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任志强与“红二代”的历史良知

  地产商、红二代公知任志强因为激烈批评习近平抗疫而失踪。时评人长平披露，红二代分为三类，其中具有历史良知的人士唯有与中共决裂一途。

任志强的失踪，是中国抗疫的故事，也是公知的故事，还是红二代的故事。

网民倾巢而出悼念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万众传颂喊出老子到处说的艾芬医生，丝毫没有妨碍中国当局让报道武汉疫情真相的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和李泽华失踪，拘捕劝习近平让位--因其包括延误武汉疫情防治在内的治理无能--的公民运动活动家许志永和他的女友李翘楚，软禁愤怒痛斥此次疫情灾难将政体的德性窳败暴露无遗之际，抖露了前所未有的体制性虚弱的学者许章润。

最近的一位失踪者是 红二代公知任志强。3月初，一篇对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抗疫无能而且自我吹嘘予以激烈批评的文章流传于网络。直到数日后确认任志强失踪之前，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他是作者的传言。文章谴责中共打压新闻自由：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对习近平的亲自指挥进行了无情的讥讽：

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两大公共话语穷途末路

十年前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有学者对中国大陆的一个现象感到困惑，问我道：为什么地产商们纷纷登上大学讲台谈人生谈哲学？一个成功的商人，受邀到大学课堂做嘉宾也不见怪。但是，几乎所有大公司老总尤其是大地产商都成为媒体明星和公共知识分子，不仅谈论投资和市场，而且对政治、哲学和人生价值侃侃而谈，的确是中国大陆一个特有的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通过六四屠杀将政治改革话题打入冷宫之后，中共当局在两大主题方面给中国和世界制造出希望的幻象：一是依法治国，二是市场经济。我所从事的媒体行业，法治记者和财经记者活跃起来，分别出现诸多两类专业记者培训机构和研讨会议。相应的 ，法律学者和企业家成为媒体的坐上宾。楼市的叱诧风云，更让地产商享有了娱乐明星的出镜频率。

2009年新浪微博问世之后，用传统媒体方式引进和改造了以平民化为口号的国外社交媒体平台，设置身份等级，制造明星大V，引导焦点话题。任志强等地产商以明星身份受邀，以公知姿态发言，迅速成为拥有数千万粉丝的在言论市场公众人物。他们的发言主题也以法治和市场为主。

之所以追述历史，强调多年来的公共言论领域--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是因为二十多年后人们回头看去，这几乎从一开始就是骗局，当局既没有真正依法治国，也没有诚心搞市场经济。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干脆把两块遮羞布扯下，显现出皇权政治的野心。这两大领域的公共话语穷途末路。

宫廷阴谋还是个人呐喊

任志强在地产商公知中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他显得胆大直率，口无遮拦，人称任大炮；还因为他的红二代身份。他的父亲任泉生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他本人也跟俞正声、王岐山等高层官员过从甚密。有人认为，正因为有后者作为保护，前者才得以通行。

在一定程度上，事实的确如此。但是，这种理解很有可能简化了红二代和当权者的关系。一位知情者对我说，红二代并非整齐划一的群体，而是大体分为三类：一类作为特权阶层分得大块领地，埋头各自经营；一类对习近平执政强烈不满，但是乐见江山回到自己人手里；还有一类，则深刻反思父辈革命道路，痛惜今日中国变成与他们追求的民主自由相反的专制政治，悲愤不已。

这位人士认为，任志强经过多年思考，正在成为红二代中的第三类。尽管他曾经的理想是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曾为六四镇压辩护，但是习近平专制让他看到体制的弊端和中共自身的毒害。他的批评文章并非某个宫廷阴谋的一部分，而是个人发自内心的呐喊，正如他写道：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红二代的历史良知

在这篇文章中，任志强对于新闻自由与疫情防治的关系以及中共与人民的利益对立的描述，无疑是十分透彻和勇敢的。上述知情者也是一位红二代人士，其反思则更加深刻，认为父辈跟随中共追求民主自由是历史的误会，红二代身份的优越感已变成内疚感，中共专制的反省应该回到1920年建党伟业之初始年代，即便邓小平也不过是这个专制历史链条上的一个机关而已。这位人士表示，其认同并支持台独、港独以及西藏人、维吾尔人的抗争。

我想到另外一位红二代，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儿子、曾任总参谋部装备部航空装备处处长的罗宇。为了抗议六四屠杀，他于1989年辞职流亡，并撰文、著书谴责邓小平下令枪杀抗议者，并奉劝习近平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

任志强是否也对中共如此决绝我不得而知，但是他的呐喊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体制所能容忍的范围。无论是作为公知，还是作为具有历史良知的红二代，他和体制苟且合作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正如上述红二代人士的反思一样，他对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的期待，恐怕也还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