离近两个月，现在湖北所在地黄冈蕲春已为低风险地区可返工，返回后我们也愿意继续接受隔离措施，但是报备居委会时却一直不让回廊坊，请问政府能不能帮忙解决？”

上述投诉的最新办理跟踪信息显示，3月24日，廊坊市开发区卫生健康局已受理该留言，但尚未有明确回复。《财经》记者检索发现，在前述问政平台上，还有数条类似投诉、询问返工政策的信息，但截至发稿，都未得到明确的公开回复。

3月27日上午，柳善明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前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称，有关领导会尽快安排他和工友们的复工事宜。3月28日上午8点多，柳善明告诉《财经》记者，自己和工友们正在等待进行核酸检测，拿到检测结果后河北就能够开具复工证明。明天他打算和工友们出发返冀。

而在此之前，3月27日下午，柳善明工厂所在的廊坊市安次区仇庄乡政府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不同区、不同街道的政策可能略有差异。复工问题需要和企业对接，对接之后由企业上报给政府，之后由企业安排隔离等问题。柳善明则表示，他自己就是所在的企业负责人，却仍在较长时间内咨询无门。

3月27日下午，《财经》记者致电廊坊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询问湖北籍务工人员返工被拒的相关投诉处理结果及政策要求，对方表示不清楚有湖北人士反映的报备遭拒绝的情况；就湖北返岗人员的具体政策，对方表示需要问居委会。

柳善明工厂所在的廊坊市安次区地理位置特殊，是首都政治“护城河”一线阵地。疫情发生后，安次区立即进入战时状态，启动一级响应，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全区重大政治任务，把“内防扩散、外防输入、拱卫首都、共克疫情”作为首要目标。

2月29日，廊坊市委书记冯韶慧来到安次区的社区、企业调研检查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他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不放松，积极有序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统筹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3月16日，《廊坊日报》报道称，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确保复工复产企业员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力筑牢企业复工复产‘防火墙’”。

试用期快结束时，“我被辞退了”

和李峦英夫妇返岗时遭遇被劝返等波折不同，来自湖北黄冈的张洁在疫情期间失去了返岗机会，她被辞退了。

张洁此前在广州的一家小型外贸公司工作，她告诉《财经》记者，在今年2月试用期快到期时，她被告知不用再去广州上班了。

1月底张洁回到老家过春节，疫情暴发后黄冈“封城”，她因此无法按计划返岗广州。但张洁称，她从2月开始就在家远程办公，每天在钉钉打卡。“试用期快结束时，领导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上班，又过了一个星期通知我因为业务不达标不能转正，我问是否可以申请延长试用期，对方说不可以。就这样我就被辞退了。”张洁表示，她2月的薪资也被减半，“理由是没有到办公室上班。”

对于试用期被辞退的现象，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是反就业歧视法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阎天表示，《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因此，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辞退员工，也要有一定条件，需要提前通知，并且有正当理由，举证该员工不能胜任工作。如果遭遇试用期内被非法解除劳动关系，员工可以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投诉，申请劳动仲裁，对仲裁不服还可以提起诉讼。

但张洁表示，自己没有签订试用期合同，维权会很困难，还不如赶紧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目前她还在黄冈家中待业。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国强，也比较担心一些变相的、隐形的就业歧视，导致湖北籍人士就业机会减少，而一些低收入的务工人员又缺乏维权意识。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是否会加剧对湖北人就业的区别对待或者地域性的就业歧视？阎天认为，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应该尽量打破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如户籍、地域、身份等，这也是《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出台的主要意义，“打破制约人力资源流动的障碍，有助于人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提高效率。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是应该反歧视的，但是在今年全国抗疫的形势下，需要做利益权衡，即是否处于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考虑，为此牺牲一部分劳动力的流动，牺牲一部分经济效率，这需要权衡。”

针对湖北籍人士返工的区别政策或者制造一些障碍因素是否构成就业歧视，阎天告诉《财经》记者，是否构成就业歧视主要看有无区别对待和是否有正当理由。目前的情形因涉及疫情，因此与一般的就业歧视不同，需要依赖医学上的专业判断。如果政府制定政策是基于科学的、公共卫生防控的需要，这种考虑必须得到尊重。“另一方面，确实也存在情绪化的、出于偏见的区别对待，这种歧视是法律严格禁止的，我们一定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地方政府如果是基于公共卫生和健康考虑，有权力对不同地方的务工人员作出区别对待，但需要作出说明，比如说，如果地方政府制定湖北人暂时一律不许来的政策，“地方政府有说明理由的义务，这是公法上、行政法上的义务。”

书记高铁站迎接返岗人员：“终于把大家盼回来了”

湖北人赵衡决心继续在河北石家庄的岳父岳母家观望，夫妇二人带着孩子“太过折腾”，在政策明朗之前，他们不想再冒险进京。

赵衡夫妇有过尝试。3月15日下午，驾车载着妻、子从石家庄回京的赵衡在高速进京口遭遇“拦截”，最后无奈折返。赵衡原籍湖北，在北京工作多年，这次春节在石家庄岳父母家度过，已经两年多未曾回过湖北。

春节后，赵衡一直在岳父母家远程办公，近期公司要求返岗办公。3月15日，他们一家驾车离开石家庄，行至固安县进京安检口时，被工作人员盘查。

赵衡的妻子告诉《财经》记者，看到赵衡持有湖北籍身份证，工作人员以湖北籍暂时不能进京为由拒绝他们一家进京。随后，他们又绕到京台高速进京口，仍然无法通行。

夫妇俩抱着两岁多的小孩，在两个安检口和工作人员多次沟通，并联系北京家中所属的小区居委会和责任防控部门，表明自己是北京居民家庭（赵衡的妻子和儿子是北京户籍），疫情期间没有出入、路过湖北。“小区所属的防控部门也向安检工作人员反馈属实，表示可以接收回京，并叮嘱我们进京后配合社区防疫。但最终，安检的工作人员还是告知湖北籍人员不能进京，原路返回。”无奈，夫妇俩夜间驾车返回石家庄。

赵衡的妻子表示，赵衡从事金融工作，无法返岗只能继续远程办公，但远程办公有不便之处，长期下去“就怕工作难保了”。

华佳律师事务所律师宋佳告诉《财经》记者，近期她接到一些咨询，有湖北籍人士进京在河北被劝返的，也有对一些地方隔离政策的咨询。其中一名向她咨询的人士称，他本想进京但在河北燕郊被拦，想临时去朋友家借宿，小区不允许，又住不了宾馆，最终只能原路返回。对于这样的咨询，她也无能为力。 据宋佳观察，这次疫情对传统行业的务工人员返岗影响较大，另外对小商户的影响很大。她代理的两起房屋租赁纠纷，都发生在武汉。因武汉“封城”，两商户经营受到影响，而高额的房屋租赁费难以承担，向租赁方提出减免租金遭到拒绝后，提起诉讼，目前武汉当地的法院已经受理。

好消息是，已有越来越多北京滞留湖北人员陆续返京。3月26日下午，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副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天预计有713名北京滞留湖北人员分别从湖北黄石和十堰等地乘坐高铁抵京。加上首批滞留湖北的返京人员，目前已有超过1500人从湖北回到北京。

北京湖北之外，更多城市已经实现人员自由流动。《财经》记者通过检索公开资料发现，湖北健康码的互认已在多地实现，也有多个省份公开表示若根据健康码信息，湖北返程人员的身体状况正常，可以不再集中隔离。至3月27日，湖北健康码已经可以和浙江、广东、湖南、江苏等省份的多个城市健康码互通。

以杭州为例，当地早在3月18日就宣布与湖北健康码互认，持有湖北健康码的人员返岗杭州后，不需要隔离便可直接上班。这之后，浙江温州、广东深圳等地也出台了类似政策。

3月24日晚10时许，载有1006名湖北荆州务工人员的返岗专列驶入珠海站，这是疫情发生以来，首列开进珠海的湖北务工人员返岗专列。让返岗珠海的湖北籍人员深受感动的一幕是，他们深夜抵达珠海，发现有市委书记郭永航、市长姚奕生等领导到站迎接。“荆州的兄弟姐妹们，各位工友们，终于把大家盼回来了！欢迎大家回到第二故乡珠海！” 郭永航表示。

湖北籍人员在全国返岗的利好政策越来越多。3月23日，陕西西安也修订了对湖北返岗人员集中隔离的政策。“对湖北非武汉来（返）西安市人员，通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申领国家防疫健康信息码， 结果显示‘未见异常’的，不再集中隔离；无相关健康证明的，继续实施集中隔离；鼓励通过‘点对点、一站式’等方式进入西安复工。对前期来西安市，现仍集中隔离的湖北非武汉来(返)西安人员，由区县、开发区免费做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取消集中隔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