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左翼：从方方的反对者们说起

作者序：本文写作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但因种种原因并未如期发出。如今，方方及其日记已经从社交媒体的热点中淡出，整个关于疫情的讨论也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至少在表象上，正逐渐从过去半年内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阴霾中走出，但无论在经济意义上还是舆论中，社会的割裂都并没有因这种表面上的“恢复常态”而弥合，只是我们的注意力从一些事转移到另一些事上罢了。这篇文章原意是回应当时正处于风口浪尖的方方这一热点，虽然如今已经不再有许多人仍执着在这一议题上争辩，但只要社会问题、社会裂痕依然存在，这篇文章致力于剖析的主题就永远不会过时：疫情中形形色色的舆论漩涡中的人物、大洋彼岸的弗洛伊德、历史上中外的那些政治事件与人物，在每一个主题上舆论的撕裂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更深层的社会割裂、与面对这种社会割裂时的幼稚病。

立场是重要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谬误在于恰恰是“主义”定义了什么是问题、要研究哪些问题、对问题要做些什么；但立场又时常为某种癔症提供了温床，让一句“屁股歪了”便可以抹杀一切讨论。在今天重新发表此文，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幼稚病依然大行其道；方方的热点已经过去了并不会使本文失去价值，或许读者反而能因已经脱离了那时的舆论环境而更能冷静地反思刚刚经历的过去半年。必须要重申：我们无法逃避政治（虽然我们短时间内也无法解决深层的社会割裂）。本文或许并未给标题中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也绝非为某个立场提供了一篇檄文，关键在于分析社会争议及其舆论反应的这一过程：在公共领域和意识形态仍然充满倒错、而人们却不自知时，分析就是批判。

截至2020年3月10日下午，武汉市14座方舱医院全部关闭休舱。/ 图源：Associated Press

我是“极左分子”吗？

我为桌子的四只脚向被砍下的树木致歉。

我为简短的回答向庞大的问题致歉。

… …

噢，言语，别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

又劳心费神地使它们看似轻松。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在一颗小星星底下》

整个舆论空间正在因方方的一纸日记而撕裂，与之一并而来的是我们诸多政治语汇在大量、日常的使用后被彻底重新定义了。

四月份的中文互联网上，结束一段友谊甚至无需像一二月时那样、对疫情进行长篇大论的探讨后才能给对方扣上“公知”“愤青”“小粉红”等现在看来已经有所保留的帽子，而只需要问一句：“你支持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吗？”紧接着再引用些“极左”“WG 余孽”或“恨国党”“递枪”一类更一针见血的词汇。有时这些词汇更是一种通过自嘲而反过来对最初抛出这些帽子的人的嘲讽——这些语境下，当有人说“我就是极左”“我们就是红卫兵”时，Ta大有可能是在表达对方方的不屑。

图源：方方微博

政治语汇正围绕着几个个人重新产生定义，而前所未有的是这些个人与真正的政治权威相差甚远：二月六号（或者七号）去世的李医生、其采访在无数种语言中转化为行为艺术的艾医生、刚刚谈及的方作家……支持他们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大都会被贴上“公知”“自由派”乃至“恨国党”的标签，而反对他们的人则已经被方方在日记中公开地抨击为“极左分子”了，这种语言似乎回到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时的用法了，“右”便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左”便要与 WG 和政治整风扯上关联。

从左到右依次为为《武汉日记》作者方方、“吹哨人”李文亮、“发哨子的人”艾芬

可是这种语言准确地描述了使用者试图借之抨击的对象了吗？稍作考证便不难发现，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方方的支持与反对两大阵营中，对“左”“右”语言的使用都充斥着似是而非的地方：在第六十篇日记中，方方将她抨击的“极左”定义为“改革最大的阻力”，但真诚地认为方方抨击国家不妥、一心维护体制的反对者们中，应当也不乏拥护当今改革开放的成果并受益于改革、支持国家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改革的人；而在另一方，同情方方、为她说话的支持者中，也有许多人自我认同为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即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拥护新一代领导核心和深化改革的人能自称“左”、赞同“996”“清除地段人口”等“为了发展先进生产力而做出必要牺牲”行为的人也能自称“左”、怀疑改革开放成果并希望回到大国企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人能自称“左”、对以上都不赞同而认为权威和国家终将消亡的人中也有不少自称为“左”——《国际歌》的歌词，可公然反对国家、反对法律、反对税收呢。

国际歌第三、第四组

在一些圈子中对方方及其反对者的讨论已经十分丰富了，有不少评论指出，那些自嘲为“极左”的、抨击方方及其代表的“公知”、乃至痛骂翻译日记的白睿文的群体，实际上是披着爱国左翼外衣的“右翼保守派民族主义”，而同情方方、或者说反对方方的反对者的一方则是“右翼自由派”与“真正的左翼”因对民族主义共同的警惕和反感而组成的。这种分析抓住了当代国内语境下左右话语的复杂和迷惑性，但仍然没有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定义了左翼？或者说，什么定义了右翼？反思 WG 的伤痛文学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右翼自由派，也并非赞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要被开除出左翼；这里缺乏的仍然是一种尺度，而非基于自身立场的价值判断。

所以，当我们谈论“左”与“右”时，我们究竟在谈些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从法国大革命时同情旧制度的贵族教士坐在右侧、反对旧制度的第三等级坐在左侧这一古老的故事说起，因为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双方都被不断赋予着新的含义，只有实证的描述才能在当代总结双方。左翼并非一个单纯理论的问题，因为其含义必须在动态的社会中去寻找；它也并非一个如萝卜白菜般由个人选择的问题，因为在个人的宣称并不总是同他们实际表现出的倾向吻合。要回答什么是左翼这个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对此一个不会有错的回答是，这取决于语境，因为一切语言脱离了语境便毫无意义。第二代领导核心所言的“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左”，所指的是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实事求是原则、改革开放政策的国内保守派；当代欧美语境下的“左翼”，总体上指的是支持福利国家经济模式和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同情环保、平权等后物质诉求的英国工党、美国民主党、德国社民党等社会民主政党；在冷战期间动荡的第三世界国家，“左”则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等欧美国家对第三世界的跨国剥削。

但到实际中，我们又会发现“语境”的含义无所不包：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宗教，乃至学术、艺术甚至私生活等领域，都可能产生左与右的争论。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一扇镜子”、却崇尚上帝和基督教道德的托尔斯泰是左派吗？曾加入又退出了法国共产党、远离政治但又处处不忘权力的福柯是左派吗？揭露苏联整个古拉格制度、但又不断抨击欧美自由主义的索尔仁尼琴是左派吗？另一方面，胡主编、张教授们为自己辩护的逻辑能否让他们算入左派、还是“伪装的右派”呢？自认为左派的粉红爱国群体的观点正是基于中国仍在发展中、仍与西方竞争的语境，他们的宣称成立吗？诉诸语境是一个正确的回答，但这并不能解决我们刚刚提出的问题。

寻找定义：检验常见的左右对立

在诉诸语境之外，有一种更常见、但也更清晰的方式去判断左右，那就是政治坐标系测试。从多年以前的北大未名坐标系测试、到最近的YAVT测试，似乎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流行起来一种新的政治坐标系测试。这类测试本身通过一系列数值试图将动态的、依赖于语境的意识形态光谱量化便削弱了其准确性，但它们蕴含的“通过一系列二选一的判断题便能归纳政治立场”的逻辑却时常被潜移默化地认可；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发现坐标系测试的结果总是令人略感疑惑——我明明觉着我和朋友政治观点相左，但为何测试的结果却相差无几？我明明是大家公认的左派，但为何测试却并不认可？这一逻辑的根本表现是，将“左”与“右”归纳到一组（或几组）相互对立的观念上，指认其中一方为左、另一方便为右了，例如这一常见的作者不明的“名言”：

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是没有良心；三十岁以后仍是左派，就是没有大脑。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左派意味着“良心的直觉”“年轻的激进”，而右派意味着“理性的思考”“成熟的稳重”——倘若考察这句话的来源和演变就会发现，这组对立根本站不住脚：最早使用类似句式的，是19世纪末法国政坛流传开的版本，其中“左派”原本是“共和派”、而“右派”原本是“保皇党”，用于讥讽当时拥护新生的第三共和国、反对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复辟的共和主义者们都是些狂热的、未经世事的激进青年，而将保皇党刻画成了高雅的、理性思辨的成熟绅士。这一句式后来还被用于“社会主义者”和“反社会主义者”、“自由派”和“保守派”——想必不断化用这句话去嘲讽政治对手的人们也心知肚明，青年终将变老、“法国的激进派”在某一天也可能同“德国的警察”站到一起，他们用这句话嘲讽和鼓吹的立场也总需要与时俱进。

“良心”与“大脑”总是对立的吗？这种对立暗含的逻辑将“大脑”所代表的理性同违背良心的利己算计划上等号，但在许多人身上我们却看到“大脑”为如何更好地践行“良心”找到了更妥当的方式。年轻与年老总是对立的吗？1919年已到中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却同罢课的学生们站在一起、1968年时年过半百的萨特和波伏娃却和学生们手挽着手走上巴黎的街头。让我们看看看政治现实吧：欧美的许多左翼社会民主政党，支持者群体同时涵盖了拥护后物质理念的年轻人和大学生、以及从这些左翼政党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受益最多的中老年人——不少年老的人们经过理性的算计，仍然选择了和激进的年轻人站在同一阵营中。

1919年5月7日，北大学生复课，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20位学生全部释放。学生返校时，蔡元培率全校师生员工在红楼广场迎接，致词慰勉。/ 图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与之类似的常用于概括左右的对立还包括：

“左”支持平等、“右”支持自由——诉诸了抽象价值的假两难困境使人更难辨别其谬误。每个人的自由不可侵犯他人的自由应当是多数人的共识，不平等的“自由”本身就是建立在他人的不自由之上；倘若自由不能平等地被每个人拥有，自由也便成了一种特权。

“左”支持集体主义、“右”支持个人主义——与平等和自由类似，集体与个人的对立也是因诉诸抽象价值而难以被识别的假两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个人健康、全面的发展与集体健康、全面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所谓“集体”本身就是由许多个体构成的，将两个概念认作是相互对立的无疑是荒谬的。

“左”支持社会变革、“右”支持维持现状——这组相对的动态时常与事实相反。为什么我们会将诉诸民粹主义、发动不满群众冲击着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建制，试图扭转既有的移民、环保、财政、外交等政策的那些欧美政客称为“极右翼”呢？

德国科隆的反移民“右翼”活动，标语上写着：我们不欢迎（强奸犯）难民

“左”支持国家干预、“右”支持自由市场——以经济政策作为区分标准无疑掩盖了其他一切领域的差异。无论是半个世纪前英国两党的“战后共识”、还是21世纪诸多社会党或社民党已经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欧美国家之中，都仍然存在着左与右的分化。

“左”意味着苏联与中国、“右”意味着西方世界——这种划分本身便是东方主义的想象、欧美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产物。在某些西方国家执政的左翼政党有时采取了比“东方”更保障工人利益、更促进人民政治参与的政策，而“东方”的某些货币和金融政策往往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更保守、更货币主义。

在以上种种尝试概括左右、但却无法成功描述政治光谱的对立之外，还有两种对理解政治更没有实际帮助的范式：一种选取了本应连贯的政治光谱之上若干彼此孤立的点，去试图为每个叫得上名字的政治理念绘制一幅速写并定义其左右；另一种则干脆把为政治理念辩护的整个顺序颠倒过来，先确定政治光谱上自身立场的所在之处、再从这里出发去定义光谱剩下的部分。前者逃避了这一事实，即绘制速写、定义立场必须总是要有某种参考系，却又悄悄地将预设的立场放置在整幅图景的某处以作参考，后者则堂而皇之地宣布自己就是那个神圣而永远正确的参照物；前者试图以呈现离散变量来掩盖左与右的对立，后者则干脆声明这种对立不复存在。

还有一种术语为“马蹄铁理论 (Horseshoe Theory)”的常见刻板印象，即认为政治光谱的左与右离温和的中间越远、便会愈发接近，而极左翼和极右翼更是相似大于不同——即便日常话语中我们很少见到这一术语，但这种偏见在许多对政治冷漠者的印象中十分常见：“极端分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国家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其实差不多”。然而，这一观点实际上过度简化了左右翼的区分，用两者某些行动上的相似之处——例如都反对自由资本主义、都进行大众动员——掩盖两者理论、动机和目的上的本质差异。例如在21世纪的欧美，社会主义者和另类右翼都反对当今全球化的模式，但左翼的动机是要求一个更公正、更平等、并非仅让跨国资产阶级收益而巩固跨国剥削的新型全球化，而右翼的动机是保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乃至于维护本国的“文化纯净”。

基于上述对几类谬误的反驳，我们此时可以就如何定义左右得到两点小结：（1）“左”与“右”的含义取决于语境，一切定义首先要肯定其历史性；（2）不能指望以静态、概括性的概念抓住“左”与“右”的一切，一个动态、具体的操作性定义 (Operational definition) 更有助于理解这组对立。因此，下文将首先检验左与右的历史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这种操作定义如何可能。

光谱的历史性：左与右的历史语境

1898年，埃米尔·左拉在公开发表的一封给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中愤懑地写道：

至于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们，和他们没有恩怨或仇恨。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种实体，只是社会上各种坏事的化身。我在此采取的行动，只是透过革命性的方法来催促真理和正义的爆发。

埃米勒·爱德华·夏尔·安东尼·左拉（法语：émile édouard Charles Antoine Zola）；1840年4月2日－1902年9月29日），19世纪法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亦是法国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重要角色。

这封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引爆了整个法国右翼的愤怒，涌上巴黎街头的民族主义者叫嚣着要逮捕乃至处死左拉，一贯保守的法国军方则将左拉告上了法庭。但这一切正中左拉的下怀：他所计划的正是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将整个右翼的怒火吸引到自己身上，以重新燃起全法国社会对被法国政府和军方试图压下去的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犹太裔的法国炮兵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裁决为叛国罪、流放到恶魔岛并剥夺军衔，指控是他将几项法国的军事情报出卖给了德国。然而整个审判十分草率，证据并不充分，法国情报机关获得的叛徒的字迹和德雷福斯的并不符合；在德雷福斯家人冒着被捕风险的努力下，真相一步步水落石出，但试图“维护国家尊严”的军方和法国政府也开始了行动：

1896年，新任法国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乔治·皮卡尔中校发现，将军事情报泄露给德国的内鬼似乎另有人在，他通过种种蛛丝马迹认定，另一名总参谋部成员费迪南·瓦尔桑-埃斯特哈齐更有可能是那个出卖情报的叛徒。但是军方出于“维护军队尊严和国家安全”，认为倘若重审德雷福斯一案、便势必使本就因天主教和保王党传统而备受怀疑的法国军队在社会上名声扫地，给皮卡尔中校施加了巨大压力令其沉默，并将他调到法国殖民地突尼斯、事实上地放逐了。但皮卡尔调查此事的备忘录渐渐为政界和德雷福斯的家人所知，法国舆论逐渐分化为“德雷福斯派 (Dreyfusard)”和反德雷福斯派两方，前者要求正义得到伸张、并揭露整个军队和政府中存在的不公，而后者则混杂了维护军队和国家尊严的民族主义与反对德雷福斯本人的反犹主义情绪。在种种压力之下，军方最终被迫开庭审理真正出卖了情报的埃斯特哈齐，但他最终却被判处无罪，某些军方保守派甚至继续试图伪造对德雷福斯不利的证据。

电影《我控诉》（1938）剧照 / 图源: 豆瓣

左拉的控诉成为了整起事件的转折点。当时的左拉已经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坛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怒于法庭对埃斯特哈齐的无罪判决和整个军方与政府中的不公，在整理了多方证据之后，他将对战争部、总参谋部、法庭等的一切指控全数写在了那封给总统的公开信里，发表在《震旦报 (L’Aurore)》上，而出版这份报纸、并给左拉的公开信取了“我控诉…！”这一标题的，就是后来成为法国总理、领导法国取得大战胜利并出席巴黎和会的乔治·克列孟梭。一众左翼知识分子随即签署联名信、要求重申德雷福斯和埃斯特哈齐一案（值得一提的是，署名者中包含了日后大名鼎鼎的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等人）。但右翼政客和知识分子马上开始了对德雷福斯派的攻击，法国政府以煽动和诽谤的罪名起诉了左拉，右翼舆论则宣称德雷福斯派“没有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因为在他们看来，让法国政府向身为犹太人的德雷福斯低头、承认法国军队在整个事件中的过错和不公，就等同于破坏国家尊严、损害军队声誉进而动摇“民族利益”。

J'accuse -- letter by Zola / 图源：britannica.com

对针对自己的起诉早有准备的左拉和他的朋友们，借法庭审理自己的机会，将大量他们搜集整理的证明德雷福斯的清白、埃斯特哈齐的罪状和法国军队的迫害的材料公之于众，让德雷福斯事件真正成为了广受公众关注的“事件”。左拉被裁决为有罪，并因此逃亡英国避难，但整个法国的左右两翼都已经被动员起来了，德雷福斯派的左翼攻击法国政府与军方的黑暗，反德雷福斯派的右翼则举行了大量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示威乃至暴动，法国的政党格局也因此洗牌——1898年大选中，左右翼分别依照支持德雷福斯与否结成了政治联盟，胜选的反德雷福斯联盟中自称拥护共和国的进步共和党人竟然与保王党成为了盟友，而法国反犹太联盟首次赢得了二十多个席位。最终，一个上诉法庭开始重审德雷福斯一案，他仍被判处有罪、但量刑获得减轻，又在政府的提议下接受了不再上诉的条件以获得总统的赦免；直到1902年大选中“左翼联盟 (Bloc des Gauches) ”胜出，德雷福斯才逐步被平反昭雪，但此时左拉已经被右翼分子谋害、与世长辞了。

德雷福斯事件的意义在于重新定义了法国的左翼与右翼——或者说，围绕着一个人和一起事件刷新了法国政治的历史语境。在此之前，自1870-75年的政体之争起，法国左右翼间最清晰的界限就是是否支持共和国，拥护议会共和政体的即为左派、希望复辟君主制的即为右派。但在1898年德雷福斯事件扩大后的首次大选中，反对德雷福斯一派的共和主义者与同样反对德雷福斯的保王党结成了同盟、即便双方在政体问题上仍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支持德雷福斯的共和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则与更左翼的社会主义者结成了同盟、双方都要求对保守和反动的法国政治建制进行改革。1902年大选的“左翼联盟”直接使用了左 (Gauches) 的字眼，来彰显这个温和共和派、激进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因支持德雷福斯和反对天主教保守传统而凝聚在一起的同盟，这一时期也因此被称为“激进党的共和国”：反德雷福斯派鼓吹反犹主义、天主教传统的保守价值和军队与教会的建制，左翼联盟政府就进行了一系列反对教权、反对旧社会结构的改革，直到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为法国持续至今的世俗国家传统定调、给了天主教和保王党人沉重一击。

在支持德雷福斯的左派全面主导法国政治后，随之而来的是奇特的“左翼挤出”现象：温和共和派、激进党人和社会主义者都因支持德雷福斯而自称为政坛的左翼，但政治的发展、新政党和新派别的成立却慢慢将它们挤向中间乃至右翼；原本为左翼提供了鲜明标准的德雷福斯事件，被更多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上的对立取代了。在经济政策上更偏国家干预与国有化的激进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壮大将温和共和派挤向了中右翼，演变为日后法国温和右翼最主要的政党民主共和联盟；激进党人内部的分裂让激进社会党人把被称作“独立激进党人”人的激进党右翼挤到了中间；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把社会主义者挤向了中间的温和左翼。于是到了间战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法国政坛上几乎每一个主流政党都会宣称自己属于“左翼、因为它们大都支持德雷福斯而拥护共和国，但在国有化和财政政策、社会福利、农业经济、同梵蒂冈的关系、对德国和国际联盟的外交政策等方面，这种广义上的“左翼”内部又再一次产生了左与右的分化，拥护国有化、支持社会保障体系和城市工人福利、在大萧条时希望法郎贬值的便是“左翼”中的左翼，鼓吹私人工商业、支持维护小农和中产阶级利益、希望维护法郎币值稳定的即成了“左翼”中的右翼。

在这一事例中我们看到，左与右的历史语境是极富动态、因政治和社会议题随时可能产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的；左翼与右翼区分的直接来源往往是在具体议题与政策上的立场分化，这种区分可以是围绕着通常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正如先前讨论的是否支持变革、是否支持国家干预等），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同样也可以围绕着个人展开——一如本文开头的方方一事。支持、同情方方（连同李医生等其他争议人物）与否可以作为重新划分国内语境下左与右的依据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依此划分的双方在其他重大经济、社会、文化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上便会有多少共识，而这种围绕着个人的政治光谱左右划分除了有助于为我们在茶余饭后找到谈资之外、并非是定义政治立场的严肃标准，因为从德雷福斯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仅在某一特定争议问题上宣称自己属于左翼（或者光谱上某一位置）的人并不见得就真的拥有如此的立场。需要重复的是，“左”“右”的划分是主观的、动态的、依赖于语境的，这种划分并不能说明双方、以及其中一方的内部在具体问题上拥有怎样的政治立场——公开宣称自己支持共和国和共和主义、因而属于左翼的不少人，实际上却处处反对旨在提高工人福利的经济改革、旨在解决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他们反倒被广泛地视为右派也就不奇怪了。

光谱的语言：左与右的参考系

方方就像是当代中国的德雷福斯，让我们谈论左右的话语围绕着她重新塑造了，她自己及她的支持者、反对者们对政治语汇的使用（或滥用）让这种话语变得混乱，反对者乐于标榜自己的“左翼”身份、而支持者则变成了“自由派”。但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总结，当左或右的名头作为一种对自己的宣称或对他人的指控时，并不一定能在涉及具体政治观点的领域中区分立场；纵使反对方方者们总是自称为左翼和拥护社会主义，这却改变不了在与他们相反的一方中有不少人甚至更贴近于通常对左翼的定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反对对方方的攻击的理论基础。

这种政治话语的混乱并非新鲜事。中文互联网某些特定圈子中时常谈论的“工业党”“复杂中国论”、乃至于在国际事务上对“白左”的污名化，都是这种混乱的产物；拥护或抵制996与加班的、支持或反对环保主义和性别平权的、赞同或不赞同言论与维稳体制的，都有一套自圆其说的逻辑证明自己为什么属于左翼、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阵营。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种种政治话语的参考系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便陷入了混乱，也因此让公共领域中对左与右的划分遭受了接连不断的倒错：

“气候女孩” Greta Thunberg被部分国内网友称为“白左圣母”/ 图源：Time

1966至1976年的运动围绕着该运动本身及其领袖，将认同与不认同的两方划分为左右。认同运动的一方即为左翼，意味着它同时拥护领袖个人的权威、集体“大鸣大放”式的“大民主”、意识形态挂帅的社会氛围及其背后的国家和集体主义想象；而反对运动的一方被划为右派，内涵是反对国家、反对马恩列斯毛的意识形态、崇尚个人自由而拒绝集体主义。随后八十年代的政治上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文化上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更是给这种划分定调并进一步细化，被打上引号的“左”意味着回到1976年之前的老路、没有认清“实事求是”的真理，而无需打引号即可随意批判的右意味着自由化、西方价值观与反对社会主义体制，官方话语下真正“正统”的无需打引号的左则必须同时拒绝两者、而坚决拥护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和政治上集中、稳定的领导体制——尽管打引号的“左”可能仅是反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不平等现象，而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派”中同样也不乏爱国、拥护社会主义体制并希望深化改革开放以维护这一体制的知识分子，但官方和“正统的左”通过其政治上的绝对垄断将双方的话语权都剥夺了、并几乎逐出了政治参与。可以看出，最早一边同“右派”斗争、一边又开除别人“左籍”的并非一些民间的左翼人士，开了对“极左”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各打五十大板之先河的也并非所谓“温和保守派”或伤痕文学云云，官方为两者开了头。

于是讽刺的一幕出现了，方方的反对者们用以自嘲的“极左”一词，恰恰来自于他们所自称拥护的国家体制的官方话语：是官方话语最早为“极左”、或打引号的“左倾”赋予了同情 WG、通过极端手段来“践行”意识形态的内涵。作为一组相对概念的左右，在谈论时总是需要某种参考系来映衬出两者的位置；但当这种参考系本身就陷于混乱和悖论时，在此基础上的政治话语也自然就总是充满矛盾了。

一方面，官方意识形态本身便包含了许多倒错：从“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到“他是人民大救星”的反差，再到明明属于核心价值观、却已经在某些网站中被列为为“敏感词”的若干词语，这种倒错贯穿了世易时移，一直存续着。或许民族主义叙事还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能够一定程度上相容，但对996和超时工作的辩护、“人民富豪”的命名、强征强拆等问题与“工农联盟”“中国梦”的官方叙事相左，应该已被多数人认同。

另一方面，官方对政治参与的垄断意味着，这种充满内在张力的官方意识形态又是日常政治话语唯一可用的参考系。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政府之外的众多在野党、工会、政治和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非官方媒体等“连结机关”为民众提供了众多参与政治的途径，共同构成了日常生活中谈论左右的参考系。例如在美国，倘若一位自认为拥有左翼思想的年轻人认为主流民主党代表了建制和精英的利益，那么Ta可以选择伯尔尼·桑德斯；倘若Ta拒绝政党政治，那么还有工会联合会和各类左翼社团；倘若Ta认为工会已经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驯化，那么还有雅各宾 (Jacobin) 等激进杂志；倘若Ta想要拒绝一切权威，那无论是去中心化组织的ANTIFA、还是知识界的左翼自由意志主义圈子都仍提供了选择——以上的种种为从温和到激进的美国左翼都提供了实际、具体的参照物，不难指出一位热衷参与政治者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而在中国，热衷于政治的年轻人能够选择参与的有：微博、知乎、豆瓣、微信、QQ、贴吧。

雅各宾最出名的四期封面 / 来源：Jacobin / Remeike Forbes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上述的混乱和倒错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加剧，而第二个十年结束时，混乱、倒错与政治垄断都达到了顶峰。对冷战期间国际范围内左翼运动的研究指出，“左翼无限可分”的状况倘若不是在拥有实际权力时内部斗争的产物，便总是出现在那些来自左翼的政治参与受到限制乃至打压的地方，例如冷战期间因两极格局而镇压左翼运动、竭力阻止青年学生参加政治的日本和西德，因为它们能够动员的社会资源、即可供招募吸收的同情左翼者受到极度限制，出于一种竞争资源的策略考量，左翼不同派系间便会更清晰地勾勒出彼此间的区别、以有针对性地动员本就有限的同情左翼者的支持或参与。在今天的国内语境下，政治参与的垄断不仅在左翼、而是在整个政治光谱上都制造了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而意识形态的混乱和倒错则进一步使这些碎片式的左与右的派系经常难以宣称自己在光谱上所处的位置、也难以被公众正确地认识到其政治坐标，最终仅有一种鲜明的、却不必担心受到政治垄断打击的政治立场脱颖而出，在互联网充分普及、而非仅给了特定群体发生渠道的时代中成功夺取了网络舆论的话语权，那就是赞同体制、赞同国家机器及其一切行为、纵使官方意识形态混乱也总是紧紧拥护这种混乱的那一派人，我们通常以某种颜色代称。

左翼作为一种解放的立场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总结：第一，左与右的概念总是围绕着具体议题而动态地存在，既无法在理论层面为其找到绝对不变的标准、也并非由主观的宣称本身决定；第二，识别左与右的立场需要一种由社会现实构成的参考系，但这种考察必须首先认清参考系——即现实政治——的内在混乱、矛盾和倒错。

正如上文所言，我们必须为左翼找到一种能够适应现实社会、而非仅写在书本上的操作性定义，通过描述与某一对象的互动来定义这种动态的立场，这个对象即是上文已经多次提及的“建制 (TheEstablishment)”。狭义上的建制指代在某一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或精英圈子，他们在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对社会系统性地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乃至控制；但这里我们取用其广义的定义，即社会中一切支配性的、稳定的结构的总和，这包含了政治精英圈子（如执政党的领导层、美国政治的“铁三角”、军方）、经济结构（如东欧国家的寡头、欧美的金融界、整体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社会阶层和规范（如阶层固化、父权制、具有强制力的“传统习俗”）、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某些国家的天主教伦理、官方的意识形态垄断、主导性的价值观）。换言之在国内语境下，狭义的建制仅包含了所谓“赵家人”和马云、任正非等商界精英，但此处着重讨论的广义的建制则包括整个政治决策与选拔体制、经济各部门国有或私人的大垄断集团、逐渐稳定的阶层固化和城乡二元结构、服务于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的教育体制、主流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等。

左翼也是一种人道的立场，它反对建制的根本目的便是要追求人从建制中的解放——建制，即那些主导社会的结构、体系、机制，总是不断尝试着为自己辩护、将自身存在的意义从推动公共利益偷梁换柱为存在就是为了存在本身，并想方设法消灭那些对其地位构成挑战的力量。某些学术流派认为国家和法律是公意的体现、维护社会规范的强制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推论道社会中的反对派即是动摇社会规范的恶人。这里的荒谬之处在于，一方面国家和法律有其具体的承载者，而这些承载者并不总是严格遵照社会的公意行事、甚至时常它们行使支配地位的目的就是巩固其支配地位本身，另一方面它们又会不断或主动、或无意地将人异化，使人们淡忘人民的国家，而相信国家的人民。从这个角度出发，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两位忧心忡忡的社会学之父都对这种谎谬提出了警告：前者抨击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对人的异化，而后者则担忧追求效率和理性的现代官僚制把人们关进铁笼。

欧美对20世纪社会运动的研究提出了基于微观-个人与能动性、中观-政治组织和社会结构、宏观-社会环境与宏观理念的三个层面的分析范式，以理解社会运动的形成、演化及与社会的互动。在这里，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相对于建制的立场或与建制的关系、在这三个层面上回答“左翼是什么”这一问题：

在个人能动性的层面上，左翼倾向个人对建制的拒绝与反叛，而拒绝建制对个人的规训和系统性压迫。同情冉·阿让与宋公明并非出于宗教伦理的慈悲为怀或替天行道的江湖精神，而是首先因为对他们所生存的压迫性的、不公的社会感到愤怒，才会产生对这种社会之下那些悲惨、却又敢于反抗的个人的同情。左翼为平等和社会正义而斗争正是这一逻辑的结果：“自由”“富裕”“秩序”“荣誉”等一切美好的词汇倘若仅为部分人享有，那么总会有另一部分人为这种特权承受代价。

在组织与结构的层面上，左翼倾向对现有建制的结构性批判和改造，而拒绝维持现状。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承受的剥削，因而推动社会保障和工人福利的改革；环保主义反对不可持续发展的当代经济模式，因而要求朝着更环境友好的方向改造社会；女权主义反对父权制在从政治经济权利到话语与社会规范上的种种支配，因而呼吁建立性别平等的社会结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则更为彻底地批判现存建制的结构并要求改造社会。——直到系统性压迫终结之前，左翼总是批判并希望改造建制的。

在环境和宏观理念的层面上，左翼将人本身放在一切考虑的首位，而拒绝以抽象的、与人并无直接关联的价值替代人的第一性。自人类社会形成之初起，便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神圣、先验、不可侵犯的伦理和意识形态，超越了人本身的地位并让人为之牺牲：宗教伦理、礼乐宗法、对民族与国家的狂热、反犹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个人崇拜、社会达尔文主义、红色恐慌、市场万能的信仰、商品拜物教、优胜劣汰的奋斗哲学…… 因此左翼追求人的解放，便是要使人从这一切抽象的价值中脱身、摆脱由这些先验价值指挥的社会结构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主义则将更进一步，要求彻底终结人类劳动的异化与社会关系的物化、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左翼的意识形态总是要将人——连同人的解放——放在第一位，而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仅能是暂时的手段和妥协。

而左翼在以上三个层面中任意一个上的对立面，都可以归结为右翼；而倘若自称为左翼的某人在实践中在一个或几个层面上到了左翼的反面，那同样也可以归为右倾乃至同右翼合流。从埃德蒙·伯克到新儒家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们即便偶尔为社会进步说几句好话、又鼓吹某种实用主义而批判“用抽象主导行动”的左翼，但却永远无法摆脱一种对传统、权威与秩序的更加先验的神圣信仰，因此毫无疑问地处于右翼；认可为了“生产力”的进步便可以牺牲部分群体和社会正义的所谓“工业党”、与鼓吹“把饼做大”“入关”的那些人，则忽视了一切进步和利益倘若不能被所有人平等地分享、则只是进一步巩固了既有建制的压迫和对劳动成果的剥削，因而也实际上处在右翼；至于为了抽象的民族国家利益可以不顾一切地攻击“敌人”、乃至伙同不完善的公权力滥用举报的极端粉红，则是为了维护建制而迫害个人，同样处在右翼。

更具迷惑性的是同样扛起反建制大旗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他们要求消灭腐败、终结精英的统治、惩戒那些行政系统中的坏分子并推行对“大众”有利的政策，甚至在某些语境下他们还自称属于左翼、属于社会主义的阵营——这时就需要仔细审视他们的立场与诉求了：这些人反对的仅仅是那些精英但腐化的个人、还是整个不断再生产并选拔出这些腐败精英的体制？这些人的叙事中，能够带来改变和拯救的是某个高高在上的暂时奸臣蒙住双眼的圣明权威或神圣的民族/国家大义、还是对既有的建制与一切先验神话的系统性批判和改造？这些人在提出诉求、要求实行利于“人民群众”的政策时，是否已经先入为主地将一部分人排除出了“人民群众”的行列（例如特定阶级、少数族裔、边缘群体）？这样的拷问也是检验同样模煳的“民粹主义”的标尺。

大兴区，保安阻止旁观的路人靠近一座正在被拆除的小工厂。/ 图源：BRYAN DEN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左翼是一种解放性的实践立场——即便这一立场在实践中总是充满矛盾和坎坷，但这正是因为它对人的解放的不懈追求——这是对标题中的那个问题最简短、最直接的回应。在社会中压迫性的、剥削性的成分被彻底推翻之前，左翼的立场就总会反对建制在各个方面的具体形式，因此它是解放性的；在那些成分连同种种社会问题被彻底解决之前，袖手旁观、逃避针对现实议题的研究和行动就等于对建制的妥协，因而它又是一种实践的立场。即便本文的讨论并非严谨的学术作品，但面对混乱而满是悖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公共领域的政治话语时，我们仍应当努力找到一种对左翼和右翼这组集模煳、宏大、争议与主观于一身的政治术语的阐释，而本文正希望让这种讨论从一些专业或娱乐的小圈子中逐步走出——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下总是无法逃避谈论政治、更无法逃避政治本身的。