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为什么不可以在国外出版？

这是自疫情以来，我头一次见到王五。秉着支持国家复产复工刺激消费的原则，我们决定在路边的一家餐馆吃午饭。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开始聊起了最近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方方。

I.外国防疫措施做得更烂

“方方这个人啊，生在福中不知福。”他感慨道。“她写的日记里的话，原样送给现在的西方国家，一点问题都没有。”

“此话怎讲？”我问道。

“她在日记里面写，一会这个追责，一会那个上耻辱柱，还要求政府谢罪。”他说，“你看看现在的美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不是说民主灯塔吗？不是要讲自由讲人权吗？为什么防控措施漏洞百出，确诊人数节节高升，医疗体系几近崩溃？他们的政府才是在草菅人命。”

“那他们的政府确实需要反思，”我说，“但是这和方方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知道她看到这些国家的糟糕表现之后，还有什么底气要求政府向武汉市民感恩，向人民谢罪。”

“我不明白，这两者有什么关联？”

“你瞧，外国政府做得这么差，她不去批评；而中国政府的抗疫措施，她却吹毛求疵，总是提意见。纽约确诊人数早就超过武汉了，她说过一句话吗？”他答道，“对外选择性失明，对内却百般挑剔，难道这不是双标吗？”

“冷静，我的朋友，”我说，“我想知道，你觉得，一个人是更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还是更关心与自己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事？”

“大多数情况下是前者。”

“对武汉人来说，武汉的疫情和他们切身利益相关吗？”

“当然，那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

“那美国的疫情对于普通武汉人来说，有什么利益关系吗？”

“打不着关系。”

“那美国疫情又和方方有什么关系呢？”我问道，“难道说，因为她批评了武汉政府的防疫工作，所以也就产生了去了解并报道美国防疫工作的义务吗？”

“你描述的情形很荒谬。”

“一个人批评政府，必须建立在对其他国家政府运作的了解之上吗？”

“显然不是。否则按照这套逻辑，外国政府最有资格批评本国政府，因为它们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最为了解。”

“而这正是你提出来的要求，”我说，“你瞧，作为武汉居民，疫情与方方的利益直接相关，她据此写日记无可厚非。按照你的说法，如果她批评武汉政府的同时不去批评美国，那么她就是选择性失明，就是双标；可是你刚刚又承认，武汉人没有义务去了解美国的防疫措施，更没有义务去介绍它们；而普通人批评本国政府的时候，又不必以知晓外国政府的政策为前提。如此一来，方方的日记只提中国，不提国外，又有什么不对呢？”

II.方方与境外势力有勾结

“好吧，”他不情愿地说道，“但是这件事还是非常蹊跷，让我怀疑有境外势力从中作梗。”

“为什么这么说？”

“她这个书不是在外国出版了嘛。”他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刚写好就出版？肯定是境外势力提前联系了她当枪手，写完之后火线出版，用来抹黑中国！”

“所以你的思路是说，因为这事不合常理，必须引入境外势力才能说得通，对吗？”

“没错。”他答。

“那么，”我问，“具体什么地方说不通呢？”

“你瞧，对于一本书来说，这个翻译发行速度也太快了。”他说，“我看到网上说，刘慈欣的《三体》英文翻译加出版用了6年，而方方日记只用了半个月。难道这不是早有预谋吗？”

“我想问问，半个月这个数据怎么来的？”

“3月25日完成写作，4月8日上架，不是半个月吗？”

“可是4月8日是预售呀，正式销售日期是8月。”我指出，“对于一个只有62篇的日记来说，这个时间用来翻译绰绰有余了。还要考虑到，它是日记而非严肃文学作品，翻译难度肯定是比一般的文学作品要低的。我认为，用《三体》来类比是极不恰当的。”

“这吃相也太难看了，”他说，“才写完没多久就急匆匆地跑到国外去出版了。”

“这种紧贴时事的作品，难道不应该赶着出版才有市场吗？”我答道，“要是和《三体》一样，等6年才出版，从出版商的角度看，岂不是亏死。”

“有一定道理。”“所以你瞧，”我说，“用常理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不需要引入境外势力。此外，关于方方和境外势力有勾结，你还有其他实质的证据吗？”

“没有。”他答。

“很好。”我说。

III.方方日记为境外势力提供了弹药

紧接着他又向我抛出了第三个论点：“无论如何，她这个日记放到西方国家去出版，无异于给反华势力送去一个大礼包。”他说。

“所以说，你只是反对她的日记送去国外出版，而不反对她写日记并发表在网上这个行为本身？”我问道。

他犹豫了一下，答道：“可以这么说吧。”

“那你觉得，在国内发表和在国外出版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在国内主要都是中国人看，在国外那就是全世界都在看。”

“家丑不外扬？”

“是这么个意思。”

“可是，即使在国内发表，也会被国外的人看到啊！”我说，“此时互联网已经让信息流动畅通无阻了，横在中国读者与外国读者之间的只剩下一道语言的屏障。从这个角度说，如果真的有反华势力想要利用，他们完全可以私下翻译并传播。从结局上看，这和出版发行的效果是一样的：反华势力们无论如何都能拿到他们想要的武器。”

“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任何国内的信息，一旦发表，就有传到国外去的可能；而任何负面信息，一旦传到国外去，就有可能被反华势力利用。”我说，“那么，为了贯彻你提出的《不给反华势力留话柄》的原则，我们也应该禁止一切负面信息在国内的发表，是这样吗？”

“似乎不能这么说。”他说，“毕竟出版发行是要经过作者同意，而私下传播是未经作者同意的。在造成这一结局方面，二者的主观态度不一样。”

“可是，如果的你的目标是《不给反华势力留话柄》的话，原作者的主观态度如何，应该不相关吧？同意或不同意，结局都是让反华势力落了话柄。”

“确实如此。”

“所以你赞同禁止一切负面信息发表的政策？”

“我不会这么说，”他回答，“但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反驳。”

“不着急，我的朋友，”我说，“我们不是政治家，不必真的为政策劳心。不过，我倒是还有一个问题：你觉得事实重要吗？”

“什么意思？”

“我们都知道，如果方方日记里有很严重的事实错误，造谣抹黑，那么此时放到国外去出版，显然是值得被谴责的。”

“一点也没错。”

“但如果日记的内容没有严重的事实错误呢？如果这些《话柄》都是真的，我们对此的评价应该有所改变吗？我们应该责怪将一些不利于我们国家的事实公之于众的人吗？”

“唔….”他说，“听上去像是一个取决于屁股的问题。”接着他站了起来，对我说，“行了，再聊下去我头都要大了。现在，让我们各自回家吧。”

于是我们走到店外，互相道别。

写在后面

在为这篇对话收集素材的时候，我注意到大部分人都把自己的论据建立在“方方日记歪曲事实”这个前提之上。于是我做了下简单的检索，想看看有没有实锤扒出方方日记出现严重的事实错误的贴文。很遗憾，我找到的为数不多的“辟谣”，大多集中在“满地手机”或者“护士死亡”这两个问题上，而作为攻击者主要目标的“抹黑体制”却鲜有实锤证据。于是便有了文末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方方日记大体上是真实的，人们对它所做的这些指控还能成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