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冠病毒受害家属 提出近百万索赔

2019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在中国缓解以来，部分武汉受害者及其家属试图依法寻求索赔，追究渎职官员行责，呼吁设立补偿基金。有关建议还试图送交人大代表，不过，结果似乎并不乐观。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近日发出新闻稿，通报协助部分武汉居民进行新冠病毒受害索赔的进展。这个法律顾问团3月6日成立以来，陆续有20多名受害者及家属与之联系咨询和维权事宜，并抱怨他们所在社区、派出所或工作单位对当事人“劝说或者威胁”。两名受害者因此明确放弃维权，还有一些人“犹豫不决”，“只是断续与顾问团联络”，不过，还是有9名受害者表示，坚持继续维权。

索赔人民币百万元的由来

张海是坚定索赔者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算了一笔索赔账：“我父亲死时76岁，现在生活提高了，他活到86岁应该没有问题。我父亲正常工资一个月不到人民币5000块 ，也就4800块，加上抚恤金30,000多块，这样算的话，总数100万块不到，大概96万。”

张海说，其父是“多年来为中国核武器项目工作的解放军老兵”，1月16日在广东意外骨折，为享受公费医疗特意回武汉手术，但是院方只字未提武汉当时的新冠疫情，其父住院一周多后感染新冠病毒，不到两周后抢救无效去世。

索赔提出后的境遇

张海的索赔要求没有得到地方当局认可，因此寻求法律顾问团支持，他说：“地方基层官员都说过，武汉这么多人，如果都像我这么要求的话，谈不好，谈不拢，因为很多人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是我说，谈不拢是你们的问题，我们的诉求就是这样的。他们叫我走法律程序，我说，走法律程序在中国不是笑话吗？在中国告地方政府？”

维权索赔期间，他说被当局监控：“目前我知道，我的微信、电话、包括微博都是被监控的，我跟人家联系得很少，手机都想甩掉。其实也没有做过什么，又不是反党，又不是间谍，反而监控我，我知道很多去世者的家属也是被监控的。监控人是不是需要人力物力？为什么宁愿花这些资源，而不能直面家属的诉求？”

上书“人大”无果

杨占青是“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成员，他对美国之音说，顾问团考虑到个体维权的难度，即使这些受害者起诉至法院，也可能被拒绝立案。如果受害者持续不断维权，被政府视为不稳定因素，势必遭受无端打压，因此希望通过向两会提交民间立法建议，敦促政府能像当年解决三鹿奶粉事件一样，一方面追究责任人，一方面成立赔偿基金，以抚慰受害者，平息民愤。

关于立法建议中提到的“追究责任人”，杨占青说：“总共有20多个咨询求助。有的人的诉求的对象是医院或者单位，还有一些是隔离酒店。提出向政府索赔的大约有六七个人，主要针对的是没有来得及办住院手续就死亡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个诉求的对象。他们没有住院，或者医院没有床位。这些人打交道交涉的是社区，而社区没有办法作为被告，因此引起伤害罪的主要责任就是政府。”

法律顾问团5月17日在上述建议定稿后，向网上收集到的9个两会代表的电子邮箱发送了这项提案建议，希望能有两会代表回复，表态是否愿意提交。但是截止目前，只有西南交通大学统战部网公开征集提案建议，其它均没有给予回复，另有一个代表的邮箱地址错误被退回。

索赔的法理依据

2019新冠病毒受害者提出的索赔要求，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否有中国现行法律可循，维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相应的行政法规还是有的，国家赔偿法在这方面还是有的。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不过主要还是国家赔偿法，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用，这些法实际上是一种被废除的状态。作为一个人在中国已经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了，我本人看不到希望，中共把法律的外衣扯掉，基本类似文革时期那种状态。”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新闻稿说，这次灾难，武汉市、湖北省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相关渎职官员的责任必须追究。新闻稿的“案据”部分，按时间顺序列出武汉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1月2日至19日“隐瞒”多名医护人员感染的经过，以及李文亮、艾芬等医生被训诫的情况等。

围绕核心证据的争议

上述案据是武汉冠状病毒受害者向政府提出索赔的依据，同时，有关国家和地区向中国提出索赔所依据的也与此细节有关。对此，陈建刚律师说：“依据我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对内是高压地拒绝，对外是高调地拒绝，完全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不过，中新网说，5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就新冠病毒疫情针对中国的各种“滥诉”，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国际先例，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

王毅还说，中国在最短时间里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有效阻止了疫情的快速蔓延。中国对人民生命健康和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高度负责，“时间经纬清清楚楚，事实数据一目了然，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检验”。

中国公民有关这次疫情的国内索赔与国际索赔的重叠和纠葛，似乎正在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