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安法下，香港从法治绿洲走向警察国家

中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基本上一直在暗中运作，而最近几年来，这个机构已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扩大为抵御中共统治、公共秩序和国家统一所受威胁的防御者。

根据本周生效的港区国安法，中央政府将在香港公开派驻安全官员，以压制那里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声音。该法授权这些派驻人员调查案件、收集情报，以及帮助监督国安法在学校、新闻媒体和社会组织中的执行情况。此前，中国特工在香港的活动是秘密的。

“我被绑架到中国时，那种做法是秘密的，”林荣基说，他是香港一家书店的老板，2015年遭绑架后被偷偷送到中国大陆。他说，安全官员将他单独监禁了五个月之久，对他出版关于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八卦书籍的事情进行了审问。

“现在中国国家安全机构在香港得到了正式保护，香港将基本上与中国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不同，”现居台湾的林荣基说。

港区国安法因引入了界定模糊的罪行，比如分裂和勾结，引发了人们的批评，这些罪行可被用来扼杀抗议活动。周三，也就是国安法生效的第一个整天，香港警方逮捕基本和平的示威者，展示了法律赋予的新权力，警方认为示威者的行为挑战了中国对香港的统治。

国安法也将中国的警察国家延伸到了香港，中国安全机构在香港的运作将不受当地法律和法院的监督。安全机构公开运作且不受监管的性质，对香港来说意味着一个重大变化。这里曾一直将自己标榜为一个法治的绿洲。

对习近平来说，香港代表着他扩大中共对社会控制的必然的下一步。一些专家表示，自2012年上台以来，他领导了压制政治异见、工人抗议、学生运动，以及平息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动荡的镇压。

“中国国内发生的情况与他们强加给香港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布鲁金斯学会的何雷恩(Ryan Hass)说。他在2013年至2017年间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中国事务主管时，曾与中国国家安全机构的人打过交道。

“他们像是笼罩在社会上空的乌云，”何雷恩说。“他们能决定什么时候让阳光进来，什么时候不让进来。”

香港警方周三依据北京颁布的新国安法逮捕抗议者。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共领导人将香港这个英国前殖民地视为中国南端一块受西方影响、充满反党情绪和叛国分裂分子的危险飞地。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后，保留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和公民自由。

去年，支持民主的示威活动在香港持续了数月之久，有时甚至与警方发生暴力对峙，中国领导人对香港的情况越来越担心，而且很不满。

“香港被视为整个中国内部安全的一个薄弱环节，”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中国项目主管孙云说，她一直研究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香港人上街抗议时，马上会让北京感到难堪，因为抗议者是在质疑中国的威权政权。”

在去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中共提出一个替香港设立国家安全系统的模糊想法，外人当时并不明白习近平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本周公布的法律揭示了中国安全机构向香港的扩大，其范围之广令许多人感到震惊。

该法包括在香港设立多个新机构，对挑战中国统治的做法进行法律制裁，即便是和平的方式。

这些机构包括在香港政府设立一个维护国家安全的委员会，以及在当地警方和检察官办公室设立涉安全法案件审理的部门。北京还将向香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派驻一名顾问，并在香港设立自己的、由大陆员工组成的维护国家安全办公室。

“这些机构将起到恐吓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活动的效果，”香港中文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林和立说。“只是知道它们的存在，就会有影响。”

北京已毫不客气地驳斥了批评，基本上是在告诉香港人，去年发生了动乱之后，现在是应该接受更有力、更具侵扰性的治安手段的时候了。

港区国安法还允许当局对在海外犯下政治罪行的人提起诉讼，这制造了一种令人恐惧的可能性，比如居住在英国或加拿大的香港移民，如果他们在所居住的国家举行和平抗议后返回香港，可能会被逮捕。

“中央有权力也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中国政府驻香港办公室副主任张晓明本周在北京对记者说。当被问及西方国家实施制裁的问题时，他说：“这关你什么事？这完全是我们的内政。”

不过，中国的“国家安全”概念与西方的标准不同，后者侧重于恐怖主义、外部威胁和外交竞争。中文的“国家安全”说法本身包含“政府安全”的意思，有关国家安全的官方政策更多地强调来自国内的威胁，以及维护共产党的统治。

习近平在2014年召开了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次会议，这个引导政策制定的委员会向中共领导层而非文职政府负责，这让它与人民解放军一样，成了中共直接领导的部门。

“中国的国家安全概念远远超出正常外交政策的范畴，”史汀生中心的孙云说。“关键的出发点是政权安全。”

即使用中国的保密标准来衡量，国家安全机构的操作也是非常隐秘的。

负责调查重大国家安全案件、在国内外收集情报的国家安全部很少公开表态，也没有记者提问题可打的电话号码。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很少公开露面，有关委员会活动的线索只是零星地出现在地方政府的网站上，这些网站有时会提到该委员会的会议和指示。

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次开会是在几个月前，当时中国正在努力应对国内的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据中国政府网站上的简报，习近平召开这次会议的重点是，中国在受大流行病影响的世界里面临的威胁。

“我们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越来越多，”中国国家安全部长陈文清在4月份发表在一个中共刊物的文章中写道，他的这种公开发声很罕见。“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挑战我们核心利益的图谋，我们要旗帜鲜明、不怕摊牌。”

在中国，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在宣传中变得越来越突出。

习近平设立了国家安全教育日，政府在每年4月的这个日子提醒市民严防间谍和蓄意破坏者，包括据说用浪漫晚餐引人上钩的外国特工。地方政府对企业和工厂进行检查，以防泄密。高校定期报告学生和教师中的思想倾向。

港区国安法也呼吁对学校、新闻媒体、互联网媒体，以及民间协会实行更严格的监管。反对国安法的人说，来自北京的顾问可能会帮助引入一些中国用来打压潜在麻烦制造者的监控和施压策略，也许是比大陆采用的更隐秘的形式。

“‘秘密警察’在我们的脑子里曾是一个抽象概念，”香港抗议活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罗冠聪在海外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现在，它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担忧。”

罗冠聪后来在Facebook上发帖表示，由于害怕国安法，他已逃离香港。他没有透露自己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