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会变得越来越像北京吗？

周三，警察逮捕了数百名抗议者。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中国立法机构一致通过国家安全法、压制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抗议活动后，我最初的想法是，“香港现在是和北京一样了吗？”

我第一次感到香港变得像北京，是在2017年的春天。当时我受邀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2014年“占领中环”抗议活动的共同发起人陈健民共进午餐，“占中”又称“雨伞运动”。

这个场面对我来说似曾相识，多年来，我在北京有过多次类似的对话场面。像陈健民一样，他们都是有志于将民主、自由和正义带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像陈健民一样，他们都成为了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他们谈论、撰写相关文章，或是组织了追求那些理想的活动。

自201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活动人士、知识分子和人权律师遭到当局拘留。大多数人会在几周、几个月或一年后获释，有几位仍身陷囹圄。

有一段时间，坐牢是饭桌上的流行话题。一名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后入狱一年的男子喜欢说，在他那个年代，狱警和狱友对政治犯的态度比现在的要好。有一名女士在70年代末和2014年都曾因政治原因入狱，在圣诞节前夜为其接风的盛大晚餐上，她将当时和如今的经历做了个比较。一个绰号叫“胖子”的男子入狱一年后瘦了50多斤。他聊到了自己是怎么遭到毒打的。有一次他被打得太厉害了，以致大小便失禁。

陈健民服刑的香港监狱。 ALEX HOFFORD/EPA, VIA SHUTTERSTOCK

桌上的其他人一直听着，然后讨论了如果那一天到来的话，自己会怎么做，和我三年前与陈健民的对话如出一辙。

陈健民说他当时在想要带什么书去监狱。在香港，每个囚犯可以带六本书。我们打趣说，能有选择书的自由挺好。

在大陆，犯人能得到的阅读材料有限。一名法学教授很爱讲的故事是，他曾试图送两本书给身陷囹圄的一位异见者朋友。

其中的《围城》被狱警拒绝了，这是一本关于二战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讽刺小说。书中一句话很出名：“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狱警认为这是一本“战争小说”，因此，不适合囚犯阅读。

然后狱警转向了《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这位因发声而面临惩罚的法学教授看着他的眼睛说，这本书是关于爱国主义的。于是狱警让它通过了。

陈健民后来在狱中读了50本书。今年3月，在服刑11个月后出狱时，人们看到他拿着加拿大诺贝尔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Lives of Girls and Women)。他看起来开心、健康、平静。

3月，陈健民获释。 ISAAC LAWRENC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周二早上，当我醒来看到国家安全法通过的新闻后，我在想：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一个人在狱中能被允许读的书的差别了吗？

新的法律允许对在香港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提起诉讼。该法列出了该地区的新罪名，包括煽动分裂和与外国势力勾结。政府还在该地区设立了新的安全机构。

这意味着，这座城市的民主抗议者将很有可能遭受与大陆异见者相同的惩罚，比如刑期，以及国安官员的频频来访。

在北京通过该法案的一小时后，已经是香港民主运动中最知名面孔的活动人士黄之锋宣布，他将退出自己参与创立的政治组织香港众志(Demosisto)。

“从现在开始，香港进入了一个新的恐怖统治时代，就像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一样，到处都是任意起诉、黑监狱、秘密审判、逼供、媒体打压和政治审查，”他在Twitter上写道。他指的是台湾长达40年的政治镇压，有超过10万异见人士入狱，至少1000人被处决。

该组织的另外两名联合创始人也在该法案通过后宣布退出。几天前，另一位民主派人士、曾任香港二号领导人的陈方安生称，因女儿在5月去世，她将停止从事公民和政治活动。

同时，支持民主的香港居民正在删除他们的Twitter账户，害怕在新法案之下，自己可能因发过的信息获罪。撰稿人也在请求媒体删除他们过去发表的文章。

这样的气氛是身在北京的人所熟悉的。2013年和2014年，数十名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被监禁，更多的社交媒体账户被审查人员删除，自由派知识分子陷入沉默。作家和学者没法出书，也不能发表文章。他们的演讲和研讨会被取消。人权律师几乎全军覆没。许多记者辞去工作，成了科技公司的公关经理。

这是由外力引起的变化。但人的内在也变了。渐渐地，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停止了写作和公开演讲，部分是出于恐惧，部分是出于徒劳的感觉。

今年早些时候，当许多民族主义青年追着武汉作家和政府批评者方方的支持者们不放的时候，市面上出现了一个软件，一键点击就能删除所有社交媒体上的内容。那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会深入钻研这些批评人士过去在微博（类似Twitter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帖子，挖掘那些他们认为是反华的内容，并将作者贴上“人民公敌”的标签。一位小说家就用这个软件删除了自己的1.1万条微博。

那位把《联邦党人文集》寄给狱中朋友的法学教授已经没什么可删除的了。他以前在微博很活跃，从2009年到2014年间注册了300多个账号，但一个接一个被审查者删除。

现在，他只有一个仅用于浏览的匿名账号。他曾是位多产的作家，但现在已经没有写作欲望，一方面是因为大陆没有出版社敢出他的书，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作品会给家人带来灾难。

他上周告诉我，他为自己不能像许志永那样勇敢而羞愧，许志永作为异见人士，给习近平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他应对冠状病毒危机处理不当，敦促他辞职。许志永曾因组织新公民运动入狱四年，自今年2月以来就被拘禁，最近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国安法通过后，我与陈健民叙旧。“国安法一出来，我们都是活在一个大监狱里，”他说，“香港与北京现在已经没有分别。”

香港焦虑程度不断上升的另一个迹象，就是他的新书《陈健民狱中书简》在本月的预售和书店订单中卖出了2000本。他说，这样的书通常只能卖出几百本。

他说这种需求不仅仅是出于对监狱生活的兴趣。“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是，在一个越来越少自由、越来越压抑的环境下，如何保持清醒，不要奔溃。”

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建设公民社会的人，陈健民说从长远来看，他有信心看到香港证明它的坚韧。人们只是需要时间来适应黑暗，他补充道。

“遥遥长路，有时真的觉得前路茫茫，灯有时会暗淡，”他在2019年退休前的最后一节课上对他的学生说。“暗夜里，可以怎样？我想只能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