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苦于应对中共假信息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乃至全球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当局的虚假信息操作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连中国的外交盟国伊朗都有官员公开抱怨中国当局的虚假信息坑害了全世界，是跟全世界玩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与此同时，有观察家指出，中共当局的虚假信息操作是中国公众难以对付的。

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令人痛苦的恶作剧”

在许多观察家和研究者看来，虚假信息操作属于中共的基因，从谋划夺取政权到1949年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直到今天，中共都是靠虚假信息操作来进行自我宣传、攻击敌手、迷惑公众，并以此为自己、为其领袖谋利益。

观察家们说，实际上，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得到国际间普遍注意和谴责的虚假信息操作并不是中共的反常做法，而是中共的一贯作风，是中国的持之以恒的运作和生存方式。而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中共的假信息操作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只是因为这种假信息操作造成了世界性的大灾难。

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两次用“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来形容中国当局的虚假信息操作，指的就是中共当局一开始就对外谎报疫情问题，使外界无从判断中国的疫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疫情到底有多么严重，因此无法做出恰当的判断和决策，导致疫情传到包括伊朗在内的其他国家时，各国发现中国发布的信息是误导的，因此，各国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4月14日，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在记者会上将中国发布的疫情病例和死亡统计数字称作“令人痛苦的恶作剧”。他说：“全世界很多人以为这场疫情就像是流感，而且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流感更少，这些看法都是基于来自中国的统计数字，现在看来中国在这件事情上跟全世界玩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贾汉普尔4月5日也用“令人痛苦的恶作剧”来形容他所认为的中国当局发布的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给全世界、给伊朗造成的损害。

一些观察家认为，伊朗卫生部发言说，在疫情信息问题上，中国跟全世界玩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这话是说出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公众的心里话。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病毒疫情统计数字显示，截至5月15日，全世界有444万多确诊病毒感染者；病毒疫情造成超过30万人死亡。

其中，中国确诊感染者为8.4万多人，死亡4637人。

中国官方发布的确诊病毒感染者和死于疫情的人数数字被普遍认为是不可信的。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中国当局连究竟有多少人在疫情期间死亡这种信息都讳莫如深。有中国网民仅仅是因为传播了死者家属到殡仪馆排队领取骨灰盒的照片就受到当局的处罚。

然而，在没有独立媒体的中国，在公民记者被不断抓捕、外国记者采访处处受阻挠的中国，即使是大致差不多的感染者和死者真确数字也无法得到，外界能得到的只是中共当局提供的显然是荒唐离谱的数字。以世界公共健康问题研究而著称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报告世界疫情最新动态的时候也只能援引中国官方的这种明显不靠谱的统计数字。

笑话与黑色幽默

在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国内，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领袖习近平强调集权，强调政治，即强调全党（中国共产党）和全国都要绝对服从他，媒体绝对要听从他的指令，这种局面导致中国本来就稀少的有广泛影响力的独立的声音近乎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是奉命发言、奉命撒谎的声音。这种“舆论一律”和舆论误导在这次疫情中充分地展示出来。

而且，在观察家们看来，这种展示还常常是以笑话和近乎黑色幽默的方式进行。

例如，中共当局在去年12月发现武汉出现原因不明的肺炎疫情之后，对中国公众进行全方位的封锁消息，甚至对医务人员封锁消息，导致疫情在医院和社会上迅速传播。在疫情迅速扩大之际，中共采取了两手应对策略。一手是继续封锁消息，一手是散布假消息，并为此调遣御用专家散布假消息。

进入2020年1月，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的消息越来越难以封锁，中共当局加大了封锁消息和散布假消息的力度。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派派遣专家组前往武汉。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家组成员王广发称，疫情“可防可控”。

过后不久，王广发被病毒感染的消息传出，以在公众看来是以一种高度戏剧性的方式证实了他为官方进行的“可防可控”的宣传不可信。王广发作为专家被感染的消息被中国网民视为跟中国某养生专家英年早逝的消息一样是笑话。在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导致当局不得不宣布武汉封城之际，王广发被传染的消息更是成为中国网民和公众在焦虑中聊以自我安慰的黑色幽默。

虚假信息操作新模式

随着疫情的发展，随着疫情由中国扩散到世界各国，给世界各国造成灾难，随着许多国家出现要求追责中共当局、要求赔偿的呼声，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当局的虚假信息操作的方式和针对性也不断出现变化。

例如，在世界各国开始集中关注新冠病毒疫情的起源问题之际，中国中央电视台声言美国一专家说，新冠病毒绝不是首先出现在武汉。但实际上那位美国专家说的是：鉴于武汉肺炎的最初感染者许多跟武汉海鲜市场无关，导致武汉肺炎的新冠病毒绝不是首先出现在武汉海鲜市场。

观察家们注意到，除了中国官方媒体直接出马通过这种掐头去尾、移花接木式的翻译进行虚假信息操作之外，近几个星期来，中国国内中共当局控制的互联网上还大量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关于西方国家的消息。例如，在过去的几天里，中国网络上广泛流传这样一则没有来源交代的假消息：

“朋友老婆是CDC（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他本身也是MD（医学博士），转述了下他老婆的原话：现在美国新冠控制已经完全失败了，并且已经放弃了65%的穷人/老人，情况起码要持续两三年。由于失业会导致失去医保，所以失业会导致更多人死亡。”

有研究者指出，这则假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上近来大量流行的假消息当中非常典型，其主要特色就是真真假假，把假消息和真消息掺和在一起，让受众在接受真消息的同时也接受官方希望他们接受的假消息。

例如，就上面这则虚假消息而言，其中的“由于失业会导致失去医保，所以失业会导致更多人死亡”是真消息。美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那种全国全民医疗保险，美国人的医保主要是来自雇主，因此失业会导致失去医保，因此失业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亡，这是实情，也是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所不断提出并呼吁解决的问题。

这个真实的问题也是许多中国人知道的问题。所谓的“现在美国新冠控制已经完全失败了，并且已经放弃了65%的穷人/老人”则是彻头彻尾的假消息和谎言。然而，这谎言因为跟真消息掺和在一起，许多人便将谎言和真消息一并接受并相信。

虚假信息的来源问题

在中国南方一大学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位研究者指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中国官方媒体宣扬的主要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疫情的应对是多么失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应对疫情如何成功。

与此同时，这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研究者指出，除了这种明显的宣传之外，中国网络上也出现很多真假莫辨、真真假假的消息，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样；虽然中国官方有动机释放这样的假消息，毕竟这样的消息有利于给中共脸上贴金，但官方直接放这种假消息的例子还不是那么多。

这位研究者说，眼下中国四处流传的有关疫情的假消息来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自媒体账户，主要是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微信自媒体账户，而微信公众号是一个谣言传播的平台。还有一个是半官方背景的网站，如以观察者网为代表的一些鼓吹民族主义的网站；而在眼下这个大众媒介研究者所称的后真相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太多的人不在乎真相而在乎信什么，只是选择相信自己要相信的东西；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的问题。

这位研究者说：“中国网民没有信息核查能力，因此就多是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很多网民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一看到有消息说美国要完，他们就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个人认为，中共的假消息宣传应当说还是挺成功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网民，我猜想不会超过百分之五。”

中国与各国公众面临难题

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作家盛雪认为，在一党专制、实行集权独裁的中国，大众传播媒介被中共当全面掌控，这种局面使中国的公众陷入一种困境。

盛雪说：“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状况。本来很多专家、学者、专业人士预测，互联网会打破中共的新闻封锁。但我们现在通过这次疫情的爆发看到，情况不是这样。为什么呢？一，中共提供了百倍千倍于人们所能应对得了的信息量，人们被它的假信息淹没了。二，它现在这种信息不是单一的假信息，而是通过非常狡猾的手段把真假信息混合在一起，用百分之十的真的线索来引诱你，然后就是编造的假的东西，而且是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说法。而一般的人看不到别的，听不到别的，所以很难不相信当局塞给他们的东西。”

有观察家指出，中共当局完全垄断信息不仅使中国公众陷入困境，也使全世界陷入困境，陷入灾难；这就是为什么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忍不住数次说中国的虚假信息发布是跟全世界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玩笑，这也是为什么力争发布最准确、最权威的世界疫情报告的拥有世界一流医学院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也不得不根据中国当局公布的恶作剧式的统计数字来报告中国的病毒感染者和死者的数字。

在加拿大的作家盛雪说，假消息的生产者不但包括中共统领下的中国官方媒体，而且也包括在西方的媒体人。她说：“假消息的最终来源当然是中共权力核心的意志。中共是高度集权。你假如不在它的控制范围之内，或者，你不去屈从于它，不去做它让你做到事情，你肯定会出局，不管你是什么行业的。你是媒体也好，你是学者也好，哪怕你是一个私企的老板也好，都要服从。这里的问题是，中共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志之后，中国的媒体早就喊出了媒体姓党的口号。这些媒体会想尽办法，用尽自己的才华和机敏做假消息，以赢得这个权力核心对他们的赏识。另外，现在是一个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出现了很多很多自媒体人主动配合中共的撒谎。我们甚至看到很多人在西方民主国家主动给中共输送所谓的从敌人心脏来的消息，但是假消息。他们非常清楚，中共有这样的需求，他们就输送中共需求的假消息来获取商业利益。”

传播学研究者和政治科学研究者发现，当一个政权或一个媒体失去公信力的时候，它所传播的消息、它所进行的宣传是不会得到公众的信任的。由于中国当局禁止在中国进行独立的民意调查，研究者现在难以判定中共政权在应对疫情的问题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公信力，还有多少公众相信它的宣传；那些看似相信其宣传的人究竟是真相信还是出于恐惧或出于利益考虑假装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