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冠时代的13个判断：世界将大不一样(下)

　　新冠病毒大流行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即使有关疾病本身的基本问题，全世界的科学家也无人能够准确回答。

　　尽管如此，疫情已经对我们带来了可以感知的影响，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新冠病毒不仅制造了无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场景，而且几乎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一切。

　　就在这段文字在电脑屏幕上延续的时候，数字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超过249万，死亡达到17万多人。在经过连续三个月的疫情报道之后，我们邀请13位不同领域的思考者，试图回答“什么将被病毒彻底改变”这一问题。（昨日已发布 有关后新冠时代的13个判断：世界将大不一样（上））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所有的参与者都相信，危机时刻也给我们带来机遇，通过更健康、更包容的生活态度；更先进、更人性的现代技术；更有效、更良善的治理方式，在共同度过一个不确定的时期之后，“后新冠时代”终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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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薛涌 ’　　（旅美学者，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教于美国萨福克大学）

　　别再被文理分科画地为牢

　　很多家长和同学会问：究竟是学文科还是理科？文理之分，是我们60后读高中时的计划经济教育的旧概念。想不到，经历了互联网革命，我们的思考仿佛依然固化在那个时代。

　　疫情是否能够帮助我们解脱这种框架的桎梏？比如，有些家长和同学透露出这样的心态：经过这次疫情，很多人觉得在这样的“硬核”事件面前，一些所谓的文科背景的人写的文章无非都是牢骚，感慨和发泄，但是像张文宏等等这样的理科生、医生、科学家，才是真正“有用”的。

　　你不能说这样的感想没有道理。但是，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这次疫情，世界各国应对的招数不同。有些科技“硬核”非常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应对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失败。有些“硬核”技术并不高的国家，反而相对成功。为什么？因为对付新冠病毒，医学上没有办法，甚至几乎是无计可施。最终大家借助的，不是“硬核”的科技手段，而是“软核”的社会政治手段，即隔离、封城，包括戴口罩。后者甚至可以说是文化手段。

　　以美国为例，科技“硬核”方面，也许几年内会在新冠防治方面有结果。比如某种“神药”，现在被炒得火热，大家期望值非常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二十年前，西方有人就已经在那里大谈什么人类将告别流行病了。但你永远不知道未来的病毒是什么，往往还要像现在这样，在“硬核”技术失效的情况下，借助14世纪黑死病时代发明的社会管理技术——隔离。所以，医疗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热点。这些热点，不会随着疫情的过去而消失。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将来在这些领域大有市场。

　　所以，怎么构想一个社会，依然非常关键。耶鲁大学的流行病史权威Frank Snowden最近指出，现代国家机器的构筑，西方主流学界往往归之于战争。Snowden进一步指出，疫情和战争非常类似，也刺激了国家结构的成长，比如一系列公共卫生机构。这次疫情，是否会刺激一系列社会组织的成长？

　　当然，这一系列社会构想的背后，都必须有技术落实。疫情加剧了这方面的紧迫性、加速了转化过程。比如韩国等控制疫情比较成功的国家，通过个人手机上的App随时监察病毒携带者的移动方位，非常有效，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护隐私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并获得了压倒性的公众支持。这方面的技术，当然会日新月异。

　　所以，很多学者指出，快递业、远程服务（包括教育）、自动化……这些都会随着疫情而加速发展。

　　这一系列变革，当然会给数据科学、编程、计算机科学、工程等领域提供大量的机会。几年来，我反复劝学生学习编程、数据、统计、计算机等等。但是，五年、十年后将怎么办？那时我们又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就不仅仅要掌握技术手段（虽然这种手段五年左右必须更新），而且要有一种进行社会构想的能力。否则，你就是一个工具，人家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高技术的工具性人才，在人工智能时代则非常容易被替代。你必须做到不仅仅是听别人的吩咐（虽然这在事业起步阶段也许不可避免），而且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即能够为人类设计某种生活的面向。那种传统的中国式“理工男”，未必能够引领时代潮流。

　　这里，我还必须提醒一些以“文科生”自居的同学，他们同样会如以“理工生”自居的同学一样画地为牢。经济学不说。一般的社会科学，很少能离得开统计学等基本的“理科”工具的。比如这次疫情关于是否封城、隔离的辩论，不管你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流行病学家，根据的都是几个数学模型。如果完全不掌握这些工具，整天在那里多愁善感，确实给人一种不着边际的感觉。

　　21世纪知识更新的主流发生在网上，有各种短平快的证书课程，你每年都可以不停地更新。我就有过这样的朋友，从一个搞雕塑的艺术家变身为谷歌工程师，读完雕塑的硕士后就没有读过任何学位。这种左道旁门的生涯，日后恐怕将成为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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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冯仑 ’　（万通集团创始人、御风集团董事长，著有“商业三部曲”：《野蛮生长》《理想丰满》《岁月凶猛》）

　　房地产需求端将发生重要变化

　　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让几亿人成为体验官——在新冠疫情发生的两个月里，体验过去二十年建造的产品。体验官们对房地产产品提出了非常多的有意思、未来性的建议，也让大家意识到了疫情之后，住宅产品在需求端可能存在的重要变化。

　　举个例子说，大家在家里闷了两个月，在房间里东转西转，不断看出房子的优劣好坏。第一，厕所太少。过去四五个人住在一个100平方米的三居里，一个洗手间就够了。现在天天闷在家里大家才发现，一个洗手间是不够用的。所以在未来，很可能即使是三居，做两个洗手间也会成为一种更普遍的需求。第二，阳台太小。大家待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就要透气，就需要阳台。那么今后阳台是不是要做大一点？第三，办公空间小。过去很多人没有专门的书房，现在发现，学生在家里线上学习的机会多了，可能需要有一个真正的书房，孩子和大人都能够在这个空间里进行学习或办公。

　　当然，还有通风、健康空间的标准等等，在这些方面，体验官们也提了很多要求。大家这两个多月对产品的体验所提出的新要求，让我们知道了住宅这个产品，未来想要做得更好的话，应该怎样变化，往哪里改进。

　　这两个月，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暂停”，同时市场也在此时孕育新的机会。比如，在住宅以外，智能物流变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产品类型。以往对线上的依赖到底有多大？我们并不清楚。这几个月以来，我们都在线上生存，需要外卖、电商购物等等，也离不开快递。这对房地产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购物中心面积在减少，但是物流仓储的面积在增加，智能仓库的面积在增加。

　　线上生存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数据中心要增加。所以，新基建里，数据中心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项目或者产业得到强化。数据中心未来将会是房地产中的一个新产品类型。

　　还有一点是，医疗健康需要的特殊物业在未来一定会快速增长。在这方面，不仅是政府投资，也有民间投资，对于健康类的基础设施，比如医院、康复中心、学校、医疗mall、诊所等等，会给房地产领域带来大量的机会。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医疗健康类不动产的市值有1万亿美元。过去从业者不大理解，现在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房地产类型。

　　此外，办公的房地产也会发生变化。灵活办公会越来越多，集中式办公会减少。所以，大型写字楼的租金可能会下降。

　　总之，我们在研究行业的过程中发现，这两个月的“暂停”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自己，也更好地看到了行业未来的变化趋势。在生产和经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以后，我们的企业在产品、商业模式以及未来发展的节奏上，都会再次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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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永新 ’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学术委员会顾问，新教育实验发起人，著有《朱永新教育作品》 （十六卷）等）

　　全新的学习中心，会像淘宝一样出现

　　新冠疫情初期，教育部提出“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在线教育成为两亿学生的共同选择。当时有朋友就发来信息说，“朱老师，你说的未来学校真的要来了！” 

　　但是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对线上课堂的尝试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对于教育信息化和网络教学来说，疫情也许是一次契机，是一次推进教育变革的机遇。教育的变革犹如开窗，推开一扇窗户，就是一个新的世界，问题的关键在于敢不敢推开，有没有人推开。这次疫情已经为教育改革推开了半扇窗户，使我们看到了未来教育的亮光。

　　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让网络教育提前全面实现，网络空间作为家庭、学校、社会等现实世界的延展，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2018年，全国仅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就达到了1.5亿人。不过，这么庞大的学生数量转到线上，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难题。

　　第一，前期对在线教育和网络教育的顶层设计不够，思想准备不足。第二，由于教师的互联网素养不足，无论课程内容和课时数量，还是师资队伍和教学水平，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第三，教育资源不均衡，由于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人们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不同，互联网应用在教育领域或许会加大地区间的教育差距，数字鸿沟问题依然严峻。

　　其实，上述问题，都不是在线教育本身的问题，从技术支持、质量保证、管理监督来看，我们只要加快国家5G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教育资源平台建设，鼓励社会教育机构参与课程开发，上述问题也都有解决的可能。问题的关键是技术没有与教育深度融合，教育观念没有变革。

　　基于“互联网+”的教育，需要颠覆传统的教育结构与模式，对学校形态进行新的设计。我认为，未来学校将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需要打破现在的学校格局，承认线上学习的合法性。目前，教师、教材、教室的“三教”中心格局相当稳定，这个教育铁三角格局不变，教育界的“淘宝”公司就无法登场。

　　未来学校中，校内外资源应该互通。教育资源只要是高品质的，不一定要分校内校外，两者应该打通，合二为一。要打通学校与社会教育机构，甚至没有必要再把教育机构分成培训机构、学校、网络机构，所有的机构都可以变成学习中心。

　　其次，建立教育的国家标准和国家教育资源库。教育的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标准有问题。现在的课程标准和教育内容太深太难，知识结构太庞大，大部分学生陪着少部分学生学习。这种模式需要打破，国家只需要设定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保证学生的基本读写能力。

　　定了标准以后，提供什么教学资源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应该举全国之力，把国内外各类教育机构、个人开发的最优质资源整合在国家的教育平台。这样既可以解决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又可以避免资源大量浪费。

　　最后，建立基于互联网的教育考试评价制度。评价和考试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风向标，现在的评价技术太落后。贴标签、选拔、淘汰的考试评价机制要有变化。

　　在学习的早期过程中，可以用大数据等自动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作为评价的依据。在记录过程中，大数据要帮助学生发现知识点缺陷，及时帮他改进。

　　同时，未来的考试评价会更加重视实际能力，淡化文凭学历。未来的大学也可能出现新的模式，不限制上大学的地点，也不管在什么地方上大学，只要你能够通过严谨、权威的国际认证的评估，来证明对某一理论的理解和精通，就可以进入社会，找到工作。

　　互联网改变教育，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然会像改变商业和金融一样改变教育，基于互联网的混合学习必然会成为未来教育的基本模式。

　　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改变一切的时代，我们的教育一定会发生非常惊人的变革。一种全新的学习中心，将会像今天的淘宝一样出现，一个新的教育世界，将会孕育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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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段涛  ’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原院长、春田医院管理公司创始人）

　　当医护人员的光环褪去，医患矛盾仍会卷土重来 

　　2019年年底，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不幸被患者家属报复杀害。就在这起案件对社会造成的震惊与伤痛还未平复之时，2020年元月初，北京朝阳医院再次出现暴力伤医事件，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成为大众关注的议题。

　　随后，医患矛盾引起的热议很快被突然袭来的新冠病毒“冷却”。武汉封城后，当地医疗资源挤兑严重，新冠患者与患有其他疾病的病人亟待救治，医护人员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依旧守在一线，很多医生、护士被感染，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时，全国各地前来支援的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奔赴武汉。抗疫过程中，有太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有人说，在抗击新冠这场大战中，医护人员形象的提升有助于缓解此前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然而很遗憾，我个人对此没这么乐观。我认为，医患关系并不会因此而得到缓和；相反，因疫情而被拔高的形象让大众对医护人员有了过高的期望，当疫情结束、一切回到常态之后，医护人员头上的光环会渐渐褪去，曾经的期望值越高，其后的落差就越大。

　　平时就有很多病人不满意，认为医生本就应该为患者奉献时间、精力，何况你们已经被神话为天使。人们往往在事不关己时可以为“英雄”和“天使”加油，而牵扯到自己的利益时又是另一种想法：“你们形象那么高大，能在武汉救人，为什么就不能帮帮我？为什么不能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为什么不能免费咨询？”一旦这样的预期无法得到满足，医患矛盾不就产生了吗？

　　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2月，江苏就发生了两起医患纠纷。连云港市一家县级医院发热门诊，有患者拒不配合检查，将口罩取下，故意向医护人员咳嗽。另一起发生在盐城，患者酒后推搡、辱骂医护人员，还抓伤了一名前来劝阻的医生。4月初，疫情刚刚好转，广州又曝出一名男子因心情不好殴打女护士的新闻。

　　2003年SARS之后，人们对医务人员的崇敬之心也一度达到高潮，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也曾如此，但这种认知持续了多久呢？疾病与灾难过去没几个月，日常医患冲突又重新开始。历史不断地重复，这次新冠疫情又怎会给医患关系带来本质的改变？

　　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依法处理医闹，可以在短期内遏制住医患冲突的苗头；而另一方面，解决医患矛盾背后的根本问题才是更值得期待的。

　　医患矛盾只是表象，其本质是医疗服务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国内民众长久以来对医疗的期待是“又好、又快、又便宜”。首先，这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2018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提高至6.6%，但仍低于世行统计的2014年全世界平均卫生费用支出占GDP比重的9.9%，短期内这一投入还无法快速增加。中国用有限的投入做到现在的医疗服务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不买账，觉得“看病难、看病贵”。

　　在经济管理学中，“又好、又快、又便宜”被称为“不可能三角”，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该如何实现？当这个目标实现不了时，总要有人出面承担后果，这个承担者就变成了和患者直接打交道的医生和护士。这时如果再出现误诊、患者因救治无效而死亡等情况，医护人员就更在劫难逃了。

　　就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医院暂停了正常接诊业务，按照“基本工资+奖金”的收入模式进行分配，这些医院从院长到医生、到基层护理人员，每月收入不超过万元。医生的基本工资为几千元，疫情期间基本业务暂停，多数医院处于亏损状态，奖金也很低，医生只能收到一两千元的奖金，甚至没有奖金。平时医生收入的确不低，但那是他们拼命干活、拼命加班赚来的。

　　医务人员法定的公开合理收入过低，就会有“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出现所谓“行业不正之风”。医生收红包是要被法律问责的，这是悬在每个医生头上的剑。另一方面，“拿了很多红包和回扣”又成为不给医生涨工资的理由，造成医务工作者“低收入、高风险”的现状。

　　医患矛盾的实质是人民对医疗健康系统的不满，正是目前的机制导致医院、医生、患者、政府四个参与方的基本利益都没有得到保障。因此，医改还要继续进行，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和诉求，制定一个最终的目标或规划，然后分步实施，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矛盾。

　　我们无法指望一次疫情就能彻底改变医患矛盾背后隐藏的种种问题，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毕竟医生应该有合理合法、阳光体面的收入，应该得到尊重，而不是既被需要、又被鄙视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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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廖新波  ’　　（原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

　　医院等级将逐渐淡化 

　　回顾武汉“战疫”的历程可以发现，社区医疗水平的提升及系统的完备，才是应对疫情最经济和有效的措施。

　　武汉作为中国新冠疫情的“震中”，最初出现了医疗资源挤兑、医疗机构就医秩序混乱的局面。应对疫情，应发挥基层医疗机构首诊、分诊的作用，根据病人的病情，再分别转诊到不同等级与水平的医院。但从当时武汉的应对情况来看，这一初衷似乎没有得到实现。 

　　导致武汉出现患者“堰塞湖”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们是否赋予了基层医疗机构诸如核酸检测的“基本医疗”权力？重新考量武汉抗疫的过程可以发现，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建设，不仅应体现在疾病预防的公共卫生方面，更应在一些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上。它们不应只分诊，还应该有处理一些疾病的能力，如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和慢性病的延续治疗。像核酸检测这样的基本诊断完全可以下放到基层，而不一定只是三级医院才能做。

　　2003年SARS以来，我国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不少成果，很多前沿性的技术与国际差距大大缩小，医疗机构规模也迅猛扩展。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出现了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有不少地方甚至有倒退的嫌疑。与此同时，不断扩张的三甲医院虹吸效应，把医护人才和病员源源不断地吸引到大医院，而医联体的推动并没有明显见效。

　　掣肘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分级诊疗、上下联动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同等级的医院医生价值的公平性难以体现。我国现有机制，是按照医院等级来支付医生的薪酬的，一些医疗技术的准入也有医院等级的要求。这些因素也造成了很多医院盲目向三级医院发展的风潮。但在理想状态下，一个地区内的所有医生，不管其所在的医疗机构大小，医保给其的付费标准都应该是一致的。影响医生薪酬的因素应与医院的大小无关，而只与治疗的病种及病人多少相关，这才是对医生价值的尊重。

　　在世界知名的美国梅奥医疗集团，医生是等值的。即无论在医院总部，还是在诊所，梅奥给医生的报酬基本是一样的，这样才不会亵渎医学技能与知识。

　　实现分级诊疗的另一个杠杆是病人治疗费用的报销率。近些年，支付部门也进行了相应改革，报销呈现差异化，提高民众在当地看病的报销比例，降低外出看病的报销费用，避免民众涌向大医院。但最根本的，还是应使医生的价值得以实现，真正实现医生的多点执业比所谓的“帮扶”更有效。同时，政府要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

　　现在广州迎来了新冠疫情防控的第二阶段，输入性病例增多。在广州的“大三甲”医院一些科室不能正常接诊的情况下，对广州以外的地级、县级医院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如果它们能够胜任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包括提供肾透析，甚至像心脑疾病诊治这类复杂的医疗服务也可以顺势开展，建立民众对当地医疗的信任，就成为纠正民众一有病就往大医院跑的大好时机。

　　除了线下看病，这次新冠疫情期间，我也问过一些互联网医院和网络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的服务量大幅提升。因此，借此时机，我们也应该思考尽快赋予互联网诊疗与线下看病同等的价值，以加快实现国家的互联网医疗战略。就此次新冠疫情来说，互联网问诊也让民众避免了盲目聚集到大医院而造成的交叉感染，这也是一种分级诊疗。

　　未来的分级诊疗市场将发生改变。依据我的判断，在一级医疗机构看常见病、多发病，三级医疗机构负责疑难杂症的格局下，二级医疗机构将逐渐不复存在，医院等级将逐渐淡化。

　　现在国家鼓励有水平、有能力的二级医院创“三甲”。当“三甲”多于二级医院时，二级医院就处于一种边缘状态，或惨淡经营，或转向专科，或干脆下沉为一级医疗机构。所以，将来医疗体系自上而下将分别是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与基层诊所这样一种组织架构。

　　今后民众的就诊习惯也会随着看病就诊模式的发展、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而发生改变，尤其是当签约家庭医生制度落到实处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可以网上求助医生，也能在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完成咽拭子的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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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晋峰  ’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食野”时代终将结束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继而引发对野味泛滥议题的大讨论。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社会各阶层声讨野味市场阵仗最大的一次。

　　野生动物携带大量未知病毒，人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导致对人身直接或间接的生命安全威胁，这已经无数次在现实中得到证实。就在疫情暴发之前，还发生过鼠疫事件，可以说类似情况不断地在我们身边发生，只是大多数我们没有注意到罢了。而这次疫情特殊之处，在于它离我们最近、暴发规模最大，给人类带来的教训也最深刻。

　　在媒体和公众批判食用野味的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迅速作出了力度空前的反应。1月份国家林草局下发公告，宣布在疫情期间禁止一切形式野生动物交易。人大常委会也表决通过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决定，被称为史上最严“禁野令”。从驯养繁殖到消费环节，野味市场受到极大冲击。

　　我们也发现，疫情期间对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执法和司法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比如我们发文举报的福建长汀千米鸟网事件，当天，地方部门就连夜出动了；前不久，一个穿山甲鳞片走私犯罪团伙被打掉，领头的判了8年。种种案例，都是打击力度变得更严的见证。

　　轰轰烈烈的批判过后，我们冷静下来思考对策，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修法已经进入人大今年的议程，不过可以预见，我们还会向以往那样遭遇部门利益、产业利益带来的重重阻碍。

　　事实上，我们也遭遇了养殖户、野生动物利用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疯狂反扑。最早是中动协旗下的蛙类养殖委发文，声称野生动物养殖是人类的伟大创举，吃野味已经成为人类的刚需 。有倡导修法的学者被电话轰炸并被联名起诉，有关注动物保护议题的记者被举报，有野保志愿者被人在微博留言威胁。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因为利益群体的反扑、复杂的国际形势等，保护一方的声音似乎变微弱了，但我认为，大家的决心从没有动摇过，反倒变得更加坚定。

　　疫情过后，我们会迎来崭新的开始。许多变化已经可以预期，比如《野保法》的修订。它会受到一点冲击，但一定会得到推行，让野生动物得到更好的法治保障。

　　《野保法》有可能脱离动物利用思维，而将生态文明作为指导思想。野生动物禁食名目会得到更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早就被人举报过，但是管理部门没跟进，这是现有法治框架下的漏洞。对有关部门的监督、公众参与等法律上的薄弱环节，想必也会得到改进。再如，对野生动物的管理架构上，把一部分职能转到农业部门去；在中央环保督察中，把野生动物纳入督查范围，这些方面都有了一些积极改变。

　　最根本的变化，则是公众认知的改变。虽然老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但这次疫情给更多人留下的记忆将是深远持久的。从公众、媒体、社会组织到政府部门，大家已经达成共识：吃野味是一种陋习。

　　利益群体反抗的力量仍然是不可小觑的。疫情过后，野生动物非法买卖会死灰复燃，更多的地下交易会产生，并构成我们未来面临的严峻挑战。

　　但是我坚信，当疫情过去，“食野”时代也将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