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箭在弦上 香港的下一个“十年”

在Google中输入“香港十年”关键词，多数搜索结果与一部名为《十年》的电影相关联。2015年12月，聚焦香港人权、民主、言论自由以及香港独立、自决等敏感政治话题的电影《十年》上映，最终累积票房突破600万港元，并获得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虽然电影将目光锁定于“未来”，但却无处不在与“当下”的对照与投射。该电影毁誉参半，誉者称其为香港社会的“预言书”，毁者则将其斥为不值一提的“思想病毒”。

检索结果之外，“香港十年”还有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版本——2007年，时值香港回归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纪录片《香港十年》，全景式地呈现了香港回归十年时间里的变与不变。在这部官方纪录片中，动感、活力、时尚是属于这座现代化城市的关键词，镜头前从政界到普通港人都无一例外从回归中感受到了骄傲与自豪，人们对“港人治港”信心满满，“一国两制”这一制度设计也被证明不仅是前瞻的同样也是伟大的。

一个是港人呈现出的“十年”，这个“十年”里，充满了抗争、暴力、绝望、迷惘；一个是官方推出的“十年”，这个“十年”里，则是满载着活力、喜悦、成功、骄傲。究竟哪一个“十年”更贴近真实的香港？香港的下一个“十年”，又会是何种面貌与图景？

站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和历史坐标，的确会看到全然不一样的香港。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香港正沿着既定的繁荣与发展的轨道高速前进，人们似乎有理由对“一国两制”充满信心，紧随其后的2008年，陆港关系更是因为汶川地震、奥运会达到空前的高点；2015年，刚刚经历过占中运动，在社会矛盾与撕裂难以弥合的关头，看不到希望的港人产生绝望感也在情理之中。而站在2020年这个节点，尤其是当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将所有人都推入世界大变局的历史坐标中，重新审视与反思香港的这两个“十年”，进而思考如何带领香港走入下一个更积极的“十年”，尤为迫切和重要。

以今天的坐标回看香港回归至今的23年，对各方来说，香港都成了一个复杂的存在，因为很难单向度地以成功或失败来定义。唯一仅存的“共识”是，香港正在被深层次结构矛盾所困，而且已经一步步走入泛政治化的泥沼中不能自拔。若论谁该为此负责，港府、建制派、泛民以及北京涉港机构等各方都难辞其咎。而在所有“责任人”中，北京无疑又是处于中心的那一个。

香港当年回归，邓小平将原本用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用在香港身上，是基于很实用主义的考量。按照邓公当年的想法，香港主权这一核心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留待以后慢慢解决。可现实情况是，香港回归这一事件本身，让很多潜在的问题无限期的搁置下去，甚至某种程度上延误了香港问题的爆发，比如国民教育的问题，再比如去殖民地化的问题。再加上港英政府在离开之前埋下不少“雷”，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遗留问题。因为“问题”一直被遮蔽和延误，所以回归之初的几年时间里，北京一直抱持着“不干预”和“井水不犯河水”的对港政策。

此阶段唯一一次的“干预”，是在1998年金融风暴之际，彼时香港金融体制受到国际炒家的攻击，中央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要求香港的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护盘行动，成为香港战胜金融风暴的后盾。此一“干预”，当时被认为是对未来政治市场最新且最有效的投资，但不料想后来连带着SARS期间的物资援助之举，成了内地民众判定港人忘恩负义的有力证据。

一直到2003年，因23条立法问题导致50万人上街，让北京第一次认识到原来“不干预”之外还需要“有所为”。可因为对于23条立法的反对声浪很快退潮，再加上随后几年北京陆续释放的“善意”，比如通过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放宽自由行加速香港经济好转，以及2007年承诺的普选时间表，让香港问题再次搁置下来，北京涉港机构也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有所为”就可以挂一漏万，大功告成，接下来只需要坐等2017年的普选。

遗留的问题和矛盾并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好转和政治上的承诺而自动消解，反倒在一些社会问题，比如港铁进食、小孩随意大小便等矛盾中走向撕裂。香港甚至一度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驱蝗运动”，对内地的反感和敌视程度可见一斑。再后来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让北京第一次切实地意识到，再不调整对港政策，再不加强全面管治权，香港问题或将积累成为大问题。北京的底线，也从邓小平时代“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全面转变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这样的底线之变，在没有任何矛盾时不被很多人感觉到，可是当2014年北京首次就香港“一国两制”落实发表白皮书，表明“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以及中国人大推出政改方案连落三闸，并由此引发持续近百天的占中运动后，矛盾和问题开始集中喷涌。至此，港人心底的那根刺，已经越扎越深，对北京的不信任甚至恐惧感，在经济优越性不再的参半下，日益成为一个“火药桶”，只要有零星的火苗，就能一触即发，释放出超乎想象的“能量”。

但占中运动以及随后的旺角骚乱，并没有真的叫醒一些装睡的人，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和矛盾随着运动的平息再次被表面的稳定和繁荣所掩盖。甚至于，当街头运动不再，“一地两检”在些微的争议声中顺利通过，再加上广深港高铁、粤港澳大湾区等形成的经济上的融合态势，让很多人错误和乐观的估计，香港已经走出泛政治化的泥沼，开始向经济民生全面进击。林郑月娥在没有充分征询各方意见的前提下，贸然启动对于《逃犯条例》的修订，最终引燃了旷日持久的反修例运动，不正是“错误和乐观估计”的结果吗？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反修例亦是如此。至少时下来看，正是修例风波引发的民意海啸，让各方都无法再对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北京方面也从以往的“不作为”、“有所为”转而开始更加“积极有为”，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涉港部分对于香港究竟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顶层设计，骆惠宁、夏宝龙先后高配中联办、港澳办形成的“夏骆新局”，中联办发言人制度的重启以及两办针对香港问题的积极发声表态，都不难看出北京已经彻底转变治港思路。

不消说，这样的转变是必要且重要的，但回看过去23年的经验与教训，北京理应意识到，今天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不是回归之后才产生的，而是早在回归前就已经埋下，而且长期被表面的发展与繁荣所掩盖，愈发积重难返。换言之，主权回归从一开始就不意味着香港问题的解决，反而是一系列问题的开始。正如台湾左翼学者陈映真所言，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统一”、“回归”并不只是一个主权问题，也事关改变冷战形成的殖民结构的问题。主权的回归最为关键，但“人心”的回归则是一项需要持久努力的工程。

回到开头的话题，香港的下一个“十年”会被如何记录，是延续港人眼中的“十年”脉络，被暴力、抗争、绝望所笼罩，还是能渐次融入中央电视台“十年”中的积极向上与同舟共济，这取决于当下各方如何直面香港的问题与矛盾，取决于香港的二次回归，也即人心回归能否真正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非得来一场刮骨疗毒的全面改革不可，而改革的前提是，必须将香港问题放在更长的时间脉络中去思考，必须认识到什么才是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必须在对港全面改革的同时勇于“自我革命”。所幸，今次中国人大会议议程已将“港版国安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列入，以堵住香港的国家安全漏洞。

香港的下一个“十年”，已经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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