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尚未完全退潮、中国国内外环境均不容乐观的背景下，中国官方于北京时间5月18日宣布了一项大动作——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所谓“新时代”在中共官方语境中是指习近平时代）。在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中国官方确认将在2035年让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中共抛出了“36条”方案，外界预测，大规模基础建设恐在未来数年在中国西部触发又一轮热潮。
21年前，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在酝酿数年后宣布将“西部大开发”战略列入国家战略。当时，江泽民面临东、中、西部发展出现严重失衡，差距逐渐拉大的局面。
事实上，因为先天自然禀赋、近现代被殖民历史及经济转型，中国地域发展不平衡和整体积贫积弱的局面早已显现。中华民国初造，政治昏乱、民生凋敝，孙中山在1917年至1920年先后完稿“建国三策”，即《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分别开出“社会建设”“心理建设”和“物质建设”的方剂。其中，在《实业计划》一书中，孙中山即立足发掘国富民强的潜力，就西部地区的建设抛出了不少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想法，譬如“殖民新疆”“长江上游水路改造”“高原铁路系统”等洞见皆在中共执政后得到部分甚至完全的实施。
而在中共官方的叙事中，“西部大开发”的理论依据被追溯到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于1956年中南海颐年堂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重要讲话《论十大关系》。当时面对全国举国疲敝、百废待兴的状况，中共首先要判断哪些是“急务”，哪些是“缓务”，并从中做出平衡、协调。毛泽东认为，当时中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
应该说，中共在1950年代建政之初便已经在按照计划经济体制在全国布局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完整的工业体系）。譬如，今次中国“两会”前夕，习近平一度在4月20日至23日的陕西行中重提“西迁精神”，其缘起便是《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前的1955年中共布局全国科技教育、支援西部建设所进行的交通大学西迁西安一事。而随后，中共更在毛泽东坚持“备荒备战”的背景下从1964年开始的大规模“三线建设”计划（三线，涵盖大部分现在所谓西部地区），更是这一思路的“落地”。尽管“三线建设”远比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被迫动迁东部沿海产业迁入内地的规模，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的发展平衡，但是其点状散布的格局导致了大量的浪费。
事实上，江泽民作为邓小平的继承者，其“西部大开发”的思路可能直接源于1988年邓小平有关“两个大局”的构想。当时，邓小平要尽可能减少改革开放的阻力，减少来自左派社会主义原教旨者的疑虑，另一方面也要放眼长远，设定一个未来愿景，所以提出：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比如20世纪末），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东、中、西部三大地带是在1980年代由区域经济学者陈栋生等人按照经济梯度推移论结合内地、沿海两分法才产生的概念，此后在官方和学界被广泛接受。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曾任国家计委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等要职，亲历“西部大开发”战略从酝酿到实施的全过程。2010年“西部大开发”10周年，曾培炎在《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中披露不少当时的内情，其中包括江泽民为什么要实施这一计划。
曾培炎说江泽民在1995年6月赴东北考察时表达了一种担心，即中共在1992年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东部那几年发展很快，但是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慢，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是否还会继续扩大。同年，江泽民抛出了“论十二大关系”，其中便包括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并透露了东部帮助中西部的想法。
其实，从1996年开始的“九五计划”看，当时中共已经着手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根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5年“九五计划”前夕，东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由52.4%提高到59.3%，中部地区所占比重由30.7%下降到26.5%，西部地区由16.9%下降到14.1%；而到“九五计划”末的2000年，虽然差距仍然在扩大，但是中西部发展已有起色。
1999年3月份“两会”期间，江泽民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并说“西部地区那么大，占全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但大部分处于未开发或荒漠化状态。西部地区迟早是要大开发的，不开发，我们怎么实现全国的现代化？中国怎么能成为经济强国？美国当年如果不开发西部，它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事实上，“西部大开发”曾经在当时触发过不少争议。曾培炎披露，“有些同志对搞西部大开发的时机和中央财政的支撑能力有疑虑，有的提出，对于开发西部，感觉还不是时候，在具体操作上无从下手。有的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还很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应该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政府资金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效益远低于投入东部地区，主张继续把有限的财力集中在东部地区。”对此，江泽民曾在一次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公开反驳，“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些条件，不抓住这个时机，不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就会犯历史性错误。”
随后，“西部大开发”从想法变成现实，一步步如人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铺展开来。20年来，“西部大开发”的成败得失讨论一直不绝，有人质疑“西部大开发”完全依然是服务于东部沿海需要，始终无法让西部摆脱从属地位；也有人主张，“西部大开发”成效显著，但是更需“升级”。其实，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2019年的报道，1999年至2018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由17.9%提高到20.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9%提高到75.4%。
如今，习近平接棒抛出“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其背景可能与江泽民时期大不相同，但是这其中一以贯之的逻辑却没有变化。如今，中共已经宣布在2035年提前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2020年更要解决脱贫攻坚；同时，2021年将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共即将拿出一份影响未来数年甚至立足更长政治周期的发展规划，近年中共已抛出覆盖全国多地的区域发展方案，最困难的“西部”站位在哪？
此外，对外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数年，其关键即包括打通亚欧大陆通道，2019年中国官方《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到2025年将基本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但突入其来的新冠疫情让这一战略备受考验，“西部大开发”不仅仅是对内，也是对外提振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信心的必要之举。
对于这一计划，外界可能依然存在很多质疑，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相较于以往，中共在推动区域发展战略上应该说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希望这些失败的或者成功的经验能帮助中共避免只是在西部粗放地铺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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