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用“国安法”“报仇雪恨”

今后外国人员在港干犯所谓“国安罪行”，即使享有领事保护甚至政府介入，均照捕不误，并直接送中审理。

从“一国两制”失败说起

去年台湾国庆日，总统蔡英文致辞以巩固国家主权为主轴，提出“中华民国台湾”凝聚各方共识，并强调在中共威压当前毫不退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告开宗明义提及“距离我们不远的香港，因为《一国两制》的失败，正处于失序边缘”，将香港反修例运动带来的急遽变局，视为对台湾前路之重大挑战。

事后有论者认为，香港之所以陷入如斯境地，并非源自“一国两制”失败。恰恰相反，问题根源在中共并未贯彻奉行昔日与英方《联合声明》所作的承诺，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到“双普选”皆从无兑现。故此蔡英文对“一国两制”的抨击实属伪命题，不过基于鼓动拒中情感的选举语言。

翌年蔡英文取得史上最高的817万票成功连任，然而香港政局亦在抗争烽烟未熄、立法会换届选举将至之际，急转直下。

5月下旬，授权常委会越俎代庖制订港版“国家安全法”，赫然列入全国人大会议议程。起初政论圈误以为中共旨在测试水温，引来美国国务卿庞比奥谴责北京迳自立法摧毁“一国两制”，更于27日向国会呈交的《美港政策法》评估报告内宣告香港已不再享有自治，理应改弦易辙。但28日大会在争议声中通过草案，迫得美国总统川普以檄文姿态修订美中关系，声言若变更香港现况，将会施加一系列行政措施，取消《美港政策法》确立之特殊地位。

内遇香港民情反弹，外有国际质疑或制裁，即使如此，中国人大常委会仍执意于6月30日正式通过《港区国安法》，由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颁布，当晚旋即交付香港特区政府刊宪生效。

赋权变削权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坊间即时反应，大多在意条文的犯罪条件、刑责等细则，潜台辞乃信任法治并设法规避“误蹈法网”。较深层的讨论，则触及中共强行立法如何凌驾本地普通法系，如新法第六章附则所言，全国法律位阶高于香港法例，故条文凡遇矛盾必以中方为准，终端解释权复掌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手上，所谓法治、程序正义，在中共铁蹄当前根本毫无意义。

然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背后隐藏之立法目的、框架与管治逻辑。

具体罪行以中国既存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中国刑法》102-113条)为基础，辅以香港法例内的《社团条例》、《公安条例》、《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混合而成，包罗万有且用语含煳，为中共适应裁用、因地制宜地针对政治异见者罗织罪行大开方便之门。

新法规定律政司长可要求“国安法庭”取消陪审团而改由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羁押、审理期限因应“国安需要”任意调节，甚至可因故禁止传媒及公众旁听，参与者无论被告、辩护律师、“配合办案”(控辩双方受调查或作证)的机构组织或个人事后都不能透露案情，所谓公开聆讯形同中国境内的秘密审讯，判决理据亦仅止于法官自由心证，过往沿袭自英国的优良司法制度至此荡然无存。

至于执法方面，一如早前传闻般建立双轨制：特区政府设国安委员会，专责查办国安案件，中共则另置驻港国安公署，确保履行国安职责之余，管辖特区政府无法处理的少数个案。从赋权角度观之，作为国防事务分支的国家安全由港警、律政司及法院分担，特区权力有上涨之势。

但细阅条文可知，北京将指派顾问安插进国安委员会，同时由外部的国安公署用“督导”名义发号施令，加上连特首林郑月娥以降香港官员事前对条文一无所知，可见看似倚重港方人员操作侦办，事实却对“港人港治”彻底失去信心，藉国安为由设新衙门架空管治权力。

国安系统植入警务、司法体制，将中国政法系统与香港建制齐同一致，好处在让其彻底融入中国主张的“全面管治权”。另一关键在，中国国安公署人员在港执法其间享有治外法权，当地执法、司法人员无从制约(“阻挠办案”)，香港遂沦为连昔年租界都不如的境地。

新法第2章更留下加速高压统治的尾巴：示意《基本法》23条仍需本地立法，且未来必须对学校、各组织机构设置国安审查，甚至把黑手延伸到管制网络及传媒，不惜令资讯自由的国际都市蒙尘。当然也不忘推行比“国民、国情、爱国教育”直接露骨的“国安教育”，自上至下钳制意识形态。

今天香港　昨日台湾

为方便读者理解，套用昔年政治史语境：

中共驻港国安公署、香港国安委员会 =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警总)

中、港两地分设国安特别法庭 = 军事法庭

《港区国安法》=《惩治叛乱条例》

台湾戒严其间，根据《惩治叛乱条例》二条一项，判决是惟一死刑，内容则是刑法匡列的《内乱罪》及《外患罪》。当然，还有《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等罗织的政治罪行，不能尽录。1980年警总发言人徐梅邻形容为“公正、公平、公开”的军事审判，断送许多志士仁人的前程与生命，拆散多少美满家庭，酿成多少惨烈血案，罄竹难书。

在那个黑暗年代，人人自危。争取自由民主的义士蒙受污衊与身心残虐，仗义执言的人权律师遭国民党政权视为“叛徒逆贼同路人”，人际间的信任因警总赏金征求检举“匪谍、叛乱份子”破坏净尽。一切无关司法公正与否，而是军政府肆意动用国家机器剷除异己。

自去年“反送中”运动伊始，从中共多番文攻武吓到特区以警暴、司法报复及《紧急法》颁令反蒙面，皆无法压制抗争火苗，历史转了一圈，香港从有限度的自由及选举，走回台湾白色恐怖的旧路。美丽岛案身陷警总黑牢的陈菊，感言比照两地政治今昔，鼓励声援香港抗争，此刻格外有说服力。

中共立法翌日，适逢首次收到反对通知的七一游行。当天港警除了滥权对现场周遭市民截查搜身以外，更急不及待扬起《港区国安法》的紫色警示旗帜，行使新法拘捕示威者，粉碎群众认定“法不治众”的想法。不久将来，港人心中难免萌生一座国安委，时刻不忘自我审查，伴随恐惧逐渐侵蚀硕果仅存的丁点自由。

不久将来，港人心中难免萌生一座国安委，彷若台湾戒严时期，时刻不忘自我审查，伴随恐惧逐渐侵蚀硕果仅存的丁点自由。

定义“二次回归”　提早“一国一制”

不过，“一国两制”失败的陈述并不准确。确切说法应是，中共对香港的羁糜政策寿终正寝，不再容许2014年“雨伞革命”的大型占领、2019年包括占领立法会及各区激烈的武力冲突再度于香港发生，于是继两办直接插手香港内政后，透过国安进一步切入统治核心，印证亲中学者刘兆佳《思考香港一国两制的未来》(2020)描述中共对港事务手法的嬗变 — 从被动，到主动，继而主导。

立法程序之仓猝、粗糙与霸道，条文直至表决通过后方揭盅示众，事前公众咨询付之阙如，其间亦无空间酝酿民情，除了中共嗾使的爱国政商界代表大派定心丸之外，舆论一片茫然，甚至连特区政府上下也不知底蕴，仅于新法颁布后纷纷表忠。如此黑箱作业，断不会祇为了应付9月立法会选举反对派乘胜追击的挑战，以及戴耀廷循选举推动“政治揽炒”的路线设想。

一切端倪，见于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提出的“二次回归”。

过往无论经历2003-04年七一游行后特区政府管治危机，2008年港人的中国认同感从高峰一路滑落，到2012年反国民教育的滔天浪潮，北京依然判断香港之所以乱象纷呈，缘自“民心未回归”— 并未根除英殖思想、六七暴动及八九民运的恐共情绪，社会普遍对中国国情及历史多有误解，加上制度及生活文化的鸿沟，然而彼此隔阂终究会随时间推移有所转变。

但自左倾冒进、崇尚斗争哲学的习近平就任元首后，从计划以打贪腐、拼经济、晋小康的内政到对外“一带一路”的宏大政绩建立个人威望，却遇上美中贸易战、新冠肺炎爆发等变故接连挫败，就连统战台湾也在韩国瑜败选、国民党国会在野后惨遭滑铁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执政理念沦为梦幻泡影。

中南海惟一能够控制的维稳事业，也因为作风强硬的林郑月娥无法满足“止暴制乱”的死命令，反而导致港人争取民主甚至脱中独立的诉求愈演愈烈，抵制不合理的中华国族主义。失去耐心的习近平，或者其鹰派幕僚，终意识到港人之所以欠缺国家观念，源于中共未曾武力征服这片土地，致使活在“虚拟自由主义”的他们藐视握有主权的中共、实然管辖的特区政府，无惧其权威，甚至敢视该政治实体为非法(举例如六四晚会纲领之一“结束一党专政”)。

倒持泰阿，莫奈其何。当怀柔安抚被视为放任姑息、“港人治港”此路不通之下，引用韦伯《政治作为一种职业》中“领土内垄断正当武力”(the monopoly of the 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force within a given territory)的国家概念，无论国安入法、设国安警察及特别法庭，都是体现国家权威的必要举措，以制度暴力实践“二次回归”。

《港区国安法》剑指“外国、境外势力”及境内异见者，并非盲目颟顸，而是一体两面。“外敌亡我之心不死”不过是基于敌我思维虚构的外因，主轴是扫除香港内部政治杂音。加上港人自救过程中积极筹办海外组织及国际游说，跨越过往止于示威游行的路径依赖，在中共眼里无疑是“附敌行径”；外国政府声援及进而推出政策救济政治难民，更是火上加油。

综合上述，中共遂透过香港实现“长臂管辖”，用严刑峻罚威慑任何奥援香港的正义力量。立法摆脱往日枷锁，不再受限于涉事国境、当事人国籍，一报过往无法打击“境外敌人”之恨。外国人员在港干犯所谓“国安罪行”，即使享有领事保护甚至政府介入，均照捕不误，由中国国安亲自招呼，直接送中审理；非港人触法的后果更不止服刑，事后还会被驱逐出境。

一石数鸟解决“送中条例”、“消灭港独”、“《基本法》23条”三大政治难题，香港自此彻底沦为极权中国的禁脔，他人无法染指。

篇幅所限，下回或续谈港人应如何自处。但如有阅读往日文章，大概知晓捍卫尊严与自由的方向，不离四字：香港独立。

※作者为香港人／网媒记者兼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